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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2-24 19:45
今天的年轻人真的很无力吗?

采访:Lisa、阿黄、Sharon,编辑:阿黄、Sharon,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2020年,我们见证了很多令人无力的事件。 


年初,新冠确诊和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口罩短缺。普通人除了在家为生病的人祈福以外,几乎没有其他方式改变愈发恶化的疫情。在疾病和死亡面前,人们感到束手无策。不断变幻的国际局势,叠加疫情的影响,让许多留学生“回不来”也“出不去”,少数幸运儿如愿了,而大部分人只能留守、等待。


媒体和社交平台不断曝出的校园和职场性骚扰事件、家庭暴力事件,让女性感到害怕。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保护自己?“有谁能帮帮我?”


同时,校园内卷和职场PUA令人窒息,努力并不会有结果,而一旦努力错了方向,一切可能都白费了。年复一年的“最难就业季”,和令人唏嘘的“平均工资”,年轻人不知如何才能保障自己的生存基础。


资本和技术系统下,每个人都只是一个数据点,被规定好的时间和任务推着走,落入“工具”的陷阱,却无法逃离。而被“数字鸿沟”隔离下的老年人,让年轻人开始担心,我们老了以后怎么办?


“蛋壳公寓”暴雷,一夜间,数万年轻人失去了“稳定”的住所,在租房愈发困难、买房几乎不可能的困境中,不知如何是好。


生存、健康、住所、出行,这些本该“正常”的需求,在今天好像都变得“难以掌控”。我们被不断涌现的问题反复冲击,来不及反应,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越来越多人说:“真的好无力啊。” 


今天的年轻人,真的很“无力”吗?“无力”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应对这种“无力”呢?


本期嘉宾

■ 傅适野:播客“随机波动 StochasticVolatility”主播,曾任“澎湃新闻”文化课栏目记者和“界面新闻”文化频道记者。

■ 哦一:公众号“DT财经”副主编,曾任“NOWNESS现在”新媒体总监。

■ Zafka:“青年志”联合创始人,年轻人趋势观察者。


当年轻人在说“无力感”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说什么?


哦一:房间里的大象大到没办法视而不见了,对系统的反思就变成了一种“不满”。


年轻人过得不好,在近几年都是一个被广泛讨论的话题。996、007、985废物、小镇做题家,同事内卷、老板PUA,听歌网抑云、离婚冷静期,女性月经贫困、男性社会性死亡。打工人、被退租、65岁才能退休。随便一拉流行词都能感受到年轻人对自己处境的不满。


经济无力。就中国语境来说,贫富差距、阶层固化已经成为常识。社会整体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而且发展得很快,但是有普通个人的收益增长,远赶不上社会整体的经济增长。房价和收入的鸿沟是最明显的,普通工薪阶层在一线城市掏空两个家庭6个钱包也买不起房的比比皆是。 


生活无力。就业里,近几年每年都会发明新的热词来吐职场苦水,996、007、福报早已经成为年轻人口头禅,今年又有内卷、PUA、打工人、大厂上厕所问题。智能手机把个人生活变成了移动劳动营,工作入侵生活。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再谈“工作生活平衡”了。 


感情无力。交友软件让选择无限增加,社交网络的各路大V博主让择偶标准不断被拔高,市面上充斥的爱情课、泡学、绿茶学让爱情界充满套路,PUA/渣男/小三/海王近几年词频高涨,『个人主义』又让年轻人更不愿意在感情里迁就磨合,年轻人很注重“自由”,越来越多人担心恋爱和婚姻会伤害到“自我”的生活,所以离婚冷静期的消息出来,会引起年轻人那么大的反应,他们会担心一旦进入婚姻,就被困在里面出不来了,婚恋里笼罩着“渴望爱情、又害怕伤害和付出”的氛围。 


这些都是非常可感的年轻人处境。 


傅适野:年轻人面对生活采取的“防御性姿态”,其背后表现的也是一种无力感。


最近和拍摄《杀马特我爱你》的导演李一凡聊天,他谈到杀马特和城市里的其他年轻人有一种共通性——他们面对生活都会采取一种“防御性姿态”。在我看来,这种防御性姿态背后,其实也是无力感。

 

杀马特大多是留守儿童或农民工二代,原生于农村所处的熟人社会。他们即使和老乡一起进城,也会在流水线上被打散,成为原子化的个体。所以,他们需要用一种防御性行为来保护自己,杀马特的发型能让人看上去特别厉害,不容易被人欺负。


对于都市白领来说,他们的“防御性姿态”分为两种。一种是把真实的情感寄托在相对虚幻的东西上,比如追星(不是说追星是虚幻的,而是说通过追星这种非实体的形式寄托真实感情)。

另一种姿态,是为自己寻找一个在社会上更安全、稳定的位置。他们会思考,在既有的社会体系里,我怎么样能更安全?比如985相亲局。他们认为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人结婚,可能就是最安全的。比如中产买学区房,为下一代寻求更好的教育资源。当这种安全感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想的是当下的资源还不够好,所以我不够安全,而不会去想安全的空间或者状态是否真实存在。 


在我看来,都市白领所处的中产阶层与杀马特之间形成了某种“镜像”关系。虽然他们在爱情、工作和生活方面,面临的具体问题和情境是不同的,但在情感和情绪上,他们面临着相似的困境。 


在爱情上,杀马特和城市里的年轻人一样,一方面在追求真爱,另一方面,也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因为对彩礼有要求。所以,很多杀马特总想着“我要找一个真爱”,这样对方也许就不会要求那么多彩礼。而“985相亲局”,其中存在着两套逻辑:一套是浪漫叙事的逻辑 ——“我想追求浪漫的真爱”;另一套是经济的逻辑 —— “我要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人,通过婚姻来实现阶层的跃升”。这两套逻辑是并行的。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杀马特和都市年轻人是很相似的。


工作上,杀马特在工厂里打工,每天在工位上坐十几个小时,下班后连话都不想说。都市白领同样地在形容自己是“打工人”,要“996”工作。“打工人”这个词,其实就是从杀马特、进城务工人员的话语体系里挪用过来自嘲的。

 

还有买房的问题。杀马特面临的是,父母要求他们回老家盖房,他们不想回去。而如果要在城市里扎根,又完全没有能力买一套城市里的房子。而都市白领若想要在城市扎根,他们买房可能只能选在郊区,并且需要全家一起付首付,然后再还贷。 所以我会觉得在情绪上,不论是在哪个阶层,他们都面临着共同的困境,感受到的都是一种“无力”的感觉。
 

“无力感”和“脆弱性”一样,既是主观感受,也是客观现状。


我们在说“脆弱性”的时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当人在各种社会状况下所面临的“客观的”脆弱性。还有一种是人“主观”感受到的“我觉得我很脆弱”。我觉得“无力感”也是这样的,它既是一种主观感受,也是客观现状。

 

一个杀马特在李一凡的纪录片里说:“我在城中村生活,在工厂打工,但是我从来不抬头看高楼,因为那跟我没有任何关系。”还有一个杀马特说,他刷一些短视频软件,会看到明星可能一个合同就赚几百万、几千万,然后再看看自己一个月才挣三四千块钱,他感受到了很明显的鸿沟。


而当我们去看城市里的大众文化消费品,其实已经很少有“穷小子爱上富家女”之类的阶级悬殊的恋爱了。现在连“神仙恋爱”也是要门当户对的。这里面可以反映出大众的两种情绪:对于杀马特来说,他们觉得有钱人的生活或者城里人的生活,跟我的现实生活没有任何关联。对于城市白领或者中产来说,他们觉得都市里已经没有“童话”了,没有办法在不考虑经济基础的情况下去讨论爱情了。 


Zafka:无力感,是年轻人面对风险退无可退。


如果回望十年前到现在,风险社会呈现的不确定性持续加深,贫富差距悬殊,个体实现社会流动和自我价值的希望逐年减少,愈发只剩下焦虑——普通人日常生活能不能保全的焦虑。2020年的全球疫情和经济衰退又进一步恶化了个体境遇。这种状况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全球的。

如果说是否“有力”,是有关同等努力下个体可能性的比较,今天普通人相比十年前,确实是更无力了。比如年末的蛋壳公寓暴雷事件,既有个体无法抗衡的经济衰退下的金融连带风险,又有基本居住权保障缺失的风险。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要凭一己之力,对抗各种风险,按照自己想法安身立命,个体很容易感到弱小无力,缺乏安全感。这与其说是年轻人的主观感知,还不如说是更多普通个体在今天的集体感知。 


另外,无力感作为主观感受也在发生变化。过去十多年,也是年轻人对风险社会亲身体验不断加深的过程。之前面对风险,年轻人觉得无力,可以放弃工作上的探索,选择转身建构自己生活小世界,偏安一隅,发展兴趣和日常小确幸,努力做个“不普通的普通人”。


现在年轻人主观感受上的无力和不安全,是面对风险退无可退,如何能努力过上稳定的“有房住,有班上,有人陪”的普通人生活。因此我们才能看到,有关“工具人”“内卷”“异化”“消费主义”等学术词汇,在今年成为文化热点,因为大家都想更为深入了解和解释,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个体在当下的境遇。


这种无力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为什么在2020年,会成为了一种特别鲜明的感受?


哦一:机会被垄断,“做自己”变成自我绑架。

 
一个是,在市场上,大厂急剧垄断年轻人的个体机会。在过去,中国市场处于摸索阶段,经济整体上涨,到处都是红利,那时候还流行“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努力就有回报”的叙事。

现在大厂大范围垄断人们的生活服务,资本有足够的资源打价格战和流量游戏,普通个人的机会逐渐被挖完,社会规则的漏洞被堵上。个体创业要么被大厂淘汰,要么被大厂收编。小市民和农民工的机会被大大挤压。选择大于努力,几乎成了时代共识。而即便中产增加,在中国的阶层结构,仍然是倒丁字型的。大量的底层人民,是没有选择权的。


第二个是,无力感也来自“个人主义”盛行带来的自由代价。当代青年非常强调主体性,强调“做自己”。广告和营销号铺天盖地地迎合年轻人,“不要墨守成规、做自己想做的事、一切皆有可能”,于是,人人都疲于探索自己究竟有多少可能。


人人都想自由的代价是,社会规范对个体的约束力,转嫁给个体自己了。以往的规则不适用,个人就要自己创造规则,为自己的不幸和失败负责。人们进入了一个功绩社会,都想要“自我提高”、“自我实现”,以至于没有外界的规训也会压榨自己,自己成为自己的奴隶,不停地在“自我升级”的要求下疲惫不堪。


人们相信的“进步叙事”不再可靠,社交媒体的渲染让“无力感”更加泛滥。


此外,这个社会对弱者并不友好。当前的主流观念是进步。进步叙事从社会到组织到个人,稀松平常到没有人质疑。进步就是要变得更好,但它隐含的另一层意思就是“现在是不好的”,于是人们在不断的否定自己、不断想要变化的过程里。


所以当代人,尤其是一线都市人,总要让自己“忙碌”起来,有在做点什么,连娱乐也总处于一种做功课的状态。这导致了人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未来上,处于一种对未来的担忧中。 


再加上社交媒体的渲染。几年前就已经有“丧文化”的流行,今年特别集中爆发,一个原因是以疫情为首,接连出现的几次公共危机事件,以及几个流行语的走红,加强了人们对大环境的讨论。而社交媒体有一个特性,就是“情绪色彩强烈的信息更容易在社交媒体上得到传播”,所以我们能看到很多情绪泛滥的词汇成为流行语,情绪比事实更能引发共鸣传播得更广。


社交媒体上又存在着一种“拥护平庸、反优越”的氛围,宣扬自己容易被扣上“凡尔赛”的帽子,一个人获得价值感从“夸奖自己”转变成“批判别人、批判系统”,用批判来获得自尊,这种批判形成一种“哪里都不对劲”的状况,衍生到自己就是自嘲自黑,即便那些过得还不错的人,也会容易自怨自艾,自称打工人、韭菜、985废物,被带进绝望的氛围里。
 

傅适野:阶层越来越固化,抓住时机也不容易了。


从改革开放40年来看,现在的社会阶层越来越固化了,阶层跃升是越来越困难的。而且对于各个阶层的人来说,都是很难的。 对于农民来说,第一代的农民可以到城市里开一个小店,而他们的子女,可能一辈子只能当个打工的人。他们没有办法在城市落脚。而白领或者城市中产,像“海淀妈妈”,她们的焦虑是,我的孩子万一不如我怎么办?其实他们的孩子可能大概率会不如他们。因为改革开放的时候,机会是比较多的。在那个社会背景下,抓住时机可能就能改变命运。然而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抓住时机也是一个特别难的事了。所以从代际上来看,这一代是很有可能不如上一代的。 

与此同时,大家的道路越来越窄了,主流的“好”的选择越来越单一了。2014年我毕业的时候,进大厂并不是一个主流的选择。但是现在你再去看,名校学生大部分都去了大厂。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大家的职业选择,以及对于选择职业的价值观,什么是“好”的职业、什么是“稳定的”职业,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被寄托在未来的“希望”难以达成。


还有一个原因,很多人会把希望寄托在“未来”,好像只有牺牲了当下的某些东西,才能达到未来的目标。“未来我会有好的生活”,“未来我会买房”,“未来我的小孩会有好的教育”。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万一这些目标未来没有达到,那可能整个人就会崩盘。这确实也是无力感的一个来源。 


Zafka:个体化进程让人获得了更大的自由,但也承受了更大的压力和风险。


个体无力感的背后,确实有更为宏观的社会结构变迁的原因。早在二三十年前,贝克,鲍曼和吉登斯等学者就已经指出,我们正处在风险社会,同时个体与社会关系正在发生结构性转变。


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创意经济以及全球化的发展,个体从过去工业社会的阶级、家庭、职业、性别等传统体系赋予的个体身份束缚中脱离出来,开始独立规划自己的生活,为自己而活。在这样的个体化社会中,个体是行动的中心,是自身生命历程的规划师,需要自我感知,自我选择,对自我负责。因此,看起来是个体获得了更大的自由,但也会持续承受更大的压力和风险。 


现在,我们的确处于某种意义上的历史节点上。个体化的动力,主要依托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以及流动性。但实际上,个体所处的阶级差异和家庭背景等社会不平等并没有消失,同时过去几十年贫富差距持续扩大。


另外,数字化经济带来的冲击,使得劳动力市场上的个体价值分化。高科技和创意人才获得了更为悬殊的收入,大部分白领和蓝领的价值被持续贬低。最后,如果缺乏更为完备的国家福利制度、个体政治经济权益保障等各种底层支持,个体化进程也会面临更大的风险。 


因此,2020年全球疫情加上经济衰退,让本来在风险社会中脆弱的个体更加难以招架。社会流动的危机,自我价值实现的危机,公共领域丧失、各种撕裂难以对话的危机,会让这种无力感更为明显。


那么作为普通人,应对不确定性和这种无力感,可以做什么?


傅适野:建立基于“情感”的社群,给年轻人一些缓冲的空间。

 
个体层面的话,其实还挺难的。有一个大学生给我们写信,说他要继续读研,然后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有自己的知识体系、能准确表达自己、自己为自己做主”的人。但他很焦虑的是,他觉得他现在学的这些东西,或者他的兴趣爱好、对自己的自我探索等,在将来或许并不能让自己吃饱饭。 


现在的年轻人还是会在这种自我探索和稳定的经济基础之间纠结。这里面隐含的前提是,年轻人自我探索,就必然不能导向稳定的经济基础。兴趣和赖以谋生的工具好像必然是冲突的。这是现在很奇怪的一个现象。理想情况下,人们是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同时也能靠它维持生活的。但我们现在讨论很多的是,年轻人到底能不能去探索自我? 


更奇怪的是,如果有人在做自己喜欢的事,而且过得还不错,大家就会说,“那是因为‘家里有钱’”。但这其实反映了一个事实,就是整体的选择空间越来越小了,社会的容错率也越来越小了。 


所以应对这种“无力感”,我们能做的,可能是建立一些基于情感的社群或群体。比如我们通过播客建立一个社群,或者在每次热点事件的时候,大家因为共同的愤怒或其他情绪所产生的社群。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暂时性的解决方案。它可能不能解决什么实质上的问题。但因为我们谈“无力感”的时候,其实是一种感受,所以我觉得相应的解决方案如果是基于感受的,可能是更好的。年轻人需要情绪的缓冲,需要归属感。

Zafka:关心自己,也关心他者。有尊严,有信仰,有爱。


在今天我们所处的历史阶段,作为风险社会的个体,成为自己,自己对自己负责,其实是某种意义上的诅咒。个体背负的东西太多,“成为自己”有时候成为了逃避式的、消费主义式的期待和行为。 


回到几个学者讲到的,无论是项飙讲的“把自己作为方法”,还是泰勒在《现代性的隐忧》中所说的“联结更宽广整体的本真性”,还是罗安清在《末日松茸》中的“交染”,都指向一个大方向:要承认自己的脆弱,和对他者的需求,要与人和自然对话,要面对外部世界,重建共同体,重建契约。个体只有在跟他人和世界的相处中,才能找到力量。 


另外,如果我们还固守单一的成功定义,不改写自己的人生意义和价值看法,要克服无力感会比较难。要么依靠家庭和阶层的资源,要么依靠个体的聪明勇敢和幸运,在就业市场上抓住机会。其实相比社会的成功者而言,绝大部分普通人都会显得无力。但这个人仍然可以是快乐幸福的,生活有意义的。我在豆瓣上看到很多年轻人,他们的目标不一样、对自我的期待不一样,所以显得没有那么无力,反而是面对生活也能有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最后,应该对人的尊严、对生活本身有基本的信仰。也要有“爱”。不是爱一个独一无二的、成功的自己,而是要对自己宽容,爱真实普通的自己,也爱身边的人。

做这个圆桌讨论的目的,是想和更多年轻人一起,“消化”我们刚刚经历过的2020,还有我们的感受。面对新的环境,面对共同的困惑,人是需要“解释”的。 与此同时,我们又害怕提供浓缩式的解释,深知它除了提供抚慰,也很有可能会助长“受害者心态”。当不尽如人意的处境,在宏观上获得了解释,在微观的层面,会给人“无计可施”的错觉。 


然而,面对手头的问题,我们真的无计可施吗? 


虽然这个圆桌探讨了“作为普通人可以怎么做”的问题,但是因为无法深入到你所处的具体情境,去看到具体的问题,所以,我们所能贡献的视角是有限的。 


如果说2020年曾经一次次地把我们打懵,那么希望在2021年,我们在懵过之后,还是会鼓起勇气,行动起来。即便无力拨开云雾,但是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至少敢于去面对现实,处理手头的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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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内容,值得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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