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挤地铁开始的漫想

每天都会困惑我的一个问题是：北京地铁的容量到底有多大。高峰时它仿佛是有着深渊巨口的长龙，不停吞吐人流，然而始终不见超载（挤一挤，总能上去的）。眼见着一个接一个乘客下车，地铁却仍是人满为患摩肩接踵，连转身都成了困难。让人禁不住感叹，它到底能装下多少人。

三颗纽扣的房子也不过如此。童话故事中，木匠三颗纽扣用木板做了个简易的小房子，身量极窄，却能无限容纳前来躲雨的人。三颗纽扣的房子是对温暖心灵的隐喻，早晚高峰的地铁则是打工人与生存被迫妥协的写照。

让我们思维发散一下，聊一聊“挤”这件事。

一、只要挤一挤，总会有的

少年时为了学习挤时间，成年人为了生计挤地铁。“挤”名额、“挤”派位、“挤”优惠、“挤”晋升，甚至连火葬后的陵墓都得“挤一挤”......“挤”贯穿了我们的生命全阶段。

我们把为什么挤放在后面，先来聊一聊挤到的，就是好的吗？

挤这个词本身就涵盖了两面性，过程一定是痛苦的。资源就这么多，空间就这么大，有得必有失。“挤地铁”能让我赶上打卡，但不得不忍受闭塞的空气，踩到别人的尴尬，长时间维持同一姿势的酸麻。“挤晋升”能获得涨薪，假设你能获得公平的对待，准备材料、练习答辩、祈祷对手不如你的焦虑也能扒掉人一层皮。求职更不必多谈。

可是挤得人多了，就变成了一种社会现象。空间没有办法承载，我们不得不放弃一部分利益退而求其次。这在社会意义上就变成了内卷。内卷一词的英文是rat race，老鼠赛跑。中文掩盖了作为这一社会现象本质的悲剧和荒诞。所谓竞争的本色是优中选优，优胜劣汰，但内卷的悲剧在于这是一场内耗的斗争，其胜利不被赋予任何增值价值。

在这场为生存的厮杀中，内卷事实靠牺牲自我权益置换机会从而降低了人的价值（或许应该说价格），加重了资源的“不匹配”和个人的“不配得感”。个人因为这份“不配得感”继续降低自我评价，进一步导致资源的错配，人才向下流动，继而引起更大范围的焦虑和恐慌。

内卷的出现很像纳什均衡理论中的囚徒困境。

假设两个涉嫌严重违法的犯罪嫌疑人团伙被逮捕后，因证据不足分开审讯。被隔离开的囚徒面临两个选择，举证对方，或保持沉默。根据选择不同，产生三种情况，①举证对方，而对方没有举证，自己获得减刑，这是最好收益；②举证对方，但同时对方也举证了自己，两个人共获重罪；③双方都保持沉默，虽会被定罪，但刑罚较轻。

单次和多次困境下，结局又不相同。单次困境中，囚徒一般选择尝试①，但往往结局是相互揭发，同获重罪（警匪片常有）。但是在多次重复困境后，群体间便会达成默契，下调期望，不求最高收益，但求群体最优。于是形成③的均衡局面。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何尝不是一种习得性无助。正是因为反复得到失败的结果，所以个体学会放弃高收益，来换取较能接受的结果。

因此在失业、负债、家里蹲带来的焦虑下，青年人完成了社会第一课的规训。去掉了对北上广深、世界五百强、四大的迷信，也去掉了对自己学历、能力的盲目乐观。返乡热潮开始出现。但内卷显而易见还在逐年加剧。

有人问，招聘平台上那么多企业有岗位空缺，为什么人们还是找不到工作？我认为本质上是求职人才画像和企业人才需求不匹配，造成矛盾的原因可能有两个：

第一，人才培养缺少前瞻性，企业知识需求和当前就业队伍存在矛盾。由于技术进步、自动化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每年就业市场都会迎来大量新老岗位的更替。世界经济论坛于《2023年未来就业报告》的报告指出，2023年-2027年间全球企业预计创造约6900万个新的工作岗位，与此同时，8300万个工作岗位或将被淘汰。而人才培养需要范式需要时间，很难及时响应市场需求。所以表面上看供大于求，人才市场上的流动选手却并非是企业需求的。这被麦肯锡称为“供应的悖论”（supply paradox）：合格求职者看似很多，但企业招不到满意人才。

第二，岗位价值与人才价值不匹配。一方面，中国正从投资驱动型经济转向消费主导型经济，所需的技能型人才越来越多。同时劳动力成本增高，大量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国家转移，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正在减少。2024年2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相关部门印发《关于实施高技能领军人才培育计划的通知》，培养和带动新增高技能人才，以弥补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的高技能人才缺口。

而与此同时，优质岗位的数量依然不足，无法满足头部人才需求。由于生产资料不足、市场活跃度不够等，除了头部企业，中微小企业的岗位价值和薪酬保障依然欠缺。优质岗位的数量难以满足大量集中在北上广深城市的优质毕业生。对中微小企业的创业保障力度、毕业生就业思维的转变可能是下一步的方向。

二、这个班是非上不可吗？

困惑我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人必须打工才能生存。既然这么卷，我为什么还要去挤呢？这个班是非上不可吗？

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一书中，作者详细论述了工作伦理作为工作的戒律，在人们心中植入“让工人甘愿在即使完全看不到努力的意义时也要全力工作”的道德信念，以解决迅速发展的工业化所需的劳动力问题。作者尖锐地指出：

工作伦理改革运动是一场关于控制和服从的战争。除名称以外，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权力斗争，以崇高道德为名，迫使劳动者接受既不高尚，也不符合他们道德标准的生活。

工作伦理改革运动的另一个目的，是把人们所做的事和他们认为值得做、有意义的事分离开来，把工作本身和任何切实的、可理解的目的分离开来。

例如“工作是人对上帝的责任”、“无论生活多么悲惨，只要它是由劳动报酬支撑的，就具有道德优越性。”这样的伦理体系规定穷人（这里的穷人我认为适用于所有困于内卷的人）要么工作，要么死亡。并且，这里的工作仅仅=有偿劳动，即商业活动领域的工作，因为只有这样的工作才可以买卖，具有公认的市场价值。

而无偿劳动，诸如家务、社交、抚养孩子等，对这类劳作的歧视与工作伦理同流合污，都意味着失业，等于没有工作，等于没有价值。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场景：当一个有偿工作的人和无偿工作的人站在对立面，有偿工作的人天生就占据了道德优越性。因为他是一个“创造价值和能够买卖价值的人”。

而基于“穷人总是懒惰的”这条假设，工厂不允许工人进行散漫的创意活动，而是需要按照流程和规章去完成各自区域内拧螺丝的工作。反思、复盘、评价、绩效、晋升等，这些伦理理念（繁复规定）是为了对抗和消磨工人们无用的部分——“兴趣”和“雄心”。人逐渐被塑造为工作期望的特征。

所以那些曾经独特的、闪光的特质被一个一个抹消了。直到人成为“人”。一个生来就被规训、一生为了工作、信奉工作至上、按工作伦理生活和思考的人。（形成工作伦理还有一方面的考虑，有报酬的工作是社会安定的重要办法，所以从社会生产和社会安定两方面考虑，工作都将被赋予道德优越性的。）

我们意识到有偿工作是社会或工厂规训的伦理，但却不能不继续工作。因为人不是孤岛，不可能脱离当前伦理生存，所以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并为之奋斗终生是必须的道路（富人除外）。其次，我们自己还没有完全接受无偿工作的正当性，以及《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中所说，对“工艺伦理”的价值设想（肯定想象力和创造力）。工作至上的思想意识根深蒂固，又怎么会放弃自身的优越性让所有人与自己平起平坐呢？

三、“挤”是对现状无奈的妥协

所以，我们必须工作，且必须下放自己的期待，与社会妥协。就像是明明满怀抱怨，也不得不乘上8点的早班地铁，一边被挤成肉饼一边庆幸自己不会迟到。就像是惦记了好几天的游戏，却因为加班一直没有机会玩，老板让加班时心里闪过一丝迟疑，明明加班也不会晋升涨薪，却还是最终应承下来。

又像是为了房贷车贷，因为担忧前景思考着怎么跳槽涨薪更高。又像是满怀信心在求职中走到了终面却搁浅，一边焦虑怎么和HR沟通一边焦虑怎么跟父母画饼一边后悔自己怎么过成了这个样子。（于是所有的烦恼都最终只能被归因于没有实现金钱自由。工作伦理实现了闭环。）

可现实远没有这么圆满，妥协并不是1换1的游戏，正负比例在人们的心中并不对等。丹尼尔·卡尼曼的预期理论向我们说明，人们对“所损失的东西的价值”估计要高出“得到相同东西的价值”的两倍。换句话，我们需要用2件开心的事情来弥补1件不开心的事情所带来的创伤（假如开心和不开心是可计算的）。

我们假设妥协的事情在我们心中是近乎等价的（因为如果差距很大，人们纠结的程度会小一些），那么我们失去不仅仅是这件事情本身，负向的情绪已经被增值了两倍。因此人们在大大小小事情上做出的妥协可能会化为压力积郁在体内。

另一方面，妥协意味着让步，意味着个体移交了对某件事情的掌控权。相当多的研究表明，个体对环境的掌控感会影响人的幸福感。而妥协会一定程度会削弱自身掌控感（这实质上也是对自我效能感的削弱）。进而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

人们也不见得完全不愿意移交掌控权。而也有研究表明，人们更倾向于信任或者移交掌控权给更高控制权威的人，我想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年轻人开始诉诸神佛。当我们无法凭借自身能力掌控环境时，不如交给神佛来做决断。神佛（既然我们看不到也听不到，那便可以相信）应当是纯粹而公平的（笑）。

Reference：

齐格蒙特·鲍曼 《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

新华社《总量不足、结构不优——3年新增500万人次高技能人才如何实现？》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站《人社部等七部门组织实施高技能领军人才培育计划》

麦肯锡《关乎2500亿美元: 如果中国不能填补高技能人才缺口》

Francesco Pagnini，Katherine Bercovitz and Ellen Langer《Perceived Control and Mindfulness：Implications for Clinical Practice》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三神妙絮，作者：Merlea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