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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览扶桑 (ID:sjcff2016),作者:吴从周,原文标题:《日本人的国民水果,竟然是它》
日本的水果昂贵,苹果桃梨皆是如此。橘子几乎是最便宜的,但过了季节,一样奇货可居。唯一从年头到年尾都本分如一、不必掂量价格就能随手买得的,大概只有香蕉。日文虽然有“蕉”字,但香蕉却是用了banana的片假名音译,写作“バナナ”。三到五根一小把,包在塑料袋里,卖价不过一百到两百日元。或在专卖果蔬的青果屋,小塑料篮装一大串,也就是三四百日元,甚至比国内还要价廉。
这对我是好事。窃以为香蕉是世界上最宜人的水果。甜香柔软不费牙,又不用水洗刀切,更不会如蜜桃芒果之类糊一手黏腻的果汁,简直是专门利人的典范。但若要细究这种偏好在心理上的由来,大约在九十年代初年的贫瘠小城镇,香蕉还是一种难得的珍稀水果,充满南方热带风情,用途主要是探病和送礼。小时候有一段体弱多病,频繁去医院。白床、铁皮床头柜、消毒水气味、点滴落下时在管壁溅出的细小水滴,以及透出塑料袋的香蕉气味,似乎这样的环境之中,不适感更容易被安慰。
但太太跟我的意见相反。她对香蕉嗤之以鼻,认为它甚至不能算是水果之列,简直应该算粮食。又嫌未熟透的香蕉有一股青涩气,说是“猴味”。我猜这个称呼含着近墨者黑的告警,但实在是冤枉了香蕉。众所周知,我们东亚常见的猴类,主食是嫩枝树叶,而且因为地理所限,其实并不太有机会吃香蕉。
香蕉算不算正经水果到底是个人意见,姑且存而不论。在百物腾贵的日本,香蕉简直和豆芽、牛奶、鸡蛋、纳豆之类常年平价的食物一样,足以让最拮据的人也能享受食之自由。
查了一下资料,香蕉是日本消费量第一的水果,每年要消费约100万吨,平均下来,一个家庭一年能吃18公斤,比位居第二的苹果要多三分之一。据NHK的报道,香蕉消费量高的城市集中在关西,其中大阪的堺市是日本第一,平均家庭消费量超过23公斤。古都奈良和京都也在前十之列。
日本本土不是香蕉产地,只在冲绳、鹿儿岛、宫崎等地有少量栽培,因此几乎全数依赖进口。仅此一项,便占了进口水果总量的六成,可见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对香蕉依赖之深。
一种热带水果在此间成为国民食物,历史想必不会太长。一个说法是,织田信长是第一个吃过香蕉的日本人。永禄12年(1569),葡萄牙天主教传教士路易斯·弗罗伊斯(Luís Fróis)拜访上洛的织田信长,向他献上“南蛮物产”,其中有香蕉。但这一说法颇有疑点,未可确信。不过此说流传甚广,以至于岐阜作为织田信长布武天下的据点,干脆将本地所产香蕉称作“信长バナナ”。
后来信长身死,丰臣秀吉排斥传教,在京都毁坏教堂,弗罗伊斯远走长崎与澳门。等到历史中再次出现香蕉,便已是三百多年之后。其时清朝于1895年割让台湾,遂开启日本对台湾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台湾的物产,便源源不断输入日本。
香蕉原本也不是台湾本土作物,大致在十九世纪初自福建、广东引入,渐渐稍有种植。台湾呼香蕉为“芎蕉”,有俗谚说,芎蕉吐囝為囝死。原来香蕉种植时,需伐去老株,使新芽生发,以此比喻父母对子女之牺牲奉献。
至台湾为日据之初,有大阪商船公司所属的轮船“台中丸”航行于神户、门司、长崎与基隆之间。同时,曾作为辅助巡洋舰被征用、参与对北洋舰队黄海海战的客货轮“西京丸”亦常在此海域航行。于是,有好事船员便将日本所无的香蕉携入,零星在港口商店贩卖。而第一次成规模的输入,是在1903年。基隆商人赖成发与日本邮船公司的都岛金次郎一同,将台北县产的香蕉以竹笼装运,自基隆运抵神户,台日之间的香蕉贸易由此正式开始。
二十世纪之交,也正是香蕉在欧美流行的时代。发达各国的水果公司在热带国家与殖民地开拓香蕉种植园,香蕉成为国际大宗贸易商品。日本正当明治年间,亦步亦趋,推崇这种富有热带风情的南国水果,并视之为一种“文明开化”的果品。报纸发消息,说明治天皇喜爱的水果是御苑所产的“バナナ”,随后,台湾所产的香蕉也被“进贡”给明治天皇夫妇。台湾香蕉便迅速在社会上层流行开来。
报刊登载香蕉食用指南,告诫人们不要粗鲁地剥皮吃,而是要放在盘子里,用小刀切去两端,再切成便于优雅品尝的小段,以叉子送入口中。作为一种高级水果,香蕉皮也会被精心对待。1920年的《妇人和家庭》杂志登有一则香蕉皮料理法:香蕉皮切薄片,加砂糖和盐,煮至柔软,待冷却后食用,十分美味。
及至三十年代,香蕉已经成为市民日常享用的水果。在1932年,东京神田果蔬市场,450克香蕉售价六至七钱,而当时十个鸡蛋的市价大概是17钱,可见香蕉已经十分廉价易得。
30年代的《少女俱乐部》杂志介绍香蕉的吃法
香蕉在美国风行,中美洲诸国便开辟大片种植园,成为“香蕉共和国”。同样的情境,也发生在亚洲。随着日本市民消费香蕉越来越多,台湾的山地之中也随之开辟了大片的香蕉种植园,短短十年间产量就急剧攀升到十几万吨。上世纪二十年代,有台中文人张子材写诗,句云:“东去墩山十里遥,汴溪曲曲水迢迢。年来果价高于谷,远近人家尽种蕉。”
此时,香蕉已与砂糖、大米一起,成为输送到日本最重要的物产。基隆港香蕉堆积如山,被呼作香蕉之港。而距离台湾航线最近的日本门司港,大量的青香蕉越海而来,在门司港上陆。商家将其存放在地下仓库中,待其成熟变黄,再上市销售。
有一部分果品会在运输途中提前成熟,因为是装在竹笼中,被称为“笼熟”。笼熟香蕉便会在港口直接低价售卖。售卖的办法与荷兰式拍卖相似,商贩逐渐报出更低的价格,直到有人买走,谓之“叩き売り”。商贩会拍手唱歌,以招揽客人。常见的一首歌是:
春よ三月春雨に
弥生のお空に桜散る
奥州仙台伊達公が
何故にバナちゃんに、ほれなんだ
バナちゃんの因縁聞かそうか
生まれは台湾台中の阿里山麓の方田舎
台湾娘に見染められ
粗略翻译一下,即是:
春天啊三月的春雨里
弥生的天空樱花纷飞
奥州仙台的伊达公啊
为什么喜欢香蕉呢
且听解说这段缘由
它生在台湾台中阿里山麓的乡村
被台湾的姑娘所喜爱
其后的歌词,描述了香蕉远来的路程,大意是:装进竹笼,拥挤着离开阿里山。在火车上一路摇晃,到达基隆港。从基隆出海,波浪闪着金光银光。远航的旅程哟,千辛万苦,终于到门司。
人类学者鹤见良行的《日本人和香蕉》,通过香蕉贸易探讨明治以来日本与台湾及南洋诸国的关系
门司港的香蕉拍卖,后来成了当地的文化遗产,因而这首歌至今仍在门司港歌咏不绝。在歌谣中,香蕉的抵达被描述为一场充满南国浪漫风情的远游,自然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背后的黑暗面。
实际上,虽然当时台湾香蕉产业被视作“黄金时代”,但几乎全为殖民政府所掌控。自20年代起,垄断台湾香蕉产业的台湾青果株式会社,重要的干部都是日本官僚,台湾本土人士仅能担任最基层的职务。各地同业组合的组长或代表人,也都由地方殖民政府任命或者直接兼任。台湾香蕉种植和出口虽然在亚洲风光一时无两,但种植与贩卖的利润,最终多半为殖民者所得。
到日本濒于战败,航路断绝,香蕉便从市场上销声匿迹。至于战后,香蕉再次出现在日本市场上时,又一变而为普通人无法企及的高级果品。当时日本人平均月收入不到一万日元,而一公斤香蕉的市价则在两千日元左右。在贫乏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香蕉常常与战争之前的记忆联系在一起。曾经的中产人士追忆当年繁荣丰盈的生活,可以随心所欲享受啤酒、牛排和香蕉,哀叹战败后的凄惨景况。
与此同时,曾经被日本占领过的东南亚诸国,关于香蕉的记忆则是另一番风景。日本在被占领地区强迫发行的钞票上印着象征南方风情的香蕉树,很快就因为滥发而一文不值,被当地人叫做“香蕉票”,用来比喻无用之物。
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在马来亚和婆罗洲发行的“香蕉票”
虽然战后随着贸易再开,香蕉重新回到日本市场,但一直到六十年代都是一种昂贵的水果。一直到1963年开始香蕉输入自由化,情况才为之一变。日本本土少有香蕉种植业,因此放开对其输入的限制,香蕉重回普通国民的餐桌。此后十余年间,更加廉价的菲律宾香蕉大量输入,取代了台湾香蕉的市场地位。今日日本市场所能见到的香蕉,几乎都是菲律宾进口。甚至还有为担心糖分摄入过多的人士提供的低甜度香蕉,价格竟然比甜香蕉更贵一些。
后来亦有日本的左翼知识人追问,心安理得地享有海外的廉价水果,而不关注产地劳动者的健康、贫困与过度劳动,以及自然环境的破坏,是否是一种道德的消费方式。我未曾觉得日常生活中的日本人,或者其他任何一国的国民,能普遍抱有如此的自觉。但商业社会中的消费者,至少是可以用钱来为商品投票,而不是转过身去,只听取香蕉到港的欢快歌谣。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览扶桑 (ID:sjcff2016),作者:吴从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