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税柄与财政的悖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明白知识（ID：mingbaizhishi），原标题《帝国财政的三大悖论：国家一日不现代化，就一日消除不了》，作者：刘守刚（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财政对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个国家能否现代化，其中一个关键点就在于它的财政能否实现现代化。

帝国时代的财政运转，天然有三大悖论，只要国家还是帝国特性，这三大悖论就一个都消除不了。这是帝国的秘密，只有高手才能看明白、说清楚。

上海财经大学的刘守刚老师，就是这样的高手。他授人以渔，这场讲座要教会大家一些概念方法，让大家听懂后，自己也能从史料、现实机制中捕捞点儿重要的政治问题、财政问题。

关心财政与税收问题的学友，千万不要错过。

演讲正文

谢谢知播的各位朋友，今天我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主题叫做“帝国的税柄与财政的悖论”，这个主题来自我刚刚出版的一本新书，叫《财政中国三千年》，也是我多年研究的一个结果。

《财政中国三千年》

作者：刘守刚

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要有两个问题，在这里我尝试加以回答。

一个问题就是：维持两千多年帝国有效治理的财政机制是什么？

这个问题实际上暗含了三个方面的问题或者说三个方面的要点：

第一个就是帝国，帝国这个概念我们今天已经听得很多了，尽管还有很多人不太愿意使用这个词，但是作为我们年轻的朋友觉得听到这个词也没什么稀奇的。

第二个就是有效治理，帝国究竟是怎样的政治架构？

说到有效治理，我的观点是中国这两千多年的帝国治理或者说帝国统治，还是比较成功的，这跟有很多朋友的判断又不太一样，他们总是觉得中国古代一团黑暗，或者从黑暗走向黑暗，当然这只是部分朋友的观点，这个观点我是不太赞成的。

因为帝国统治得到底好还是不好，这是相比较而言的，你不能拿帝国跟现代国家比，帝国要跟帝国比。就像人一样，小孩不能跟成人比。帝国，我把它叫做中华帝国，中华帝国比起其他地区的帝国来说，治理是非常成功的。

第三个要素就是说财政机制，这是我今天讲座的主要的内容，我从三个税柄来给大家讲起。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从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型。当然，我们以前在学中学课本的时候学到过，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这个内因我们可以从多方面去进行分析，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我从财政的角度看，它的内因是什么，而这个内因就是我们今天讲座的题目，即财政的悖论，也就是说从帝国财政运行本身来看，它就蕴含着自身无法克服的悖论，这决定了它要向下一个更高的国家阶段转型或者说升级。这是我今天将尝试回答的两个问题。

今天的内容相对来说丰富一点，我一共将给大家分享七个方面的要点、七个方面的内容。

一、国家发展阶段与税柄分类

先来看第一个方面的内容，就是我对于国家发展阶段和税柄分类的理解。有不少朋友喜欢从财政史的角度来谈论帝国的治理，谈论中国国家的政治运行，我跟他们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我希望能够先教给大家一些概念和理论。

打个比方来说，就是那些老师、研究者，他们给大家的都是一筐筐鱼，活蹦乱跳的鱼很好，这些鱼大家很喜欢。我希望能够给大家的是一张鱼网，学会了使用这张网，学会了我所教给大家的概念和理论以后，大家可以在丰富的、非常复杂的中国已有的那么多的史料，包括财政史料当中，自己去捕捞点儿什么，自己去思考一些重要的政治问题、财政问题，这就是我为什么先给大家讲概念和理论的原因。

在中国古代，关于国家治理、关于中华帝国的财政，它有一个财政理想始终萦绕着。大家知道中国政治，帝国时期的政治有一个理想就是三代之治，在儒家看来，三代总是最好的，越往后越坏。

《古诗源》开篇《击壤歌》

这三代之治在财政上的表现，就是我们在《古诗源》开篇看到的这首诗，这首诗传说是尧帝时期的，那个最好的黄金时期。我们看到他描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国家状态，老百姓自己干活自己吃饭，最后一句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叫“帝力于我有何哉”，另外一个版本叫“帝何德于我哉”。

我们暂且不管皇帝的统治是用力还是用德，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传说中的尧帝时期，一个老农的理想就是皇帝、国家跟我没什么关系，我也不要给他交税。可问题在于，大家都很清楚，如果没有国家，没有公共权力，这位老农在种田的时候可能会有乡间的流氓来滋扰，游牧民族可能会入侵，等等。没有国家权力，没有保护，没有司法，他就没有办法过自己想要的这种田园理想生活。

大家都听说过一句话，叫做死亡与税收无可避免。税收为什么无可避免？因为我们需要交税给国家来保护我们，来为我们裁断是非。这是我们今天对于国家、对于财政税收的一个基本的认识，可见无税、无国家的财政理想只能是理想，而不是现实。

我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故事或者传说，就是秦琼卖马和大禹收税。

如果读过或者以前听过评书《隋唐演义》的朋友，肯定知道秦琼卖马这个故事：秦琼穷困，住旅店住不起，只好把自己的黄骠马拉到市场上去卖掉换钱。秦琼的武力值很高，虽然在《隋唐演义》当中他不是最高的，但是他还是很高的。他为什么不用自己的金锏去抢钱，而是靠市场交换来获取财物呢？

我们再看大禹，传说大禹治水的时候也遇到了没有钱的问题，没有经费了，没有经费了怎么办？他跟秦琼不一样，他不需要去靠市场交换，而是把天下划分为九州，然后要求每一个州给他上交必要的供物，这贡物就是我们今天的税收，他甚至把每个州给他上交供物的路线都划好了。

有一次大禹在一个地方，有的史书记载是叫会嵇山，有的地方记载叫涂山，后来也有人说涂山就是会嵇山，在哪里暂且不管，总之他在某个地方会集诸侯，要求大家做什么？史书记载叫做执玉帛，就是说每个人都带玉和帛。

玉大家知道，是比较贵重的东西，帛就是纺织品。执玉帛来干什么？实际上就是交税，玉和帛在当时都是被当作货币来使用的。所以我们有一个成语，大家都经常用，叫化干戈为玉帛。就是说不再打仗了，也不再靠武力去抢了，而是大家服从于某一个人，比如说大禹的管理，然后向他交税，为玉帛，就是交玉帛这种货币。

其中有一个人叫防风氏，史书上有人说他是没有来，也有人说是迟到了，总之大禹为了对他表示惩罚，把他杀了。我们看到在这里有赤裸裸的暴力和强制，要求他必须服从交税的命令，不交或者晚交都要掉脑袋的。

这两个，一个演义故事，一个历史传说，当然不一定是真的，但是对比起来，我们发现有什么不一样？秦琼有武力，有金锏，他的武功很高，可是他不靠武力、不靠强制，而是靠市场交换获得财物、获得金钱；而大禹他也有武力，但是他不靠市场，而是完全靠这种强制力去要求大家来做出贡献，要求大家来交税。

那么差别在哪里？原因在哪里？秦琼为什么不靠金锏去抢？很清楚，那样他就变成了强盗，他不具有合法性，秦琼自己也认为自己不能够去抢；而大禹为什么能够强制要求大家交税，而且直到今天我们也认可他有权这样进行呢？很显然，是因为大禹要治水，要满足公共需要。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国家财政跟私人财物最大的不一样就在于，财政背后是有公共需要的，财政的运行背后是公共的权利。但财政权的公共性是逐渐实现的，也就是说一开始的财政，更多体现的是某种强制和强迫。

但后来国家越是发展，国家的强制性背后所依赖的公共性就愈加凸显。说到这里有一点点抽象，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就好像我们打个比方，人跟其他动物区别在哪里？我们都知道，人有理性，对不对？只要人一生下来就潜在地具有理性。但是我们也知道小孩子理性是不足的，我们期望一个成年人理性比较足。换句话说，从小孩成长到成年，他的理性逐渐地成长，逐渐地显现。财政权的公共性也是这样的，这里就涉及到国家的发展阶段了，也是一个国家类型的问题。

我在这里将国家类型划分为三种，那么，划分国家类型的依据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国家有必备的三要素：人口、土地和公共权力。大家知道这样的内容，不是我们今天在政治学中才有所认识的，如果大家读《孟子》还有印象的话，《孟子》里面说诸侯有三宝，就是政事、人民、土地。

如果我们把三个抽象为要素的话，那么政事的关键就是公共权力，土地当然还是土地，然后人民作为要素抽象出来就是人口，所以这三个要素作为国家的必备要素，早在《孟子》那里就已经被认识得很清楚了。

《孟子·尽心下》：“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

我们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今天的南极洲有土地，也有人口，还有那么多的科考队员，对吧？但是我们不认为南极洲是一个国家，因为在这些人口和土地之上并没有笼罩一个公共权力，所以尽管他们可能有相互合作的公共事务在，但是没有公共权力在，所以南极洲当然不是一个国家。

所有的国家都必然有这三种要素，但是从人类历史来看，不同的国家类型所依托的支撑点是不一样的。

简单地说，如果一个国家类型是以人口为自己的支撑点的，我把它划分为城邦；如果它是以土地为支撑点的，我把它划分为帝国；如果它是以公共权力为自己的支撑点的，我把它划分为现代国家。这里可能有点抽象，一会儿我们结合具体事例再来讲解这个问题。

此处我们想要告诉大家的就是，不同类型国家的公共性是不一样的。在城邦时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国家可能就依托于一人兴邦，一人丧邦，严重依托于某一个领袖人物的私人性，公共性没那么强。它虽然有公共性，但是还没有显现出来、没有成长起来。而到了帝国时期，公共性开始显现出来，成长得更好。之后到了现代国家，则完全是以公共权力为依托，这个国家的公共性是最强的。

这是我们在理论上的一个简单的交代，我们接下来用中国的具体事例为例，简单讲一讲这样三种类型和国家的三个阶段，也就是说我用这三种国家类型，把国家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我把它叫做城邦。国家诞生初期，这时候人口非常稀少，相对这么少的人口来说，土地资源近乎无限的丰富，所以土地不是个约束条件，人口才是约束条件。那么怎么样维持这少数人口的生存与繁荣？这是当时政治所面临的最迫切、最大的问题。所有的人会聚居起来，在聚居地外面建一圈城墙，这样就形成一个城邦，这是国家最初阶段所表现出来的形态，我把它叫做城邦。

古希腊雅典城邦卫城的南墙

图片来源：Wikipedia

在城邦时代当然也有土地，只不过土地对这时候的国家来说不构成强有力的约束条件，因为人很少，土地那么多，只要你有能力开垦你就去开垦好了。公共权力当然也有，但是更多地体现为领袖的个人权威。

我们看到领袖的个人权威，尧舜禹都是这样的。在西方的古希腊城邦时代，一开始的英雄时代也大致上是这样，还有以色列人——摩西带领犹太人离开了埃及，在沙漠里面构建一个初步的城邦，都严重依赖于领袖的权威。这时候我把它叫做城邦。

对于中国，商代和西周时期我都把它叫做城邦。那么有同学可能要说，为什么没有夏？在考古学上，其实还没有特别确切的证据能够证明夏王朝的存在，如果哪一天我们找到了确切的证据，那夏在我看来应该也属于城邦阶段。

到了城邦的晚期，人口不断地增长，不断地繁衍。比如说到了战国初期，春秋战国时代，今天的中华大地上差不多有2000多万人口了，这样一来，对逐渐增长的人口来说，土地资源就显得稀缺了。对于这样的国家类型来说，土地是很宝贵的，怎样才能够充分有效地利用土地？怎样才能养活日益增加的人口？

我们必须要对土地想办法，想什么办法？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对外。对外扩张，掠夺更多的土地，所以我们今天一听帝国我们就觉得帝国主义就是对外扩张、对外侵略。这是帝国一方面的特征；

另外一个方面的特征就是对内。我们以前把对外扩张叫做粗放式生产，它无非就是获得更多的土地，还有一个对内的更加内涵式的增长、生产，就是我们通过制度的变革更加有效地使用土地，使土地资源开发的效率提高，这个是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开始的，这也标志着中国向帝国时代的转型。一会儿我们要说到从财政眼光来看，这时候对土地资源有效的使用，内部的制度有些什么样的变化？这一会儿再说。就帝国来说，我把它一直划到中国的清代。

第三个阶段就是从晚清、民国开始，直到现在为止，中国一直走在向现代国家前进的道路上。就我个人判断，我们的现代国家还没有完全实现，我们还走在这条道路上。

好，这些是我的基本的概念，相对来说抽象一点，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一些比较具体的内容。

一个具体内容就是我对税柄的划分。税柄是什么意思？柄大家知道，我们印象中一个是门把手，那个也叫柄，我们通过门把手可以轻松地打开一扇沉重的大门；还有我们说柄，比如勺子，那个也叫柄，对吧？我们通过勺柄，可以喝汤，可以把那个菜捞起来放到嘴里，这都是有助于我们行动的工具，这些叫做柄。那些有助于我们获得税收的工具，我就把它称为税柄。

对应刚才我们划分的三个国家类型，就有不同的税柄。比如说在城邦时代，主要的支撑要素是人口，也就是说整个城邦的形成、生存和发展都依托于人，我们要获取税收、获取财政收入，我们也依托于人口。依托于人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一方面是让人亲身来服役，你来给我亲自干活；另外一方面还可能是征人头税，我们点人头，要求每个人交多少税，这些人都叫做税人。

第二个税柄我把它叫做税地，它是帝国时代的主要特征、根本特征，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对土地直接征税，主要的手段就是按土地面积区分一定的等级来征收粮食，当然，后期可能是征收货币，这个我把它叫做税地。帝国我们前面说过，它的支撑要素是土地，所以帝国财政它最正宗的收入就是税地。

第三个我把它叫做税商，它是以工商业活动为自己的税柄的，我们今天最容易理解的是通过对工商业活动征税来获取财政收入。我在这里有一个解释，就是说，对商品的交易额、商人财产、商业活动征税，这是我们最容易理解的税商形式。

其实古代也在用税商，虽然我这里说是现代财政的根本特征，但古代财政也是在用。古代财政除了我们说的征税以外，它还有两个手段，一个叫许可制，换句话说，我允许你从事这样的商业活动，你才能从事，在这个允许的过程中你要给我交钱，我把它叫做许可制；还有就是政府自己亲自参与商业活动，谋取利润，我把它叫做官营制。所以，税商这个概念不仅仅是征收商税，它还包括许可制和官营制。

那么税商跟前面税人、税地最大的区别在哪里？最大的区别是，它一定要依托于工商业活动，而工商业活动要依赖于工商业从业者的积极性，对不对？它跟前面的税地不太一样，某种程度上税地是个生存经济，对农民来说，我不种地我吃什么？我总要种地的，在此过程中收上的粮食再一部分交给了国家，一部分我用于自己生存。

可是工商业活动它不完全是这样，它是一种盈利性活动，也就是说，如果工商业从业者预期到我从事这个工商业活动是不挣钱的，那我就不愿意参与工商业活动了。这一点大家都听说过中国的民间有句话，实际上这句话自古以来就有，叫“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钱的生意没人做”，为什么宁愿杀头也要做这个生意？因为可能挣钱。为什么赔本的生意没人做？因为赔本，挣不了钱我是不会去做的。

《清明上河图》中的工商业活动

所以工商业活动相当程度上要依赖于自愿活动、依赖于私人产权的界定，这个是现代国家的根本特征，而不是前面我们说的城邦和帝国。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一会儿要跟大家说到，实际上税人、税地、税商这三个税柄在相当程度上只是我们区分的一种理想的类型、纯粹的类型，在现实中，每一个国家可能都在同时使用这三种税柄，只不过哪一种对它来说是更为正宗而已。

二、三种税收方式的应用

接下来我们先看一看，中国城邦时代的财政到底是怎么来征收的。前面我们说过城邦时代的根本特征，财政是以税人为主的。在西周时期，周天子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这里，就是在千里王畿内，民众亲身服役。

对周天子来说，首先比如在帝国时代最大的财政开支项目是军事开支，可是在城邦时代，不表现为军事开支，为什么？因为民众自备武器为周天子打仗，这就是所谓的国人，国的意思就是城市，国人是要无偿地服兵役的。

实际上不仅仅是周天子，各个诸侯国的诸侯都是这样的，也就是说要打仗了，在太庙里面一敲钟，然后所有的国人，住在城市里面那些人拿着武器到太庙集合，准备出征，自备武器打仗。周天子也好，诸侯也好，就获得了一个以人力形式表现出来的财政收入。

第二块就是叫劳役，什么意思？就是为周天子耕种公田。

井田制示意图

图片来源：Wikipedia

我们都听说过井田制这个说法，井田制大家可能很熟悉了，很简单，就是把土地划分为九块，每一块是各家各户分散地自己去耕种叫私田，中间那一块叫公田，由所有的这八家去共同耕种这个公田，然后把这个公田产的粮食交给诸侯，交给自己的领主，交给周天子，作为财政的上交。

这里，古书上叫做“借民力以助耕公田”，意思就是说我获得的财政收入是民力，民众的力役、劳役。另外，国人也好，或者住在城外的野人也好，他们还要为周天子建造公共工程，也是通过亲身的服役来上交主要的财政收入。

那有人说，除了这个主要财政收入，他还会有一些其他财政收入吗？

我们说也有的，比如除了刚才我说的国人，封臣本身也是要提供亲身的服务的，在帝国时代，在现代也仍然是的，那就是官俸支出是一个比较大的支出项目，在帝国时代尤其大，但是在城邦时代不大，因为来做官的那些人都是有封地的，所以周天子不给他发工资，可能会给他一些奖赏，但没有工资。我们知道，周武王去世以后，周公留在朝廷里边帮着小天子在治理国家，他的儿子到鲁国，也就是自家的封地去治理那个鲁国，周公就是提供了亲身的服务。

另外周天子还有一些财政收入，就是贡，贡一般来说是作为一个臣服的象征，作为财政收入的意义其实非常小。可能有朋友还记得，齐桓公曾经纠合好多诸侯一起去攻打楚国，攻打楚国的理由是什么？第一条理由就是“尔贡包茅不入”，就是尔贡包茅不入，你应该给天子交一种草。什么草？叫包茅，这是一种草，要交给周天子。周天子要包茅干什么？古书上说用来缩酒，那么缩酒是什么意思？

《周礼注疏》：茅以其祭之，苴亦以缩酒。苴以藉祭，缩酒、谏酒也。

我看到的古书上有两种说法，我个人也不知道哪一种对：一种说法就是缩酒是在酿酒过程中过滤的环节，要靠这个包茅来过滤；第二种说法就是包茅的吸水性特别强，所以周天子在祭祀天地祖宗的时候把包茅铺在前面，然后把这个酒倒在这个包茅上面，包茅一下子就能把这个酒吸掉了，意思就是说天地祖宗把这个酒给喝掉了。

我个人倾向于第二种解释，因为第一种解释如果只是酿酒的一个过程的话，政治意义并不大。但是后面一个，我们说政治意义还是很大的，你楚国你不去贡包茅，周天子无法缩酒了，这个罪过可大了。所以齐桓公打它还有点道理，这个我们先暂且不去深究它。

不管是哪一种解释，总的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包茅对于周天子来说并不构成非常重大的财政收入，只不过是一种象征，象征你楚国对我周天子是臣服的。

再接下来，我们看从城邦向帝国的过渡了。我们前面说过，在城邦的末期，随着人口不断地繁衍，土地相对来说变得稀缺了，那么现在面对越来越少的土地，我该如何处理？我们前面说过一个是对外的扩张，那就是表现为春秋战国时代的争霸灭国战，国家扩张获得更多的土地来容纳更多的人口，来扩大国家的实力，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对内的，刚才我们说对内进行制度的改革来扩大或者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得这个土地得到更有效的使用。

那么怎样才能得到更有效的使用？

从财政来看，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的初税亩。鲁国的初税亩这个事件大家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上都学到过，那么初税亩的意义在哪里？我们来看，为什么要进行初税亩的改革？

前面我们说过，无论是周天子，还是各国的诸侯，他主要的财政收入实际上是来自于民众提供的力役、劳役，就粮食这块来说，主要的依靠我们前面叫做“借民力以助耕公田”。换句话说，老百姓把公田耕种了，然后公田收获的粮食交给领主、诸侯，作为他们的财政收入的一大部分。

可问题是，历史上出现的问题叫做“民不肯尽力于公田”，就是说公田收获的粮食是给领主的，跟我无关，既然跟我无关我就不愿意卖力去把这个公田耕好，肯定是偷懒。这一点大家也很清楚，我们1978年为什么要搞土地承包制度的改革？也是因为在人民公社制度下民众、农民是不愿意尽力于公田的，这个逻辑是一样的。

所以这时候鲁国的国君就实行了初税亩，就是不管你以前耕种的是公田还是私田，我不管了，我所有的土地都要根据你的面积，当然也要对土地的质量区分等级，然后按照一定的比例来收你的粮食。换句话说，这个公田已经不再是公田了，全部变成私田，然后全部收入都要按照一定的比例，这个比例是多少？一般来说大概是10%，换句话说每一块土地的粮食的10%交给君主作为财政收入。

这样对于民众来说，我只要努力地生产，我就能够获得大头，这样就有积极性来从事生产了，当然这个积极性也是因为这时候我可以通过我的努力来扩大粮食的产量，因为在春秋战国时代，这时候我们发明了很多农业耕具，慢慢地又出现了铁器，然后再加上其他农业技术的进步，所以这时候适合于一家一户的分散的小农生产，这时候小农生产是最有效率的。把耕田不管公私一律划为私田，按照10%上交财政收入，是对内最有效率的生产的方式。

汉画像石之《牛耕图》

图片来源：history.com

我们要提示大家，这个初税亩不仅仅是鲁国的一场改革，实际上在春秋战国时代，每个国家都在做，只不过有先后之别而已，做得早的、搞得彻底的，它的国力就很强大，诸侯就可能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做得晚的或者不做的，他的国力就会日益衰落，在这场争霸灭国战当中就会被别人吞并。对外的争霸灭国，对内的产权制度变革，使得我们说，帝国来临了，帝国的财政制度慢慢地诞生了。

在这里我们再给大家简单地讲几个概念，大家都知道了税，也听说过赋，也听说过租，那么这三个概念都是怎么来的？我们来简单地说一说。

一个是赋，它最早来自于军赋。刚才我们说过，本来打仗只是国人的事情，他们是要为诸侯免费地、义务地打仗的，就是说他的武器是自备的，然后他的粮食、干粮也要自带的，不过打仗时的粮食是国君提供的，但国君平时不可能备太多的草，那么这些草就要各家各户从家里带一些过来。换句话说，你要带着武器还有一些草，到那个地方上交，最早草就是军赋的一部分，后来发现光交草不够，也不方便，那个草能有多少价值？就慢慢变成了交货币。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赋这个字，从武从贝，它是为军事行动而征发的，而最早要求的是交贝壳，因为最早的货币是贝壳，叫赋。

这时候国人还有一个制度叫“一夫授田百亩”，换句话说你是一个国人，那么我就要给你授一百亩地，原来收草、收贝壳是根据人头来的，现在慢慢地觉得，我向人征不合适，我就向你的田亩征，因为你每个人都有100亩地，就按照田亩去征你的货币了，所以叫做田赋，这是这么来的。

还有就是税，税是怎么来的？前面我们说过，就是“借民力以助耕公田”，那个公田最早产的粮食是交给领主的，名义上用于祭祀，他收上来的粮食干什么用？但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用作行政开支、行政费用。这个我们前面刚才说了，初税亩以后，这些公田都变成了私田了，要交10%的粮食作为国家的、作为诸侯的财政收入了，这就可以看到亩税一开始就是依托于田亩的。

至此，无论是赋还是税，都是依托于田亩了，所以在现实中二者慢慢就合并在一起，就叫田赋，也可以叫田税。那么可能有同学要问，还有一个租怎么来的？租实际上就是通组织的“组”，就是组织起来收田赋、田税就叫田组，后来就称为田租。

好，这是我们简单地给大家补充的一些知识。

前面跟大家说过，税人是城邦时代典型的或者说根本的特征，税地是帝国时代的根本特征，而税商是现代财政的根本特征，但是这并不代表现实中的国家只用一个税柄，它可能三个税柄都用，在中华帝国时期也确实如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三种税柄会混合使用，但也还是有区别的。

第一个，它履亩而税，就是我们说的税地为理想，税地是正宗。

第二个，税人一直在用，但是我们说税人毕竟是城邦时代的根本特征，所以在帝国时代我们可以看到，很有意思，它在制度上不断地加以消灭，但是税人又在现实中不断地兴起。

第三个就是税商，税商在帝国时代一直在使用，有时候实际上税商的收入超过了税地。但是很有意思，在帝国时代税商一直受到批评。

好，接下来我们就从这三个税柄来给大家看一看，帝国时代是用怎样的财政机制来维持帝国的有效治理的。

三、税人制度的消解

首先我们看帝国对税人税柄是如何使用的？

我们前面说过，税人按道理是城邦时代的根本特征，但是在帝国时期它一直在用，按道理帝国不该以税人为基础，但是在帝国时期一再地出现，它在制度上也一再地被尝试着消灭。我们来看一看。

首先我们看，任何一个王朝在税人上都有一个这样的变化趋势。首先就是在王朝初期，刚刚经过长期的战争，然后建立一个新王朝，在战争和新王朝建立过程中，一方面是军事需要，另一方面是工程需要，比如要建新的国都，要建新的城市，这时候由于常年的战争，经济被破坏得很厉害，所以商品化程度就低，民众就要为国家亲身服役，对国家来说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财政收入，所以每一个王朝初期几乎都要严重地依赖于税人。

到了王朝中期，这时候军事和工程需要就降低了，不再打仗了或者打仗很少了，然后大工程也建得差不多了，特别是经济市场化程度提高了，很容易就能招募到劳动力。所以，慢慢就有一个王朝中期的财政改革，这个财政改革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那就是用货币征收代替劳动者亲身服役。换句话说，我不要你来干活了，你给我交钱就行，以此来增加货币化的财政收入。

我们可以看到，税人在汉代典型地表现为更赋，在唐代叫做庸，我们后面还会说到，在宋代就是王安石变法当中的免役法，到明代叫做银差，都是不再要老百姓亲身服役，给我交钱就行。

我们再从战国或者从秦到清整个帝国的历史来看，徭役的变化趋势是什么？

在秦汉时代，人民有普遍性的徭役，也就是说所有的成年男子都要服役，这个役除了军役以外，还要服力役。前面我们说过汉代有更赋，唐代有庸，这些改革以后人民对国家普遍性的徭役义务就消失了，换句话说，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服徭役了，甚至一会我们会说到两税法改革以后，实际上人民对国家就不该再服徭役了。

可是到宋代以后，徭役又发展起来了，叫非普遍性的差役。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人、不是所有的成年男子都要服徭役了，只对有资产的人户，分上户、中户和下户来服一种差役，一会儿我们再来讲什么是差役。但哪怕是差役，在制度当中也是不断地被消灭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税人作为城邦时代的根本特征，在帝国时期虽然一再兴起，但是在制度上，它实际上是在不断地被消灭，民众的徭役负担不断地减轻，有这么一个趋势。

好，我们来简单看几个例子：

一个是汉代的徭役负担。大家看到汉代民众的徭役负担还是非常重的，首先成年男子在23岁和24岁这两年要参加军事训练，所以大家看《三国演义》，看汉代的一些书很有意思，怎么什么地方的人拉出来都能组成一支军队，就能打仗？这跟当时成年男子要服两年的役，然后进行军事训练有关系的。

在抗战期间中国有一个学者叫雷海宗，他写了一本书叫《无兵的文化》，就是感叹中国从汉以后我们的文化当中就不再有兵了，对于军事、对于兵役的评价太低。雷宗海先生这样的说法在抗战时代大家也清楚，可以理解，但是就我们今天来说的话，我们说成年男子23岁、24岁两年要在那儿军事训练的话，对经济和生产活动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对民众的负担也是非常重的。

除了这两年训练以外，每年还要服一个月的兵役，这主要是在自己地方的州县来服役。另外每年还要服戍边三天，大家想想，这个是最滑稽的，一个上海的农民如果要到河北去戍边，在路上就要走一个多月对不对？那么，可能还不止一个月，来回就是两三个月，那么到戍边几天？

三天。

所以就戍边三天这个兵役，大家很清楚是非常容易地转化为货币负担的。我不去了，我把钱交给你，你就到河北当地雇几个农民来戍边。这样多好，河北农民一方面有这个积极性来保卫自己的家园，另外一方面国家可以给他钱，他也更有积极性了。对我上海的农民来说也有积极性，我把来回路上将近三个月的时间省掉了。

另外，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军事训练和兵役以外，还有力役。力役有各种各样的，我们这里列出了很多，建工程、搞运输等等。为什么徭役在帝国当中不断地被消灭？我们说它是城邦时代的特征，那个时候一个城邦才多大的一点地盘。

大家知道周公分封天下，可能封他自己的亲戚，就是周王室姓姬的，他带着他的一批人，大概就一两千个人向东方殖民，可能找到一个交通要地，或者一个军事的重地，建一座城，他整个诸侯国就是这一座城。这时候你叫城内的国人服兵役也好，服力役也好，都不是大问题。可是到了帝国时期你再叫他服这么重的役，实际上是很不合算的。好，所以帝国时期在不断地消灭力役、徭役。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隋朝，隋朝为什么二世而亡？

我们治财政的或者对财政感兴趣的同学可能都知道，像明代，很大程度上这个国家是因为穷死的，没钱了，崇祯皇帝没钱给士兵发军饷，于是向各大臣、向皇亲国戚去募捐，可是募捐也募不到钱，他真正地穷。可是隋朝不穷，隋朝有钱有粮，它仓库里面的粮食一直到唐代初期还吃了好多年，还没吃完。一直到我们20世纪50、60年代，我们在洛阳附近考古，还发现了隋代的粮仓，那粮仓里面还有粮食，当然这个粮食不能吃了。

始建于隋大业元年（605年）的含嘉仓，仓底仍有粮食余存。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所以隋朝是很富裕的，我们引马端临的一句话，大家也知道，隋富也是我们财政史当中一再受到解释的、重视的一个事件，这里我们不多说。

我们要说的是隋炀帝为什么亡了国，为什么有钱也亡国？我们可以总结出很多原因来加以解释，在这里从财政的角度给大家解释的是，因为他大量地使用了徭役作为财政收入的方式。

隋炀帝的年号叫大业，他要完成这个丰功伟绩，完成这样的大业，所以他就大量地征发民力，老百姓一方面因为这种艰苦，死掉了大量的人，一方面耽误了生产。所以我们说隋朝富，富的是国家，富的是财政，而不是老百姓，老百姓都没有时间从事生产了，当然要造反。好，这是我们跟大家说明的，从财政征收方式来看，徭役实在不是什么好的方式。

我们前面说过，到了宋，实际上老百姓已经不给国家普遍地服役了，这个一会儿我们说到两税法的时候要说到。对于宋代来说，它建立起我们前面说过叫非普遍性的差役。这是对有资产的民户来说的，也就是说资产越多，服的役越重，资产越少，服的役越轻。

什么叫重役？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看仓库是重役。有人说看仓库多轻松，怎么是重役？因为看仓库如果丢了的话要赔的，这样只有有钱的人、有资产的人户才能去服看仓库这样的重役。

在王安石变法当中，就把它改成叫免役法。那就是说，我这个王员外家赀巨万，本来日子好好的，突然县衙门给我下个命令要我去看仓库，我当然不想干，我很有动力给县衙门交一笔钱，让他去雇人专门来看仓库。所以免役法就是基于这样的，我交钱给你国家，你国家不要我亲身服役了，你自己去雇役。

明代的役也是这样转化的，刚才我们说现实中用银差，银差又被转化到田亩中，这叫一条鞭法，把所有的负担都合在一起，再摊到田亩当中。所有的负担合到一起摊到田亩当中，实际上已经是摊丁入亩了。

大家经常听到的摊丁入亩或者摊丁入地是清代的，那么清代，按道理说在一条鞭法当中，民众要给国家服的差役，已经转化为银两的负担摊到田亩当中了，人民已经不应该再给国家服徭役了。

可是到了清代初期，它再次建立起这种非普遍性的差役，只不过跟明代不一样，它不要等到王朝中期了，清初就规定服差役的人，可以交银子来代替，叫丁银。

清陕西富平县地丁银。

可能同学们都听说过康熙末年，康熙说，我现在丁银固定了，永不加赋。后来到了他的儿子雍正年间，把这个固定的丁银摊入到田亩当中，所以这就要摊丁入地。这样一来在制度上，民众又不需要给国家服力役了。梁启超对这个评价很高，他认为这是奴隶制度在中国的消灭。

这个评价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清代之后又有新的王朝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预言，又会出现差役，然后又会出现某种程度的摊丁入亩。大家也知道，无论是民国，还是到新中国时期，农民给国家出劳力、服劳役这种现象仍然是存在的。

四、税地形式的转化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帝国正宗的财政收入，我们前面说过，是税地。

从理论上来说，税地有三种形式，一个是根据土地的出产量，一个是根据粮食的交易量，还有一个是根据土地的价值。但是在帝国时代，我们主要是根据第一个，也就是土地的出产量，你给国家交粮食或者交货币。

我们前面说过，鲁国初税亩，它设的比例是十税一，差不多10%的比例税率。秦代继承了这一比例，在田赋方面是十税一。大家可能在学中国古代史的时候还有印象，就是汉代初期我们是从十税一降到了十五税一，后来又从十五税一降到了三十税一，这就是汉初的减税。

汉初的减税被中国史书一再大肆地褒扬，特别地称赞，直到今天，这几年我们中国一直在做减税降费的这个事情，也有人拿它来跟中国古代的汉初减税相提并论。

减税当然是减轻民众负担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它也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汉初的经济和民生的恢复，但是我们要反过来说，汉初的减税是不错，是值得肯定的一个行为，但是没有那么美好。怎么说呢？一方面汉初减税很大程度上它是因为征收田赋，在相当程度上超出了政府的管理能力，大家想想，如果是按照面积去征税的话，征田赋的话，就要对土地的面积丈量很清楚，面积到底多少要很清楚，土地的管理帐册要齐全，而这在汉初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分层制本身在现实中也是做不到的。大家想想，三十税一，差不多3.3%的税率，就意味着你的粮食在秋后收获了，我政府要派一个衙役、派一个税吏跑到你家去，把你今年收的粮食称一称看有多重，然后从这个当中乘以3.3%把这个粮食收走。这个很难做到，不可能做到的。

所以到了汉武帝末年就变成什么？就是按土地面积收定额租金，换句话说，每亩地我是定额征收的，不再根据你实际的产量了，而是按照一个常年应产量，就是说每亩地大概产多少，应该产多少，然后乘以3.3%，好，我就按照这个数字定额地征收，每年都向你收这么多，除非经过皇帝的批准可以减税，否则的话你就要交这么多给我。

从汉武帝末年一直到新中国时期，实际上我们都是采用的这种常年应产量的定额租金。

前面我们说过汉初减税没有想象得那么美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征收能力有限，也就是说要足额地征收田赋的话，就必须对于土地的面积丈量得很清楚，而在当时是做不到的。当时能做到的是怎么？主要的是收人头税。因为在那个时代，必然是人口呈集中化居住的趋势，所有的人住在一起的，这样才可能抵挡灾难、抵挡野兽。好，住在一起我点人头是比较简单的，所以按照人头去收算赋和口赋。

这样一种财政方式我们史书上把它叫做轻租重赋，租指的是田租，这里的赋指的是算赋口赋。所以，真正国家获得的财政收入主要的是靠算赋口赋，那么田赋也是，田租也收了一部分，但反而不是主要的收入，不是主体的收入。

但是轻租重赋有个大问题，什么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农民是有土地的，那还好办，他可以负担这个田租；如果农民失去土地了，那么按道理是不要交田租了对吧，可是他的算赋口赋是要交的，人头税要交的，那他凭什么去交这个算赋口赋？那只能是流亡，人是可以跑的，跑了以后，你向我收人头税就没办法收了。所以汉代我们知道西汉、东汉末年都是流民问题极为严重。

[宋]郑侠《流民图》

我们看汉初以及到了北魏、到了隋唐，实际上很大程度上税收方式都是税人，按道理在帝国时代，我们前面说过它应该是税地了，但是它表现出来的却是税人。我们告诉大家，这实际上是用税人的形式，曲折搭成的税地。比如在汉初，它是先对人授田，也就是说汉初一部分是给有军功的那些将士大量的土地。

另一方面就是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按照一夫授田百亩的方式给他们大量的荒地，这样你有了土地，我再对你这个人征人头税，那么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成年男子都有100亩地，所以税人跟税地可以等价。

到了北魏、到了隋唐，我们知道有均田制，意思实际上是一样的，差不多也是一夫授田百亩，在这个基础上我再征你人头税。你每个人都有100亩地，我征人头税跟你征地又是一样的，这叫等价。

但是这里面一个最大问题，同学们立刻就可以想出来，那就是如果土地流失呢？土地没有了你向我税人，我拿什么来负担？

简单举个例子，就是唐代，盛唐是我们向往的，今天中国人在外国集中居住的地方都被称之为唐人街，这是对唐、大唐的一个回想。唐代一方面大家知道均田制，就是一夫授田百亩，只不过百亩当中区分口分田和永业田，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来征人头税。

大家注意，均田制这个均不是我们后来的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意思，均田制的意思实际上是把政府手中掌握的荒地，按照一夫授田百亩这个形式配置给农民。

人头税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是租，就是每丁、每个成年男子交一定数量粮食。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调，就是每户交纺织品，这个实际上是对女士征的，我们说男耕女织。中间这个庸，庸是什么意思？实际上庸是对每丁，要你亲身地服役，只不过在唐初就规定，如果你不愿意服役的话你可以交纺织品代替。

大家看到，租庸调实际上都是人头税，依赖于均田制，问题是如果老百姓手中没有土地了，如果国家不能够再给老百姓、给农民一夫授田百亩的话，就出现大问题了，这个大问题就唐代中期出现了，也就是说不断地均田，意味着农民越多，政府授田就越多，政府授田越多，政府手中的荒地就越少，以至于手中没有田了，没有田就没办法再实行均田制了。另外，老百姓原来手中有田的，因为种种原因可能把这个土地卖掉了，那他这样一来，政府没办法授田，老百姓手中没田，那么租庸调是没有办法再维持下去了，所以杨炎这时候才进行改革。

怎么改革？就是以前你交的租也好，庸也好，调也好，统一地加在一起，按照田亩来征收。有同学说两税这个两指的什么意思？主要指的就是夏、秋两次征税，也就是说一年征两次税叫两税。那么这个交的是什么？就是以前的租庸调合在一起，然后按照你实际田亩来征。

两税法刚刚实行的时候还有家庭资产，不过在那个时代大家也知道，主要的家庭资产就是土地，所以后来家庭资产也不管了，就是根据你的土地面积，你们家拥有的土地面积来承担租，承担田租或者叫田税，或者叫田赋，这就形成了两税。

经常有人说，中国历代改革都是失败的，这话不能这样说的。以我们这个两税法改革来说，它就是个很成功的改革，从杨炎两税法改革以后一直到清末，这样的制度都在用，所以不能说它是失败的。

两税一旦确立以后，我们看到它非常契合我们帝国的根本财政特征，也就是税地。什么是税地？就是履亩而税，什么是履亩而税，什么是履？履大家知道，就是鞋子，实际上履亩而税的意思就是说那时候丈量土地面积是靠跨步子，跨步子，可见准确度如何。

我们可以看到，很有意思，为什么后梁太祖和后唐庄宗都说两税是正宗的，我们只征两税，其他的我们不征，我们可不是那种不入流的政权，我们可不是那种歪门邪道的武装力量，我们是正宗的王朝。为什么说我们是正宗王朝？因为我们只征两税，也就是说两税成为王朝是否正统的标志，它的背后就是我们说的，税地是帝国的根本财政特征。

从这以后，国家就不需要再立田制了。所谓田制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授田制度，那个汉初的授田制，还有均田制，这些田制，国家不需要再做了。无论是谁，只要你根据自己手中的土地，按照面积给国家交两税就行，国家才不管这个土地掌握在谁手中。可是两税法以后产生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看到两税法之前的关键的问题就是老百姓手中有没有土地？有土地的话，就能承担我们说的以税人的形式曲折达成的税地，对不对？

两税法之后，关键在于国家能否清楚地掌握民众手中的田产。你到底有多少土地？国家清楚吗？帐册上反映了吗？很简单，一般老百姓的田产，国家能掌握，没有问题的，主要是那些当官的官僚，还有那些勾结当官的，他自己本身不是官，可是他跟当官的勾结在一起，他们可以让政府的帐册中不完全反映他们所占据的田亩，他可能有几万亩土地，帐册上可能只有几百亩，这样一来我们的两税就不能应收尽收。这是当时的非常大的问题。

一会儿我们会说到在宋元时期特别重视税商，这个税商带来了一个盘剥民众的后果，所以朱元璋定制不能够再税商了，他要恢复两税的正统地位，把它强调到一个我们今天看起来甚至是僵化的地步。他就规定正式的田赋计划收入一直是2700万石粮食，这个作为定制，不进行大改。正式的财政收入差不多就是这2700万石粮食，要占到75%。换句话说财政收入实行定额管理，不要多征，多征的话就是盘剥民众。

所以在明代，到了清代也是，田赋实际收入虽然有波动，但是基本上坚持了一个叫税额固定的理念，因为这被称之为仁政，轻徭薄赋。原因我们前面说过，朱元璋鉴于宋元时期的教训，一会儿我们也会说到。

到了明代中期还有一个情况的变化，叫财政货币化。前面我们说过，在汉代的时候田赋实际上是交粮食的，但是人头税，算赋口赋是交货币的，所以汉代的那个财政的货币化程度还是非常高的。

到了唐宋时期，大量的财政运行实际上还是有实物，有绢、纺织品，有粮食，当然还有铜钱。但是铜钱作为货币来说它是不合适的，因为它的价值太低。可是中国由于非常缺乏金银这样的贵金属，所以一直不能完全实行财政的货币化，或者说货币化财政的程度不够。

特别的是，我们这里还可以看到，实物财政自身也有优点。

一方面对于农村经济来说，你叫他交粮食是方便的，你叫他交钱他就不太方便，农民手中一般没有钱，而且如果你叫他交钱的话，官吏就可以利用钱谷比例关系进行盘剥，这个对老百姓不利，所以朱元璋在明初的时候特别强调，全部交粮食，用粮食来作为记账单位。但是我们说，实物财政确实不方便，运输成本很高，损耗严重，然后不同的地区也有不同的情况，这个地方不产稻米你叫他交稻米，那当然不合适。

到了明代中期，中国流入了大量的白银，有一个统计，就是明代中期的时候，西班牙人在美洲开发的白银，他们从美洲掠夺的白银，差不多有一半流到了中国。然后同时期的日本，他们开采的白银差不多2/3流入了中国。所以依托于这样的白银，中国建起了一个货币化的财政。大家可能经常听说过“白银帝国”，指的都是明代中期开始一直到清代的中国。

这样一来，某种程度上交田赋就都是交银两了，交银两的话当然是税地，可它又有某种商业方式的帮助，也就是说老百姓现在不交粮食了，要交货币，那就必须把粮食卖掉，那才能给官府交货币，交白银。

五、税商制度的发展

我们再来看看帝国运用的第三个税柄，就是税商。税商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工商税，那么当然是对的，但只是一部分。

工商税在帝国时期是怎么起源的？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

我们刚才讲过春秋战国时代鲁国初税亩，其他诸侯国也进行了类似的产权制度的变革，这一变革都是针对耕地来的，对于这些耕地来说，现在承认所有的地都是私田或者说不管是公田还是私田，你必须按照每亩地的出产履亩而税，给我交粮食，当然后期是交货币，这个我们叫税地。

还有一部分我们叫做非耕地，所谓非耕地主要指的就是山林池泽，就是山，矿山或者森林，或者盐池，就是产盐的地方，这样一些地方在当时诸侯把它们设为禁地，换句话说你不能随便进入，你要进去的话，进去打柴、打猎，进去采矿，进行挖盐或者晒盐，这些你要给领主交税，所以最早的工商税是这么起源的。

清初的皇家禁地——木兰围场

最早的税收主要的是在两个环节征收：一个环节就是在交通要路设关卡，你从禁地来打的柴、打的猎、采的矿，经过我这个关卡的时候要给我交税，这个我叫做“过税”，经过关卡的税；还有一个，你在市场上销售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要给我交税，这个叫做“住税”，住税相当于今天的销售税或者财产税。

大家看到过税、住税实际上很大程度上跟今天的商品税非常地像，不过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个过税、住税它的公共性特征在当时实际上是比较低的，因为过税、住税一开始是交给诸侯的，交给国主的，到帝国时代是交给皇帝的皇家财政的，它不是交给国家财政的，它的公共性比较低，依赖于禁地，比如说皇帝私人的禁地，是依赖于这样的特权来征收的。

大家可能听说过中国古代有个叫国人暴动，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周厉王原来允许国人到这个森林里面去采集，去打猎，去挖矿，原来可以做的，现在就是不允许做了，要做要交税，所以叫专山泽之利。对此，国人不满意了，不满意就起来暴动。这是中国比较早的抗税斗争。

上面说的是过税、住税的起源，过税、住税也确实是我们后世工商税的基础。比如说过税，经过关卡给我交税，我们今天的海关税是最体现过税特征的对不对？后来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时候，中央没有钱给他，就给他政策，什么政策？就是你经过关卡的时候逢百抽一，当时叫一厘，就是说你可以征收过税，这叫厘金，厘金后来规模越来越大，数量越来越多，成为晚清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税收。

后来到了民国时期，慢慢地就改成统税或者叫货币税。厘金最大的缺点是，过一道关卡就要交一道税，大家想想这个商人怎么受得了？你如果设10个关卡，尽管每个关卡1%，那么20个关卡就20%了，这还了得？所以这时候改成货物税，就是出厂环节收一道税，然后行销全国时就不再收税了。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增值税的雏形。

住税就是刚才我们说了，今天的零售税、财产税也跟住税相关，住税是它的起源。

在前面说过，我所说的税商不仅包括工商税，还包括官营和许可，就是说对这些山林池海出产的产品，国家可以自己经营来获取利润。这也基于我们说的自愿的原则，不能强买强卖，要依赖于你自愿来买卖。官营以前在书上把它叫做直接专卖，而许可以前书上把它叫做间接专卖。

举个例子，我们以盐为例。盐来自于盐池或者海边煮盐，最早是皇家财政的收入，后来到了汉武帝时期，他把它转为大司农管辖，原来是少府管辖的，少府是皇家财政机构，现在是归大司农管，就归国家财政拥有了。汉武帝时期由于要实行军事行动，没有钱，就请桑弘羊做搜粟都尉，桑弘羊来进行了大量的财政改革，其中一个改革就是在盐这个领域实行全面的垄断。生产盐由官府雇人，运输盐由官府来进行，批发和零售都是由专门的盐官和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官吏来干这个活，获取所有环节的利润。

可是问题在于政府全面垄断，这样的盐业带来的效率是非常地差的，国家的财政收入实际上增加得并不多，大大小小的官吏发了财。所以到了唐代的时候，刘晏进行了一个改革，我把它叫做许可制。

重盐执照

图片来源：hues.com

什么意思？就是放弃官营制，它只垄断两个环节，一个就是收购环节，也就是说所有的人你都可以去煮盐或者晒盐，但是你煮出来的盐、晒出来的盐，只能卖给我官府指定的机构，这是垄断了收购。然后运输盐、零售盐都是私人进行，但是你要批发盐的话就只能到政府这里来，由我批发给你，这个形式是什么？就是购买盐引，就是说你买了我的盐引，然后拿着盐引到我政府指定的机构，才可以批发盐来销售。

可能有点抽象，实际上对比我们今天的房地产市场，大家立刻就明白了。对我们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来说，城市的土地不能够随便买卖，对不对？只有政府的土地储备公司才有资格收购，这叫垄断了收购环节对吧？所有的房地产开发商需要土地的话，只有到政府那里去批发，我们叫做土地的拍卖，对不对？那么接下来怎么建房子、怎么卖房子，就是你私人房地产或者说国有的房地产公司自己的事情，国家不去管了。

所以大家看到吧，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物，我们今天的土地储备制度就是刘晏的盐业许可制。

在帝国时期，盐业偶尔也会实行征税的制度，换句话说，这三种可能是混合进行的。那么所谓的征税制就是民间经营，他去煮盐，他去批发，他去零售，他去运输等等，政府只是收税。一直到了北洋政府时期，才真正地实行征税制，我们叫“就场征税，自由贸易”。

这里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北洋政府实行了这个制度以后，从盐业当中收到的财政收入远远地多于许可制，原因大家可以自己思考。我们大家知道，新中国也长期地实行了盐业的官营制，一直到前几年我们才实行征税制。

在这里给大家插播一个，就是扬州为什么这么繁华？我们去扬州玩，导游都会告诉你当时扬州的繁华，扬州的繁华跟盐商有关系，盐商是非常地富裕。盐商为什么那么富裕？当然历代盐商都比较富裕，可是在清代盐商的富裕是有特别的原因的，什么原因？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官府实行盐业的许可制，就是要求盐的零售商必须向政府买盐引。可是盐引如果卖得多了，对于盐商来说就会积压，积压了以后他就没有积极性再去买新的盐引，政府就没办法获得财政收入了。

于是在万历年间就改为叫纲盐制，纲盐制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只允许少数的盐商来批发盐，购买盐引，给你们垄断资格，小盐商你们可以组合起来结成一个纲来向我买，买了以后再给你一个特权，什么特权？这个盐引不过期的，你可以交给你的儿子的，作为一个资产。好，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个改革。

这个制度在清代继续实行，但是在康熙、雍正、乾隆这个年间，中国发生了一个特殊情况，就是人口剧增，人口一下子从明末清初大概一亿多人口增加到乾隆年间大概三亿人口，食盐产销两旺。

大家注意，盐的收入表面上来看是销售收入，无论是销售盐引，还是官府自己零售，表面上看是一个销售的收入，但实际上大家知道吗？盐，从盐获得的财政收入，实际上是人头税，什么意思？因为每一个人只要他还能吃得起盐，那么每个人吃的盐的数量是差不多的，你不会是富人你就多吃点儿盐，对吧，哪怕你是穷人，只要还能买得起盐，你也不会少吃盐，所以每个人数量差不多，盐税它是对数量征的，每个人实际上承担的盐税数量就差不多。所以盐是人头税，人头税就意味着人口越多它的收入就越高。

所以盐商，特别是在扬州的盐商富裕。为什么扬州的盐商富裕？主要是扬州的地理位置比较好，靠近两淮盐场，就是今天的盐城、淮安、连云港这一代，又临近大运河、临近长江等等。盐商的富裕带来了城市的发达和文化的活力，大家都清楚扬州八怪、郑板桥这些人，都是活跃在这个时期。

两淮盐场及四省行盐图

图片来源：知乎

我们前面说过，在帝国时期税地才是正宗，税人虽然一直在用，但是一直处于被消灭的过程中，那么税商实际上也是一直在用，但一直不怎么正规。但是我们说有两个王朝不一样，一个是宋代，一个是元代，他们的税商实现了某种程度的，我称之为叫突破，什么意思？就是说它带来的财政收入超过了税地，占到了50%以上，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好像很有现代性。

我们来看宋代，宋代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什么？我们财政学界的老师把它叫做禁榷制，什么叫禁榷制？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官银制、许可制、征税制三种混合起来使用，在同一个地方可能这三种都用，或者同一个时期这三种可能都用，这个禁榷制带来的财政收入大概占到50%以上，两税只能占到40%左右。所以这样很有现代特征，在其他的时代一般的税地都是要超过50%以上的。

在元代，大家知道元实际上并没能够建立起真正有效的统治，所以它两税规模是很小的，它的财政，也大量依赖于宋代这样的禁榷制度。另外，元代还有两个制度，宋代实际上也使用，但是没有它这么大规模，以及没有这样地害民。

什么意思？一个是包税制，把大量的税收，比如一个城市的商税，一个城市的其他的财政收入，都包给某个商人去收，你给我交一个定额，交好以后你就去那个城市或者那个地方收税，这是包税制。另外元代还滥发纸币，实际上宋代的时候，可能大家学中国历史就已经学过了，北宋就有交子，是纸币，然后南宋是是会子，也是纸币，只不过它的规模远远地不如元代。

元代以银为本位，发行银钞，然后大量地滥发银钞来掠夺老百姓的财富。所以包税和纸币这两个手段虽然带来了很多的财政收入，但是对于民众的盘剥非常地严重。所以我们前面也说到朱元璋定制，为什么要以两税为主要的财政收入，并且要占到财政收入的75%？主要的原因就是税商过分地掠夺民众，所以他要求税商不能超过25%，商税只能三十税一，不允许多。这是明代的特征。

六、非正式财政收入的作用

以上我们说的税人、税地、税商，在相当大程度上都是正式的财政收入。在帝国时期，还有一些非正式财政收入，我们来简单说一说其中几个。

一个叫做加派，也就是说基于正式的田赋，在正式田赋两税基础上，附加一点，叫加派。

还有基于人身，这里说的主要是杂役。刚才我们说的税人更多指的是中央政府的徭役或者征人头税，那么地方政府要获得财政收入，它也经常给老百姓派一些杂役，不给你付钱让你干活，对地方政府来说就是财政收入。

还有君主基于他的特权也获得一些财政收入，主要的就是卖官鬻爵，还有就是赎罪，特别是在汉代，你要是犯了什么罪可以拿钱赎罪。我们知道司马迁犯罪了，如果他有钱的话他就不用受刑了，可司马迁没钱，只好被割了一刀，这个就是赎罪的，也是获得某种财产收入。

还有工商税附加，我们说工商税是正式的，还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加征。

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非正式财政收入都讲一遍，现在就来讲两个主要的，特别是第一个叫附加。

我们要注意，附加很大程度上不能把它简单地看作是地方官府、地方官员的一个贪污行为，它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公务的需要。特别是到了明清两代，其实前面的王朝也有这个问题，就是说地方政府办公是要经费的，可是中央政府给它留的经费是很少的或者说几乎没有，那它怎么办？它必须要获得这样的财政收入，才能够办公务。

另外，明清两代大家都知道是八股取士的，这就意味着做地方政府的长官是不通实务的，要请师爷，师爷的收入是要地方长官自己掏腰包的。

我们以明代中期为例，那时候一个县官大致上一年的年薪是60~80两白银，可是他要请一个师爷的话要多少钱？大概是100~120两白银。换句话说，他一年的工资都不够请一个师爷的，而一般来说知县至少要请两个师爷，一个管财政，一个管司法。所以他就得想办法用私人的名义来给他提供工资。

工资怎么提供？我们看州县政府，这里说的州县政府就是直接跟老百姓打交道的最基层政府，他们大部分收入是来自于火耗。

火耗是什么？我们前面说过明代中期以后就是财政货币化了，老百姓给官府上交的都是散碎的银两，对于州县来说，他们要把散碎银两铸成大锭的银元宝，然后交给上级，交到那个省一级，省一级再把它交到中央政府去。把散碎银两熔铸成银元宝有技术性的损耗，一般是2%，这个2%的技术性损耗肯定要向老百姓收的，地方官府可负担不起。

向老百姓收的话，借这个机会州县政府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就是说征的肯定远远不止2%，有的地方征10%，有的20%，最多的我看到有的地方火耗征80%，也就是说你应该交100两银子给官府的，就要交180两，其中80两是火耗。这个火耗在一会儿我们会说到的，雍正火耗归公改革以后，就成为正式的田亩负担了。

再接下来，省级和府一级政府，府一级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地级市，他们一般不跟老百姓直接打交道，他们的公务需要的钱从哪来？大部分是向州县政府摊捐，就是每个县要给我交多少，叫指令性捐献或者通过某种馈赠，要你州县政府赠送给我。

中央政府它有时候也通过附加的形式获得额外收入，比如大家都知道的明末我们征什么辽饷、练饷、剿饷这三饷，这是在原有的田赋基础上加一点叫三饷。

另外还有大量的其他形式，比如大家都听说过的陋规。大家注意陋规不能简单地看作贪污腐败，陋规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丑陋，但是有一定之规，要交多少是个常例，也就是说大致上是有数的。这个陋规不是所有都被用来办公务，但是我们说有不少是用在公务上的。在陋规之外再捞的话就被称之为贪贿了，可问题在于陋规跟贪贿之间并没有一个截然的界限，让我们清楚什么是陋规，什么是贪贿。

还有一种重要的财政收入形式，非正式的，叫捐献，那么捐献又分为捐纳和报效，捐纳又称之为捐输，就是卖官鬻爵的发展，尤其到了明清时代把它相对正式化了，就是说它可能是常年出售的，常开事例，这里主要是出售荣誉，出售那种官衔，就是名誉性质的；也可能是暂开事例，就是偶然的、突发的军事行动或者大的灾荒发生了，需要钱，这时候就出售官位，尤其到了晚清，大量的官位直接地出售。

如果大家看过清末的一个小说《官场现形记》的话，会发现很有意思，一个正牌县令坐在堂上，下面可能坐了四五个候补的县令，就等着他走，然后某一个人再上来做正式的县令，就是因为当时的县令这个职位卖得太多了。好，这是捐纳。

靠捐纳所得户部执照。

还有一个叫报效，主要是商人在政府财政困难之际向政府捐献。不过大家知道，这个很大程度上不是出自于爱国心对吧？可能有这样的商人，但肯定不是主要的，而是要寻求某种特权。

以上就是我们跟大家从税人、税地、税商这三个税柄以及非正式财政收入这些方面，给大家概括了帝国时期要实行国家治理的话，依靠的财政收入形式大概是哪些。

这些财政收入形式，大家要注意，不仅仅是提供财政收入，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治理国家的一种方式，比如说我向你收田赋的过程中，就对你这个人、对你家的土地就有一个帐册的管理、命令的下达，这样一来实际上就在征税过程中对国家进行了治理。

具体的我们不多说，我们接下来看一看这样的整个帝国的运行，我前面跟大家说过，我认为它还是比较有效的，但不是说它就是十全十美的，也不可能十全十美，对不对？我认为它内部还存在着深刻的悖论。

七、帝国财政的悖论

什么是悖论？可能大家都听说过，所谓悖论就是同时两个相反的命题都成立，A和非A都成立，这叫做悖论。

其实，不仅帝国存在着悖论，现代国家也存在，城邦当然也存在。正因为一个国家阶段、一个国家类型内部存在着悖论，所以这个国家类型才要升级，才会有一个国家不断地分阶段发展的问题。这是我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交代。

我们现在来看看帝国时期存在的悖论是什么，从财政来看。

第一个悖论叫做正式财政收入体系当中，官僚阶层对帝国财政既支撑又削弱的悖论。

我们知道中华帝国的有效治理有一个非常好的方面，那就是官僚阶层的水平质量都很高。汉代一开始是察举，到魏晋时期我们是九品中正，后来大家知道在唐以后叫科举，选拔出来的官僚阶层他们维持了整个国家的治理，特别是我们财政的运行离不开这样一批官僚阶层。

可是我们又说，帝国财政基础削弱的主要力量又是官僚，它既支撑了又削弱了帝国，这两个命题同时存在的。前面我们说过税地要实行履亩而税，履亩而税的关键就是土地帐册要能够非常地清楚对不对？要能够做到应收而尽收。可问题是一旦我这个家族有人在朝廷里做官了，做到高官了，我的这个土地，地方的州县官员是不可能向我应收尽收的，然后我兼并的土地、我吞并的土地，我也不可能自觉自愿地在政府的帐册当中登记，老老实实地交税，不可能的。

我们举个例子，就是在上海这边，松江原来有一个，就是明代有一个内阁首辅徐阶，徐阶家的这个家族在这一代他兼并了多少土地？有的史书上说是18万亩，有的史书上说的是40多万亩，我们不管是18万亩，还是40多万亩，总之很多。然后他交税却交得非常地少，这样一来的话国家的正式财政收入就不能够应收尽收。

前面我们说过，像明代它实行定额管理的，换句话说你这个县，我不管你土地兼并情况怎么样，你向我国家每年交的田赋是定额，固定的。这样一来的话，徐阶他们家不交税，不交田赋，那谁交？只能摊到那些无权无势的人身上。所以这样一来，无权无势的人税赋就特别地重。

所以明代，我们以前老说是横征暴敛，或者其他的王朝我们老喜欢用横征暴敛这个词，其实不准确，明代的财政收入最好的时候也不超过国民收入的10%，当然不是说横征暴敛不存在，只是说总量上不存在，而是存在于结构当中，那些官僚阶层他没有承担应交的税赋，而那些无权无势但是他有土地的，甚至土地很少的，他可能承担了过多的田赋的负担。好，这是第一个悖论。

在这里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在我们史书当中、日常闲谈当中，很多人会议论到的一个情况就是万历年间，因为国家没有财政收入了，皇帝没有钱了，就派太监去大量地收税。为什么派太监？大家注意到，明代中期，我们有个说法叫资本主义萌芽，意思是工商业经济发展得比较好，可是由于朱元璋定制，工商税是不重视的，国家不能够对工商税征更多的税收。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没有财政收入，由于没有财政收入，万历皇帝就想征工商税，官僚阶层就抵制，不让皇帝去征。为什么抵制？因为这些工商业的发展实际上主要是这些官僚在参与或者庇护，一会儿我们还会说到这个问题。

总的来说，就是不能够依赖于官僚阶层去征工商税，所以万历皇帝不得不派出太监到各地去收税、开矿。这就是著名的太监收税问题，太监收税问题当然可以反映皇帝的贪婪，但是我们说其实更能反映官僚阶层的贪婪，他们虽然是支撑和运转财政制度的主体力量，但又是削弱财政基础的主要力量。

那第二个悖论是什么？我们看到这个非正式财政收入它是产生于公务需要的，具有一定的公共性的。就是说，帝国时期在明清两代它以2700万石粮食为主要的财政收入形式，后来当然不交粮食了，变成货币了。这个2700万石粮食，大致转换比例为一石粮食转化为一两银子，也就是说，明清两代每年的财政收入大致上在3000万两白银左右。

正式财政收入实际上征收得并不多，之所以这么少的正式财政收入能够支撑国家运行，是因为有大量的非正式收入。

换句话说，非正式收入维持了帝国的运转，帮助了正式收入体系的运转。

我们前面说过，收取陋规是有规矩的，陋规也大量地使用在公务方面，但是收取陋规它毕竟是一项私的行为，并没有一个可靠的标准，在陋规之外又会收取贪贿。陋规和贪污纳贿很大程度上又剥夺了民众的财富，损害了帝国的财政基础，让一般的民众没有办法再负担真正正式的财政收入。

我们看到，前面提到的雍正的火耗归公改革，就是说地方政府没有经费，地方官员的收入太低，怎么办？雍正帝就想办法说，这样吧，我允许你们对于正式的地丁钱粮，合法的用火耗的形式征收，不过州县官员要使用一个比例，这个比例在省内要统一，但是省与省之间不必统一。比如江苏省是钱粮大省，允许你收10%的火耗，就能获得很多收入了。

各个州县收上来的火耗，不能留在州县，要上交给省一级的财政。然后省一级财政怎么做？首先如果我这个省有财政亏空的话，要把它弥补好，除此之外就用来给各级官员补充收入，叫做养廉银。比如一个知县，刚才我们说一年的年薪大概60~80两，那么养廉银有多少？一年大概有200~300两，也就是说养廉银大大地高于年薪。

如果还有钱，还可以用来从事公务活动，你这个县要修一条路、修一座桥，你给我省打报告，那么我给你拨公费银。雍正皇帝是这样一个改革，目的就在于用公开正式的手段获取收入，然后以此履行公共目的和公务要求的职责，你这个县官就不要靠贪污了，我给你养廉银，你这个县如果要修桥，如果要铺路，我不要你自己想办法去捞钱了，我给你经费。可是雍正帝的改革结果，后来我们发现，很多人总结是失败的，当然我们说不能说是完全的失败，他有他成功的地方。

但是之所以说他是失败的，就是说地方官员并没有满足于这点养廉银，捞钱仍然是没有底线，无法阻止的。公费银实际上越到后期越少，越不能够真正地从事公务。

我们刚才跟大家简单地说，雍正皇帝想用火耗归公的形式来消灭非正式收入，但是消灭不了。到了清末，非正式收入体系仍然存在，它对正式收入体系仍然是既支撑又削弱。

再接下来我们看特权，特权对工商业经济发展，我把它叫做既保护又破坏的悖论。

前面我们说，在朱元璋时期，他认为宋元税商盘剥民众，不是一个好的手段，所以他就以两税或者税地作为自己的主要财政收入基础，工商业方面他收得很少，他觉得这样对老百姓好。可是国家不以工商业为自己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的话，某种程度上你国家就对商人的人身和产权的保护就不足，对市场规则和中间组织的建设也严重不足。

我们看17、18世纪的英国，因为它收货物税，所以国家跟商人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我保护你，我保护市场规则，你工商业经济发达，商人挣钱，我国家的财政收入就多，这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同命运共呼吸的关系，对不对？

可是对于明王朝来说，对于清王朝来说，反正工商业经济给我带来的财政收入很少，所以我对你也不在乎。有人要说了，那明清两代的工商业经济怎么发展起来的？我们说很大程度上要依托于特权的保护，或者商人自己就是权力拥有者。

所以明清两代的皇商和官商是特别发达的，那个徐阶，我们刚才说了，除了有十几万亩或者几十万亩土地以外，他家还是重要的纺织工场的拥有者，就是出产纺织品的，获得了大量的钱财。

正因为有这样特权的保护，那种大规模的、长时间的、跨地域的商业交易才有可能。在特权阶层保护下，明清两代工商业确实有所发展，不过我们要说这种在特权保护的夹缝当中生存的工商业经济也很容易为特权所破坏，之所以这个特权既能保护也能破坏，是因为你必须依赖于某个特权，可是依赖的这个特权一旦倒台了，比如说依赖于徐阶的，徐阶后来倒台了，那么你也就跟着完蛋。

我们这里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可能很多人听说过，胡雪岩，他发家怎么发的？当然他自己本身很聪明、很能干，这是不可否认的，但他的事业，是在浙江巡抚和闽浙总督两个人帮助下做起来了，可是后来除了自己做事投机以外，他还失去了官僚的庇护，于是贫恨交加，于是贫恨交加，最后郁郁而终。那么这是当时时代的特征。

以上是我们说的，帝国时期从财政来看有三大悖论，正因为这样的悖论的存在，所以帝国本身是不自足的，它必须向下一个国家阶段转型。不过，从王朝、帝国本身的特征来看，如果它在财政上能够维持量入为出的话，那么帝国实际上是能够维持的。当然，这里面可能王朝会有兴衰。

那么怎么样才能维持量入为出？军事支出不要爆发性增长，主要就是君主你自己不要对外征伐了，明清两代是最典型的；还有，如果君主能够有利地控制宗室，使得皇室开支不要太大，明代是个教训，就是宗禄太多。

如果君主能够控制官僚支出、官俸支出，特别是官僚不要去捞取太多的非正式收入，就是我们说的贪贿、陋规，这样的话，整个国家财政就可以量入为出。

当然了，有人说如果君主不能维持量入为出怎么办？我们看到在帝国时代无非就是王朝崩溃，一个新的王朝兴起，然后这个新的王朝君主控制宗室、控制官僚，不对外征伐，大致上就能够维持了。

可是问题在于，如果外部威胁大了怎么办？这一点我们在宋代看到比较典型的，宋先面临着辽，后来是金，后来是蒙古，不断有外来的威胁。还有就是晚清，我们可以看到，特别典型。就是说一旦外部威胁大了，西方列强入侵了，国家就必须积极行动，要积极行动，军事开支大，财政支出多，就必须寻求新的财政收入来源，要寻求财政收入来源，从哪来？

前面我们说到宋为什么税商？其中很大的原因是从两税没办法增加财政收入，只能从工商业活动增加，这样国家就必须去发展工商业，而发展工商业就宋代来说，它发展不起来，只能通过盐、茶、香料，这些我们叫做低弹性商品，靠它的禁榷制来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

而晚清开始不是这样的，不是通过这种低弹性商品，而是通过确立个人产权，维护经济交易规则，建立基于个人权利和财产保护这样一系列的制度来发展、促进工商业。

当然这里有个前提，大家知道这就是从西方引进了工业革命。这一切，就意味着帝国财政和帝国制度在发生整体的转型。

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家可以看到，1766年，乾隆年间，当时的田租或者田赋占70%多，跟明代是差不多的，对吧？到了1903年，光绪年间就降了33%了。那么光绪年间主要财政收入来自于哪里？我们可以看到关税，这里主要指的海关税，还有我刚才前面说到的厘金，这些都来自于工商业活动。工商业活动带来的财政收入已经超过了50%，同时它提供了远远超出过去的财政收入总量，达到1亿多两白银了，轻徭薄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最后，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帝国的财政悖论在帝国阶段是没有办法消除的，必须实行国家向现代国家的升级。

现代国家是怎么消除财政悖论的？

前面说了三大悖论，第一个悖论在我们今天是用民主制度来摒弃特权，约束官僚阶层的行为。就是说，这样的官僚阶层只能是为人民服务，他不能够去破坏工商业经济活动，不能够捞取自己的钱财。

第二个就是放弃非正式收入体系，我们前些年为什么一定要费改税？就是把一些非正式的费改为正式的税。

第三个就是工商业发展要依靠法律和政治制度的保护，而不是靠特权。

这样一来，大家看到，帝国时代的三大悖论在现代国家慢慢地消除。当然前面也说过，我们走向现代国家的道路还没有完全成功，还在这个道路上走。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明白知识（ID：mingbaizhishi），来源：知播第90期直播《帝国的税柄与财政的悖论》文字实录，作者：刘守刚（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