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纪事》：为什么感觉生育这件事“说不出口”？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作者：赵蕴娴，编辑：黄月，原文标题：《讲述生育之痛，但拒绝苦难标签：《生育纪事》背后的打工男女 》，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哪个女人不生孩子？”好像只要孩子能生出来、没死人，生育这件事便没什么值得说的，只有把沉默做成天经地义的样子，才配得上自我献祭的“伟大”。

生育被礼赞，生育之痛却是众口缄默的难言之隐。大约两年前，在北京木兰花开社工服务中心的活动室里，一群女性打工者偶然地聊起了自己的生育经历，她们惊讶地发现，和生育相关的那些真切而疼痛的话，自己从来没有与他人讲起，甚至面对自己的老公，也觉得“说不出口”。在木兰花开创办人齐丽霞的提议下，大家决定排一出戏，把底层女性生育的故事讲出来。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她们终于同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和学生一起，把这出《生育纪事》搬上了北京人艺菊隐剧场的舞台。

在剧中，农村女性韩姐总共经历了五次怀孕，前两次生下了婴儿，后面三次因家中经济条件所限被迫引产。韩姐的故事几乎被以非虚构式的方式呈现出来，映射了底层女性共同的生育困境：简陋的生产条件、陈旧的生育文化、重体力劳动导致的避孕环脱落，以及随之而来的意外怀孕、陪伴的缺失……与城市中产女性所面临的生育难题不同，底层女性的生育之痛同时有着深重的阶级烙印，她们要面对的不只是性别问题，而是性别与阶级的双重镣铐。

界面文化采访了木兰花开社工服务中心的创办人齐丽霞与本剧导演、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教授赵志勇，与他们聊了聊生育话题的真空、底层女性所面临的交叉性压迫、男性对性别议题的参与以及服务中心在疫情下的近况。

他们认为，《生育纪事》是在多重因素叠加的视角下如实地讲述底层女性的故事，它没有将男女对立起来，指责“男人十恶不赦”，而是要想方设法地把男性纳入性别话题的议程中，这也是木兰花开社工服务中心的一贯理念。从齐丽霞的讲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戏剧、群聊、亲子活动这类细微处的工作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男男女女的改变，诚如她所言，每个人都有自身所处环境带来的局限性，“如果我们的教育里面没有给他打开这一页，没有给他放开视野，他怎么能想到呢？”

齐丽霞也坦言，打工女性群体的流动性给社区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挑战，疫情之下更是如此，但社区的工作不会因此停摆。据了解，木兰花开社工服务中心未来将继续与中央戏剧学院的师生合作，关注基层女性打工者的现实处境。

讲述生育：社区戏剧不为疗愈而为呈现

界面文化：最开始是怎么想到要做“生育”这个话题的？

齐丽霞：契机很简单，也有点戏剧性。有一次，我们十来个姐妹在一起聊，吃奶粉和母乳喂养哪个好，其中一个人不知怎么就从“养孩子”转到了“生孩子”上，开始聊自己生孩子是顺产还是剖腹产、那个过程到底有多痛、是谁去照顾的等等。

当时我插了一句，问大家，这些以前有没有跟人聊过。一个姐妹回答说，这事儿我谁也没说过，结婚十来年了，连老公都没说过。我觉得很奇怪，一个家庭内部的话题，怎么连老公都没说过呢？她回道：“这话咋说？说不出口。”这对我冲击很大。生孩子几乎是所有女性都会经历的一个过程，这么大的事，中间那么复杂的感受，甚至有时候身体会受到特别大的伤害，居然连最亲密的人都没说过。

我提议，咱们要不拍个戏，这些事此前没讲过，姐妹们说完后都是畅快淋漓的，还有很多人想必有苦说不出，想说也不知道跟谁说，咱们把生孩子这个事演出来，让更多人知道。大家商量之后，就下定决心，要排这个戏。

定下来之后，我跟中央戏剧学院的赵志勇老师打了个电话，想听听他的意见。赵老师一听，就说这是很好的一个议题。我们立马成立了工作小组，开始做调研访谈。前期的工作量非常庞大，大概准备了一年多。公益机构通常是项目制的，有经费，我们做这个没有项目支持，也没有经费，但大家都觉得特别值得做。

所以我们的工作人员、志愿者就自己挤时间整理访谈，从中抓素材。从真实素材里面找故事，这是我们社区文艺作品的特点。《生育纪事》里的故事基本上就是照着原型故事走的，但也能体现生育经历的共性。比如说流产、多次流产，比如说因为经济条件不好，只能在简陋的环境里生产，还有老公的缺位，这些共性的问题在剧里都有呈现。

有观众提问说，你们这个剧里面男性失踪怎么这么厉害？的确，全剧只有两个男性，一个是公爹，一个是男大夫。因为根据我们的访谈调研来看，男性缺位的确是大量真实存在的。按理说，能给孕产妇精神支持比较大的，还是她自己的丈夫，但很多人直到生产完都不会出现，有的产妇甚至因为家里人不会写字，要自己去签字。

韩姐为了省下引产钱，使劲用拳头打自己的肚子 《生育纪事》剧照 摄影：李昊

界面文化：一种观点认为，社区戏剧的宝贵之处在于疗愈，通过表达述说来缓解被压抑的痛苦。在排练和演出的时候，女工们自己的体验是怎样的呢？

齐丽霞：首场演出的时候，故事原型没去，她没法看自己的经历被演绎。我第一次把剧本给她看，她看完之后就跟我说，太难受，眼镜红通通的。第二次演出的时候，我问她想不想看，她很想看，就过来了。现场排练时，她看到痛苦被再次呈现，特别难受，一些和她比较熟的志愿者就在一旁陪着她。之前她在自述和访谈的时候都没有流泪，就好像在讲别人的故事一样，非常平静。但真看到痛苦再现，往常的伤痛就被勾起来。

故事原型是一个70后，因为经历相近，一位同是70后的姐妹在演的时候更能找到感觉，大家都夸她演得好。她的那个感觉并不都是赵老师指导的，而是她自己的领悟和直觉。她也认为再现这个过程很痛苦，但她愿意撑着讲出来，她觉得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成长了。

听这个姐妹说，她的老公看了演出后对她体贴很多，比如在她来月经的时候，就有一种理解和关照。所以这些事，看到和看不到，真不一样。她老公作为一个普通的打工男性，平时也没机会去看这些和性别议题相关的戏剧，他们夫妻之间也很难聊起这些事情。

所以社区戏剧，我现在也很难说是绝对好还是绝对不好。有人说讲述或者演绎，是一个疗愈的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能得到疗愈吗？还是可能有二次揭开的痛苦？这个度我们怎么把握？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赵志勇：我们做这个戏不是为了戏剧疗愈的效果，主要还是希望社会能了解基层打工女性所面对的困境，而这些困境都可以从生育这件事上看到。

比如在这个戏里，主人公为什么有那么多次意外怀孕，为什么怀孕之后不能及时去做流产手术，为什么每次生孩子、每次去做引产手术都要独自去面对，我们都呈现了。身处一个农村家庭，老公常年在外打工、家庭的经济收入不富裕、舍不得花钱、地里还有农活要干，这些都导致了基层女性的生育困境。

另外，一些文化观念也加剧了生育之痛，比如戏中接生的大婶说“生孩子不要出去讲”，好像这是个偷偷摸摸的事情。生育当然是非常身体性的经验，但它背后有很多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我们想要呈现的是这一点。

界面文化：为什么感觉生育这件事“说不出口”？

齐丽霞：作为一个女性，其实我自己也没跟我老公谈过这类话题。不深究，你可能就说是没办法谈，其实深究之后会发现，生育被塑造为了一个隐秘的、私人化的事情。

你跟男性聊这个，他会说，哪个女人不生孩子，他没办法知道你生孩子的那种痛。有一些男性更直接，“我觉得没什么，我回来的时候孩子老婆好好的，这有啥？”对男性来说，女人生孩子就跟鸡下蛋一样，很轻描淡写。如果没有一个女性集体共同探讨的场域，这个话题就很难被言说。

界面文化：所以生育不是一个平常聊天会涉及的话题，戏剧提供了一个特定的表达空间。

齐丽霞：对，平常大家可能聊你用什么面膜、你怎么减肥，不太会聊到你怎么生孩子。不光是和男性，即便是和关系很好的女性朋友，也很难去讲这个感受。

《生育纪事》剧照 摄影：李昊

“男人女人都苦”：如何让底层男性更多参与性别议题？

界面文化：剧中的男村民认为，农村女性坐月子好歹还能休息，男性却要全年在地里、在工地上劳动。小玉听完后说：“不怪他，农村人太苦了，男人女人都苦。”农村女性的生育之苦不被承认和理解，不仅是一个性别问题，背后还有阶级、城乡二元对立的重压，你怎么看待这种交叉性？

赵志勇：很多做评论的朋友看这个戏的时候会谈到，戏里建构了打工女性的“姐妹情谊”、一种共同体。我认为这不光是从性别的角度出发，它里面也包含着阶级，在这个案例里，阶级和性别不可能截然分开。

齐丽霞：我想说底层的——不光是农村的，还包括城市底层的——男性和女性都身受压迫，到底是底层男性受的压迫更深重，还是底层女性受的压迫更深重，就要具体到每一个家庭里了。如果女性的性格或者是娘家背景强一点，受压迫更多的可能就是男性，因为他也面临着性别压迫，比如我们经常听到 “你是个窝囊废”“嫁给你我亏了”这类的指责。反过来，如果一个男性在家庭里更霸道，甚至有时候喝酒、家暴，女性就会受更多压迫。

“男人女人都苦”不是给男人辩护，也不是指责男人。这部剧肯定有性别的视角在里面，但我们不想在底层里面再去争到底谁更苦，或是说“男人是恶魔，男人万恶不赦”。

人在阶级压迫下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和愚昧性，他没有机会看见，自然就没有机会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在底层做工作，越来越意识到这些问题和一个人成长的家庭环境、社会背景息息相关。我们的教育里面没有给他打开这一页，没有给他放开视野，他怎么能想到呢？

界面文化：男性对《生育纪事》和其他社区活动的参与情况如何呢？

齐丽霞：我们希望通过极细小的工作来让更多的男性和女性看到这些问题，但也不总是如愿。《生育纪事》演出的时候，除了我们邀请的家属，真正来看戏的底层男性很少，学生和知识分子多一些，但还是女性居多。就跟之前说的一样，生育在社会里很难成为一个可以公开讨论的事情，这对我们的工作也造成了很大的阻碍。

平常参与社区活动的男性也很少，但不论是为了家庭和谐还是性别平等，男性都是很重要的一环。光批判我觉得是没用的，还需要慢慢地、一点一点地让他们听到不同的声音，看到女性的感受是什么。我们一直在尝试让更多的男性参与进来。

赵志勇：在我收到的反馈里面，男性的比例还是挺大的，不是只有女性在讨论涉及生育的问题。有男性观众说，应该让还没有结婚的情侣一起来看看这个戏，让男性来了解、体谅女性配偶在生育时所遭受的痛苦，这是一种很好的婚前教育。但可能因为观众还是以女性居多，社交媒体上女性的声音更大些。

木兰花开社工服务中心“寻找温情爸爸”活动来稿 摄影：宋涛

界面文化：具体有哪些尝试呢？

齐丽霞：我们成立一个“爸爸群”，在里面发一些跟性别平等、家庭教育相关的文章。但让我们苦恼的是，这些爸爸们不接话，作为女性，我们跟他们找不到共同话题，聊不起来。

不过，也有一些令人欣慰的反馈。一次聊天，群里的一位爸爸跟我说，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也很少在群里发言，但一直关注群里的动态，学到了不少东西。他读了一篇讲共同承担家务的文章后反思，“我在工地上是忙，她一个人带两个孩子也是忙。下班回来洗个碗拖个地，也没有多累，我为什么老想着这是‘帮’她，等着夸赞呢？她带孩子病了累了，我也没夸过她呀。”

春节回家，他又跟他父亲讲，“你知道不知道你欠我妈一个道歉？你老觉得我们这个家是你撑着的，实际上你看我妈付出了没有？家里、地里的活都是我妈干，地里的活你干多少？饭你做过多少？”

从现实生活上来说，我们一时半会儿可能很难见到翻天覆地的转变，但如果观念上有一些改变，这个家庭的孩子将来也会有所不同。

我们还办过儿童厨艺班。前几期找的志愿者全是妈妈，后来一反思，这不又是性别固化吗？于是我们又找爸爸们来当志愿者。父亲节的时候我们也征集了一些父亲和孩子互动的视频和照片，发在公众号上。都说“父爱如山”，但是父亲为什么一定要在外面呢？能陪孩子玩、分担家务的父亲其实是相当受欢迎的。

界面文化：除了群聊时的冷场，尝试提高男性参与度的困难还有哪些呢？

齐丽霞：首先，底层男性的闲暇时间确实很少。当下社会，男性承担的经济责任还是更多，比如一些建筑工，他们早上五六点就出门了，晚上回来的孩子已经睡下了。另外，我们在工作过程中发现，男性比较固化，作为性别不平等现状的某种既得利益者，他很难有动力去改变。

赵志勇：像社区戏剧、参与戏剧这类的戏剧工作坊，参加的人90%都是女性，男性非常少，这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参与的女性大多是家庭主妇，社区中心对她们来说是一个社交活动的据点。男性外出工作，周末时间可能更愿意在家里待着，他们对文艺活动的兴趣似乎也不如女性那么强烈。

要招募大量男性加入社区的文化活动不太现实，但我希望，至少这些社区女性在演出的时候，男性可以来观看，知道女性是在参加什么样的活动，并且这个活动和男性的现实处境也是有关联的，然后有一些思考，从观念到行动能有所改变。许多参与者的丈夫还是很支持我们做这个戏剧，也来看了演出、排练，回去之后也知道多做家务、照看孩子。

在厨艺班教孩子们做煎馒头片的爸爸 来源：北京木兰花开社工服务中心

“寻找对生活的把握”：我们不希望被贫穷和苦难的标签固化

界面文化：“木兰花开”的工作为什么选择以文娱生活为重心呢？

齐丽霞：很简单，因为经济的问题我们解决不了。

界面文化：夫妻共同进城务工，有了孩子之后，女性更可能留在家里照顾小孩，社交圈子比较小，文娱生活比较单调，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社区的文娱活动如何帮助她们的呢？

齐丽霞：首先，除了穿衣吃饭，文化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基本需求。我们做过一些调研，许多打工者没有什么文化生活，就是看看电视。但我不认为看“脑残剧”就是文化生活，偶尔放松一下还行，但如果闲着的时候只能看“脑残剧”，我基本认为没有文化生活。

我们特别注重文艺队，但不等于只关注能歌善舞的人，营造一个让大家都能参与的氛围才是首要的。我们也很少唱流行歌曲，主要还是一起创作跟我们生活相关的文艺作品。这也是我们注重文娱生活的第二层原因：我们希望通过文艺队来发声，讲出真实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女性从家里来到一个公共场域进行表达，对个体而言也是一种成长。

界面文化：女工群体时刻处于流动之中，这给社区的工作带来了哪些困难呢？如何去应对？

齐丽霞：流动性带来的最大挑战在于难以积累。比如说文艺队排戏，今年要想找去年的原班人马一起演，就很难了。戏剧不光是演出，台湾的一个戏剧老师跟我讲，台上演出只是1%的工作，大家共同创作、排练，就算不能公开演出，也不意味着失败，因为99%的工作都已经完成了。这99%就像一个生命周期，一群人从中生发的情谊，是不可被替代的。新的姐妹加入进来，那又是另一个融入的过程，而非简单的替换。应对（流动性）就是去接受它，你没办法改变。

界面文化：疫情期间，木兰社区服务中心开设了一个影像小组课程，组织女工们用手机记录自己的生活，五一节的时候又组织了“看见最美基层女性劳动者”活动，这两个活动的初衷是什么？女工们对这些活动的反馈如何？

齐丽霞：疫情期间媒体对底层生活也有报道，但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少。我们想自己记录一些真实的声音，确实有特别苦的，也有一些是苦中有乐的。打工者群体是动态的、活泼的，我们不希望被“贫穷”和“苦难”的标签固化。一些主流媒体对“苦难”的消费，我很不喜欢。

底层人士也不喜欢“被压迫”“被伤害”的逻辑。一起进行创作的时候，我们会引导大家反思关于“压迫”的问题，但如果你直接跟别人说，你就是被压迫了，老板压迫你，老公也压迫你，只会引起反感，大家都想有一些积极的东西。这个“积极”和“正能量”完全不一样，它指的是人们能够看得见的力量和希望，每个人都期望能对自己的生活有一些把握。

“看见最美基层女性劳动者”活动来稿 来源：曾冬连

界面文化：疫情给未来造成了很大的不确定性，线下活动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受到限制，女工们的工作和生活可能会卷入更大的流动性，这对木兰社工服务中心来说会形成什么挑战呢？未来的工作会有哪些转变？

齐丽霞：我们的工作基本上没有因为疫情停下来，根据大家的情况，也根据我们自身的能力，一直在见缝插针地做一些事情。疫情可能会常态化，未来社区的工作如何不断地调整手法，如何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有效连接资源，都是我们正在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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