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偶尔治愈（ID：to-cure-sometimes），作者：筱慢，原文标题：《21 岁确诊乳腺癌，我在抗癌的路上乘风破浪》，头图来自：作者供图

倘若把苦难看作命运的馈赠，从错愕面对到坦然接受，筱慢用了 8 年。

筱慢是一位对外汉语老师，今年 29 岁。21 岁还在国外读大二时，她被确诊为乳腺癌，在青春的年纪，她的经历犹如过山车，三度患癌，三次重生。

历尽劫波，筱慢已经能用更加平和的心态面对疾病、面对生活、面对未来。

“生活就像一个数学模型，也许我因为区间的限制，注定无法求得其他人那样的高峰值，但我仍有权利和能力，去憧憬在限定区间内所能达到的最优解。”筱慢说。

一、从校园到病房

我第一次与癌症遭遇，是 21 岁。

2012 年，我正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读大二，念统计专业。作为一个理科学渣，学统计的确让我很头大，但是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和课余生活给我带来的快乐，远大过了专业课给我的焦虑。

跳跳街舞、去打工 + 旅行、选修一些我喜欢的文科课程等、和朋友一起做一堆傻事……整个世界对我来说都充满新奇，仿佛每个角落都在招手，向我敞开着大门。

大学时我在街舞社团，图源：作者供图

那年 6 月，我想增加更多的人生体验，暑假便没有回家，在学校周边咖啡馆找了一份做店员的小时工，借住在朋友宿舍。

有天晚上，半夜三点，我躺在宿舍单人床上，无意间触碰到了自己右乳，发现皮肤表层有个硬邦邦的肿块，那一刻，紧张随着指尖蔓延到了全身。

发现了异常，妈妈便督促我马上回国检查，我跟咖啡馆的老板说，有急事得回国一个月。

没想到，这一回，就是整整九个月。

现在回看，倘若我的人生是一张折成 90 度的纸，我正站在对折线上。

回到广东，爸妈带着我直奔医院。经过一些检查，当地的医生对我们说：“去北京吧，我们这里只有全切这一条路，我要对姑娘负责。”

来不及多想，当天下午，我们全家三人匆忙收拾了几件衣服，晚上便降落在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想来，当时医生那么说，可能是“不忍心对我点破”。

到了北京某三甲医院，主治大夫看我如此年轻，马上重视起来，伸手一摸，她脸色便一沉，寥寥几句，就安排好了住院和各项检查。

八年前，医院乳腺科病房和护士站格局，在我脑海中依然清晰。墙上挂着的每个病房的责任护士和住在里面的病人名字，八人病房里有台要高仰着头才能看清的小电视……

记得最清楚的，是摆放在护士站旁的那一套桌椅。

坐在那张椅子上，我得到了主治大夫最终的确诊结果。

“检查结果出来了，还是直接告诉你吧。我觉得你比你妈承受能力强……你亲自跟你爸妈说吧。嗯……的确不太好，是浸润性的乳腺癌，要立马手术。”

那一瞬间，我在脸上成功地对着医生挤出了一个微笑。不过，表面的平静，是为了掩饰内心汹涌。我迎着主治大夫关切的目光点点头，转身回到病房，呆坐了好久。

很快，主治医生安排好了由手术、六个疗程的化疗以及 30 天放疗组成的、为期 9 个月的治疗方案。

还好，没过多久，我就接受了 21 岁的自己患癌的事实。没有感到过度恐慌，甚至隐约还为能休学一年什么都不干而感到兴奋。

年纪轻轻就患癌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但正是因为我还年轻，在生活和事业上“一无所有”，可能更能坦然和轻松地接受这次生命里的偶然。

当然，最焦虑的是我爸妈。

他俩当时都还未退休，只能请了长长的事假在北京照顾我。除了医药费，在北京治病最大的花费是房租，一间小小的、简陋的一室一厅，一个月就超过 5000 。当时情况发生得突然，钱上让我爸妈伤透了脑筋。

多年之后，我妈才告诉我，她一个从来不愿意求人的人，也不得不向别人张口借钱。

2012 年时，乳腺癌的治疗技术已经日趋成熟，我所在是医院也有能力做保乳手术，我逃过了做全切手术的命运。

8 月份做完局麻的保乳手术，又发现腋下淋巴有转移，所以，紧接着，我又做了一次全麻的腋下淋巴清扫，这让我的右臂在好几年间，一直反复肿胀疼痛。

保乳手术没有造成多大的痛苦，但腋下淋巴清扫形成的巨大创口，前后经历了 3 个星期左右才基本痊愈。

9 月，我开始了正式的化疗。

困扰很多病友的化疗掉发，没对我造成多大负担。在医院门诊，我见到过很多在做化疗但不舍得剃头的病友，头发特别稀少，甚至裸露出大面积的头皮，这让我坚定了开始掉发后干脆去剃个光头的想法。

某天下午，我正坐在床上看书，手指插进发丝儿间轻轻一捋，好几绺发丝就留在了指缝间。我跳下床，对我妈说：“走，剃头去！”

带着些许兴奋和刺激，我喜提人生第一个大光头和两顶厚密的假发。做这个决定不是我不在乎外貌，相反，是因为我太爱美了。

那时我想，与其哀叹曾经美丽逐渐消失，不如去找寻一种全新的美丽。

朋友给画的漫画光头，图源：作者供图

初到北京求医还是盛夏，不知不觉，窗外的落叶飘了下来，接着，就是白雪皑皑的冬季。在北京完成整个治疗疗程时，已经是 2013 年 2 月了。

可能说出来有人不相信，第一次患癌的九个月，于我并不难熬，甚至是一段“闲适而愉悦”的时光。

我和妈妈在放化疗期间，租了一间离医院只需步行五分钟的房子，同一小区里住的都是所谓的“老北京”，大部分都是早就开始享受退休生活的爷爷奶奶。每天早晨我们七点多起床，和他们一样去赶早市，在熙熙攘攘中领略着北京小摊贩的豪爽脾气。

2012 年北京的冬天，我和妈妈，第一次看到下雪，非常开心，图源：作者供图

也是在那段时间里，我开通了自己的博客，还断断续续地考了一个 CFA （注册金融分析师）一级证书。

回首那段经历，让我觉得，生病和生命中遭遇到的其他大事没什么不同，就像高考考砸了，被公司裁员了，投资失败了……都是人生不可预计之事。

在已改变的人生轨道里，找到新的乐趣和追求，是从苦痛中走出来最快的途径。

完成第一次治疗后，我带着重生的喜悦，迫不及待地回到了校园，继续为了走入金融行业而奋斗学业，但从病痛之中走出来的我，却未曾想遭遇到了巨大的心理危机。

二、回到生活

治疗的过程中，我把治疗结束当做坚定的目标，可等出院，完成了这一目标，我却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了。

2013 年 5 月，我顶着一个惊世骇俗的平头回到了校园。我竭力想要回归原来的生活，回到街舞社团、像以前那样熬夜唱 K 和宵夜、与同学一起为竞争激烈的实习名额拼命、继续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世界……

可大病之后，诸多身体的限制和夜里不断袭来的对复发的恐惧，让我失去了恣意人生的胆量，我想要赶上其他同学的步伐，却力不从心。

频密的乳腺、妇科复查和持续进行的内分泌治疗，使医院继续与我的生活深度重合。

保乳手术和腋下淋巴清扫在皮肤上留下的伤口，尽管已经恢复得差不多，可长长的疤痕仍清晰可见。

不敢穿无袖的衣服，也远离了泳池，我突然从一个在街舞社团蹦蹦跶跶的“疯女孩”，变成了每天宿舍、教室两点一线的“好学生”。

这是多年之后，我才看清的。重疾病人可能都会经历与主流社会的分流，会经历自己可能都无法察觉的与其他价值观的缠斗；会因为自己偏离了主道而自卑自怜，甚至自暴自弃。

疾病也会以一种外力的形式，帮病人找到从“己所不欲”之事中脱离开去的借口，心安理得、冠冕堂皇。

这一次的生病，让我从一个事事都委屈自己融入集体的人，逐渐转变为一个会更加关注自己感受、对自己更为宽容和关照的人。

只是那时，我还未没能如此细致地思考，仅察觉到，自己已经回不到从前的生活，也融不进普通人的发展轨迹了。

回校后的 1 年多，我整个人沉静了不少，从嘈杂的社团和集体活动中逐渐剥离出来。

认真上课，努力实习，在上海的一家银行完成实习后，又找到了一份新加坡公司的实习机会。这期间，我一直在竞争压力和死亡焦虑间挣扎，时而坚定，时而挫败，时而迷茫，时而恐惧。

在这种迷失慌乱的状态中，我没能躲过心里最恐惧的一块礁石：复发。

三、Don’t cry, face it

医院长长的走廊干净明亮，坐在椅子上等待就诊的人不多，多数都是上了年纪的阿姨，我一个穿着宽大 T 恤和牛仔短裤的年轻人在这儿显得格格不入。

2014 年 7 月，我做完两年例行复查的钼靶后，发现右侧伤疤附近又长出了两个非常小的疙瘩，之后转院到新加坡中央医院，做了一次加强核磁共振。

片子上发光的小白点基本证实了复发的事实，但医生为了最终确认，还是安排了一次 B 超下的活检穿刺。

新加坡中央医院确诊复发报告单，图源：作者供图

23 岁的我面无表情地在医生诊室，听完了最终确诊复发的穿刺结果，站起身回头的瞬间，眼泪就流淌成了瀑布。

坐在休息处抱着陪我一起来的朋友，我嚎啕大哭，走廊上的其他人纷纷侧目，但我已顾不上维持恰当的社交礼仪，不受控制地一遍遍对朋友哭喊着：“如果我死了，一定帮我照顾好我妈！”

巧合的是，和第一次患癌一样，获悉复发的消息时，我也是在实习，正供职于一家新加坡公司的市场部，我把报告的结果发给了老板，并向她提出离职，她立马批准了。

当时在市场部实习的我，图源：作者供图

第二天上班，老板经过我的工位，站在我身后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她快速俯下身在我耳边小声但坚定地说：“Don’t cry, face it.”（别哭，去面对）

有时，我常会感慨自己的幸运。朋友、同事、医生，甚至一些陌生人，都是曾在行动或言语上帮扶过我的贵人。在波涛汹涌的巨浪中，总有一些人会及时出现，把我拉出困境。

自怜自伤毫无用处，我需要做的，是根据眼下的状况，快速制订出应对策略，争取以最优方式解决问题。

回到北京，我很快又住进了熟悉的乳腺科病房。急匆匆赶来的主治大夫看着我禁不住落下眼泪，对我爸妈说：“这姑娘是我最喜欢的病人，我真不愿意看到她复发。”这时候我还反过来不断开玩笑安慰他。

生命中很多意外的发生，都是命运的设定，躲也躲不过，只能见招拆招。

我的主治医生提出了针对复发的治疗方案，庆幸的是，这次的肿块非常小，做完手术后并不需要放化疗，但两年内复发的乳腺癌十分凶险，这回必须要做乳房全切了。

我清楚地知道，切除双乳，对一个 23 岁的女孩来说意味着什么，但当时我没有丝毫迟疑，甚至在主治大夫犹豫着询问，是否能接受把非患侧也做预防性切除时，我斩钉截铁地说“愿意”。

医学数据是我做决定的一个客观原因：做完双侧切除后的病人复发概率会降低至 5% 。

主观原因，是我受够了之前无休无止地对复发的恐慌与焦虑。

主治大夫知道这个决定对于年轻女孩子来说有多么重大，给了我一个晚上的时间来好好考虑。但我没有一刻改变过自己的想法。

2014 年 8 月，我又一次盖着厚厚的棉被，被推进了手术室。手术室里白晃晃的灯和医生们紧张的准备工作，是我再熟悉不过的场景。

醒来后，我发现身体两侧挂上了两条长长的引流管（把体内的脓血引流到外面）。我年轻，身体恢复得快，五天后就拔掉了引流管，大约两周后就能正常活动了。

全切后的一次或二次再造手术，在当时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再造完成后，在外形上除了一道伤疤没有太大的区别。我笑着对我妈说，就当我去做了次丰胸。

只是，复发的心情和第一次患癌截然不同。

第一次我多少带着些不知者无畏的盲目乐观，然而，乐观在复发面前被击得粉碎。我头一回感觉到死亡是近在咫尺的存在，它不再能被遮盖和蒙蔽，成了一个我必须去直面的问题。

死亡赤裸裸地威胁，放大了我对活下去的渴望，在这个强烈的心理动机面前，即使双乳在传统观念里对年轻女孩再重要，也抵不过人类求生的原始本能。

14 年冬天，我和我妈去山东爬了泰山。

从中天门到南天门，我们慢慢悠悠地爬了三个小时，累了就歇，饿了就吃，虽然比别人慢但最终还是爬上了峰顶。第二天早起看日出时，不想下起了雨。

看着雾气笼罩下的壮丽群山，我倒觉得，着急忙慌还不如慢慢悠悠，沿途和顶峰，朝霞和日出，云雨和雾气，都是人生的收获。

爬泰山的路上，图源：作者供图

之后治疗非常顺利，2015 年初，我就回到了校园完成了最后一个学期的学业。那时，我的同学们基本上都已经参加工作，相比于第一次回归，我已经基本习惯了自己和普通人不一样的生活状态。

但身体上更大的疤痕，还是成为了我心里一块膈应人的小石子。

女生对于美的追求是不可能被磨灭的，加上在一个男性视角主导的社会中，我不可避免的会对身体的缺陷感到自卑，就连在社交场合和异性的正常交往，都让我感到局促不安。

这不仅出现在对自身女性价值的否定上，更出现在我毕业后第一次走入职场时。

四、善待自己

2015 年 5 月，毕业后，我没有选择本专业的对口行业——统计、金融、证券等方面的工作，而是转行成为了一名对外汉语教师。

职业规划上的改变，是乳腺癌复发的一个“好处”：终于能果断放弃那些生活里，因为各种原因而委屈自己的人和事。

极端的人生困境像是面镜子，能照出曾经生活中的荒谬。放弃和选择都来的是如此简单：我想让我珍贵的第三次生命，活出自己真正想要的模样。

其实，我从来不喜欢也不擅长所学的统计和数据，以前给自己制定的职业规划，只是觉得，似乎所有统计专业同学都该如此。

两次生病让我意识到，自己热爱中文写作和教育，能成为一名华文老师是件幸福的事，可我的第一份工作，却颇不顺利。

进入公司两个星期后的一天，老板宣布下两个月的暑期班会非常忙，所有老师的课都几乎翻了番，熬夜加班必不可少了。我当天找到教学处的主管和一位资深教师，提出了减少工作量并申请不加班的要求。

从她们震惊的眼神里（当时普通同事并不知道我的身体状况），我瞬间知道入职才两个星期，我已经把这份工作搞砸了。

其实在工作中，老板和同事都评价我是一个非常认真且负责的人，可经过复发，我对自己的身体究竟能承受多大的压力完全没有把握。熬夜批改作业和过大的课时压力，都会让我再加上一层对复发的焦虑及担忧。

那时，我还没能在打拼事业和善待自己身体之间找到平衡点，也还没找到一个曾经的癌症病人，究竟该如何在职场中自处的方法。

我总觉得自己是公司里的“例外情况”，不愿把病情说出展示脆弱，又希望得到同事老板的理解与照顾。

7 个月后，做得并不开心，我离开了公司。休息了半年，期间好好反思和调整了自己的心理状态，同时在对外汉语领域继续深造。等我觉得，自己可以用一个较为平和的心态对待职场，我开始寻找第二份工作。

我学会了与自己的死亡焦虑和平相处。复发的恐惧是癌症病人一生都要与之相伴的“朋友”，与其去抗争，不如选择共存。

每个人改变心态的方法不同，我是通过阅读大量心理学、哲学和宗教类的书籍，渐渐学会理性看待自己的负面情绪，并逐渐意识到，其实每个人都有需要自己去消化和解决的不为他人所道的难题。

癌症病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但并不是社会中唯一“例外情况”，每个人都可以是另一个人的“例外情况”。打破这种自己给自己套上的枷锁，才能获得心灵上的自由。

2017年，工作之余，我去了台湾旅游，图源：作者供图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慢慢适应了一个乳腺癌幸存者的身份，在第二个公司里也发展得越来越好。我获得了很多家长、学生的喜爱，老板和同事也非常认可我的工作能力并总是给予我肯定和鼓励。

虽然工作依然很忙，但规律的运动也安排进了时间表。和室友们（也都是我大学最好的朋友）开心和谐的互动，让独居异乡的生活充满了欢声笑语。2018 年我申请了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并打算于近一年内入学。

可未曾想，当我以为生活开始不断向好时，命运又和我开了个玩笑。

 人生的无常呐，总是超乎想象。

五、无常

2018  年  4  月的一天早晨，我起床洗漱时，突然，发现自己的腰部和腿上出现了两大块发紫的淤青。

“久病成良医”，我心里“咯噔”一下，这种情况，大概率是血小板出了问题。我急忙打电话给公司告假，去附近的的诊所验了血。

当天下午诊所就给我打电话了。电话里，医生什么也没说，只催促我赶紧去一趟。那一刻，我感觉天轰的一声塌了，哭着问医生是不是结果不好，医生只是反复告诉我，如果你周围有朋友或家人，最好叫上他们一起去。

我叫上室友们一起赶到诊所，结果显示，我血液中的白细胞超过了 10 （刚刚超过正常值），而且血小板只有 14 个单位，也许稍稍一磕碰，就会造成脏器出血等不可挽回的局面。

诊所无法做更多的化验，要确诊病因，还是要去大医院。

我当天就走急诊程序，住进了新加坡中央医院，所有护士和医生都把我当一个玻璃娃娃看待，严禁我擅自下床走动。

花了两天时间，抽完血做完骨穿，我还怀着侥幸的心理，希望自己仅仅只是紫癜或其他会导致血小板减少的疾病。

5 月 1 号下午，一个医生走到我的床边，告诉我了最终诊断——急性髓系白血病。

白血病确诊通知，图源：作者供图

听到结果时，朋友正陪在我床边，她一边听着我说“那我不治了，去旅旅游然后死了算了”，一边陪我哭。

医生走后，我们崩溃了一小时，我似乎把全身的氧气都吐出去了，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般呆滞。

然后我听见她对我说：“60% 到 70% 的治愈率呢，不低啊，你不治是想要了你爸妈的命吗？治吧，争口气。”等其他朋友下班后赶到医院时，我也冷静下来。

命运没留给我哭泣的时间，我只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收拾好自己，做好再次战斗的准备。

白血病的治疗复杂艰险。新加坡医生根据我的情况，建议我在化疗达到完全缓解后，马上进行骨髓移植。具体需要几个疗程的化疗，这个得根据具体治疗效果来定。

工作又一次被新的病情打断，事发突然，那学期的课我没有上到期末，就马上要在当地接受化疗了。

化疗期间，几个同事来看我，给我带来了几个学生给我的信。那几个孩子都是 15、16 岁的年纪，读新加坡中学三年级。在我做华文老师的几年中，他们是和我默契度最高的一个班级。

学生写给我的信，图源：作者供图

信中，孩子们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对我的想念。他们告诉我这学期的期末考试成绩，说他们进步了，对华文更有兴趣了，说我是他们心目中最棒最时尚的老师，然后问我到底怎么了，什么时候回去，他们还等着我继续当他们的老师。

那一夜我失眠了。我发现自己竟然没有机会和他们好好道别，心里不免生出深深的遗憾。

翻身起床，连夜给他们回了封信，在信中，我对每个孩子都说了自己的心里话，表达了我对他们唯一的期望——快乐。

信的最后，我教了他们一个新词：无常。

嗯，无常，是我这二十几年人生，多么精准的概括。

三次患癌，每次都猝不及防，像是一条铁轨突然被山石砸断，火车被迫转向，驶向完全不同的目的地。

第一次乳腺癌，打断了我正常的学习进度；第二次复发，让我提早结束了实习生活；第三次白血病，又一次让我从职场中途被迫离场，本已计划好的研究生，也变得遥遥无期。

在中央医院的深夜里，我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再也不可能和从前一样了。我注定要拥有另外一种不同的可能性。

我把自己的公号改成了“筱慢的游乐场”，第一次写下了与癌症同行的点滴经历。

文字是能医心的，就像当年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陪我度过无数个难熬的夜晚一样。我希望这座“游乐场”能以真实和温暖的形象出现，每一篇文字都能成为他人黑夜里的一颗小太阳。

六、现代医学是我的贵人

白血病的第一次化疗尤其凶险，等 10 多天高烧终于退去，血象一点点恢复后， 朋友们把我又一次送上了飞往北京的航班。

新加坡的医疗条件和硬件设施自然没的说，护理也是数一数二，但无奈对于非本国公民来说医疗费过高，对于家境一般的我来说，难以承受。

对于白血病的临床经验，特别是骨髓移植的经验，新加坡并不比国内丰富。所以在综合考虑之下，我和父母又一次选择了去北京就医。

化疗后血象低的时候输血小板，图源：作者供图

2018 年 6 月，我和父母终于挂上了专家号，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问诊。这里的半相合骨髓移植技术已经很成熟，我并不需要在焦躁中，祈祷老天从骨髓库中赐我一个稀缺的全相合供者，我能用老爸的干细胞，进行移植就好了。

现代医学是我的贵人。

2018 年我爸 56 岁，按道理说，已经过了适合做干细胞供者的年龄段，但他身体各项指标都非常健康，也还不成问题。但他几十年基本没进过医院，对医院的一切都有着惹人发笑的恐惧感。

每一次面对医生，他那怯生生的小眼神，一遍遍询问我，抽血和骨穿到底疼不疼，暴露了他孩子般的忐忑。

可当我在移植仓里做完大化疗，等待回输（把供者的干细胞输进病人体内），在仓外的抽血室抽血时，爸爸写下了一首小诗：

你在仓内，我在仓外

早早的我起来了

记忆中未曾这么快醒过

洗脸刷牙打针抽血

静待中

手朮单架车过来了

趴在手朮台上的我怎么一点都不紧张

那么多医生护士忙碌着吆喝着

我竟然像你小的时候那么乖

一切行动听指挥

消毒局麻自体血回输

针扎进去了

咬着牙攥着拳头闭着眼睛

眼前满是幸福的

光着头的你

孩子你等着

我们正在采集骨髓血

医生，能多抽点吗

我那个抽血都要问一句“疼不疼”的爸爸，扎针要咬牙攥拳头闭眼睛的爸爸，那个从小到大傻傻爱我的爸爸，为了我，克服了自己所有的恐惧。

在移植仓里回输我爸的干细胞，图源：作者供图

七、奇迹游乐场

2018 年 9 月底，我北京的好闺蜜带着好几个朋友，录制好了生日祝福，提前给我过了个生日，那是我进仓移植的前一天。

这些可爱的祝福，让即将到来的、最危险的 32 天成了一个节日，一个提前庆祝重生的节日。

回想之前的经历，我生命的西西弗斯之石，仿佛一直在这样生存与灭度的吱呀声中，滚动着。

第二天，跨过移植仓门口的那条红线，我开始了孤独的 32 天闭关生活。

移植仓门口的红线，图源：作者供图

孤独是思考肥沃的土壤。

移植仓中，这几年患病的一幕幕，电影般在我脑海中出现。

我想到了曾经因为乳腺癌手术留下的伤疤而自卑的自己；想到因为三次患癌而失去的那些生活及事业上的机会；想到移植手术后可能会出现的各种排异及感染；想到未来的发展可能因为白血病的降临会遇到的更多难题……

我同时想起，自己已经逐渐从世俗眼光中走出来，把身体上的伤疤，当作每个女孩对青春痘或不完美身材的遗憾；想起每一次遭遇疾病时，获得的帮助和爱护；想到即使移植后出现排异和感染，一样有最优秀的医生和最有爱的家人的陪伴；想到即使癌症给我的生活设下了重重限制，依然有那么多我可以去完成与体验的事物，给了我摆脱世俗价值观，去追求自我的勇气和胆量。

苦难能发光，我们都应该爱和感恩那个被苦难塑形后的自己。

移植仓里，图源：作者供图

移植的过程非常顺利，出仓后，因为我血象偏低，以及出现了巨细胞病毒，在医院又住了一个多月做相关治疗，之后就出院了。

一直到现在，移植后一年零九个月，除了出现过一次轻微皮肤排异、一次致病基因指标偏高（用干扰素治疗三个月就恢复正常了）和一次轻微肺部感染之外，我并没有出现其他严重的移植后并发症。

我又一次幸运地成为了幸存者——白血病幸存者。

今年年初，我公众号上的病榻随笔被一位编辑伯乐相中，得以刊印出版。想到从 21 岁到 29 岁，我与癌同行的青春，仿佛命运写就的奇迹，所以书最终取了个直白但贴切的名儿，《奇迹游乐场》。

算是送给我青春的一份纪念吧。

最近的我和家里的猫，图源：作者供图

2012 年，21 岁的我，遭遇乳腺癌时，觉得那只是生命的偶然；2014 年，23 岁的我确诊复发时，我觉得这是命运；今天，29 岁的我，在白血病漫长的恢复期里，我意识到这也许是一份礼物。

从错愕到坦然，接受这份礼物我花了 8 年，也许要弄懂这份礼物带来的使命和意义，还得需要更长时间。只要我扛得起这份厚礼，找到答案是迟早的事。

对第四次重生后的新生命，我仍满心希冀。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偶尔治愈（ID：to-cure-sometimes），作者：筱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