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能相信“只要努力，生活就能变得更好”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混沌学园 （ID：hundun-university），嘉宾：刘擎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主持：汤向阳 混沌前沿课程主任，原文标题：《刘擎：快速变化的时代里，如何成就美好生活？》，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向阳：近两年，人们的生活好像被持续不断的坏消息所捆绑：大厂裁员、中小企业倒闭、经济增长乏力……大家似乎陷入了一个共同的生存困境。人们在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所秉持的“只要努力，生活就一定会更好”的信念开始崩塌瓦解，优绩主义似乎不再适用。疫情当下，我们是否还能相信“只要努力，生活就能变得更好”？

刘擎：在以往的传统社会当中，人员往来、物资交换、信息来源、价值文化基本都是地方性的，因为不同的地方之间都有着一个相对封闭的边界。从部落到小的王国，从封建领地再到现代民族国家。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大概就是一个不断打破边界的过程。

随着通讯、交通等现代技术的发展，地区间的联系越来越多，流动性越来越强。在这种全球化深度交往的过程中，原本纯粹自给自足的地方性生活已然不复存在，各个地方都对外部世界产生了依赖。因此，我认为所谓的“形势变差”其实并不意味着一切事物都在崩坏，而是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我们的生活已经全球化了，却并未出现一个能够进行有效全球治理的世界政府。那么当国际局势复杂、对抗纷争变多的时候，跨国合作的受限就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风险和不确定。由于疫情传播速度快，难以被及时控制住，所以我们的生活无法处在一个既定的模式之中，我觉得这种不确定性高的状况可能会持续蛮长时间。

向阳刚才提到了“Meritocracy”，以前这个词被翻译为“英才主义”，甚至“精英主义”，后来我用“优绩主义”取代了这些翻译，现在也慢慢被学术界和公共传媒所接受。在传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分明且世袭。你出身名门望族，我来自平民家庭，那我永远也无法超越你。优绩主义的出现就打破了原有的世袭等级，谁更努力、谁更有成就，谁就可以在社会阶层流动中走向更加优越的位置。

“只要努力，就会更好”，这看起来是一个进步。这里的“更好”包含着两重含义，一个是绝对收益，一个是相对收益。绝对收益是纵向和自己比较，是指生活在绝对意义上的改善。比如我小时候一周能吃到三顿肉就很难得了，现在每天都可以吃到肉。相对收益是横向和他人比较，是对自己生活水平、社会地位、可获得的教育资源等在人群中所处位置的观察。

大家现在之所以感到沮丧，是因为我们面临着绝对收益下降的挫折。和十年前相比，可能付出了同样的努力，却得不到同样的报酬。但在我看来，努力就是会变好，这是在相对收益层面上的变好。即便在整个大环境变差的情况下，对我们的绝对收益产生了直接影响，大家一起变差了，但社会财富及地位的分布并没有大幅改变，所以这并不是优绩主义的崩溃。身处其中，只要我们表现得更突出、成就更卓越，个人的阶层依然有上升的可能。

但是，的确，在经济环境好的情况下，一些好的公共政策更利于阶层的流动。慈善机构、非盈利组织等如同社会的润滑剂，可以为拥有不同才能的人提供更好的教育培训以及就业机会。然而这种机制在经济环境不好的时候就一定程度上萎缩了，就业机会减少了，一些拥有非主流才华的人就不太容易展露，比如那些有演艺才华的人，当一个社会经济状况不好的时候，最容易被牺牲掉的就是文娱类的工作。

向阳：所以说优绩主义其实还是存在的，通过努力我们还是有可能获得更好的收益。而大家现在有点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生活的本地性降低了，个人生活更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很多事情都脱离了自我的掌控。

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发现很多朋友都挣扎着要回归原有生活的本地性，有一些人躺平不去工作，然后回归自然、节缩开支，拼命想要获取这种所谓的彻底自由，增加自己对生活的掌控感。您是如何看待这样的一种回归生活本地性的选择？

刘擎：我觉得这是一个关于自主性的问题，很有意思。生活的本地性衰落了之后，我们的生活受到了很多遥远的、不明所以的因素的影响甚至控制。比如我是一个制造手机的工程师，本来工作好好的，突然芯片被影响了，这是中美关系带来的问题，远远超过了个人可控的范围。于是我就会感到一种自主性、自我掌控感的丧失。

在大厂做工程师，是因为我需要有一个可观的收入来维持我体面的生活，包括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子、孩子接受什么样的教育等等。追求这样的生活的确让我们有机会感受物质上的丰富性，但我们也会被卷入一个巨大的消费系统之中。系统的力量很强大，以至于有时候会发现自己被掏空了。于是又梦想着自己哪一天实现财务自由了，就可以从这个系统中解脱出来。可事实上并没有绝对的财富自由，获得了一定的财富后，社交圈的改变、参考对象的改变会带来更高的需求，最后发现自己永远也停不下来。

这些所谓的体面的标准，其实是文化建构的结果，那么如何来解构它呢？如果把预期降低，过上一种简朴的生活，我们是不是就能够获得一定的自主性？拥有充足的休息时间，注重和朋友、家人的交流，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重建与大自然的关系，这是一种能带来精神和心灵上成长的健康生活。

躺平是一种生活观念，是对生活目的感和意义感的重造，并不是完全消极的，也未必就是不工作了，而是用一种低电量模式进行运转，不那么野心勃勃地想着多久要升职加薪，生活反而可以从容起来。

所以躺平是找回自己生活自主性的一种方式，但在这里我需要做个提醒，要确认一下沉浸在理性经济人模式里如此之久的我们，是否能够真正坦然地接受这样的价值观念。在理性经济人模式之下，每个人都是自立且具有理性计算能力的，会考虑如何用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人们关注的工资收入、住房面积、旅行次数等都可被度量。但是和孩子、伴侣的关系等深刻影响我们生活的指标却是不可度量，不可炫耀的，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个体性感受都无法计算。

如果退出这个竞争激烈的机制，能够换回你对生活丰富的感受力，这倒是一件好事。但是有人心里仍然向往着过去那种在竞争中不断打败对手以取得优势的生活，只是现在得不到了，便假装自己放下了。还有人以此进行抗议，是一种对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不利于自己这样没有资源、背景的人发展的抱怨。如果我们并没有达到淡泊人生的状态，躺平就只是一种逃避，并不能带来精神和心灵上的成长。

人生有两种极端的状态，一种是一切都看透的云淡风轻的人生，视功名金钱如浮云。还有一种是完全沉浸在竞争游戏之中的人生，甚至忘记了自己生活的根本目标。在这两极当中，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首先退一步观察一下自己的整个生活，再去思考对于自己来说，到底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是闲暇时间、亲密关系、健康状态，还是物质生活等等，不要过于患得患失。当然这个位置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会随着个人的成长、环境的变化等有所变动。

总的来说，我认为躺平作为一种生活态度包含了一些积极的面向，让我们从被系统“殖民”的状态进入到一个生活丰富的世界成为可能，也为我们提供了重塑精神和心灵的机会。另一方面，我们并非生活在真空之中，个人的现实感可能要求你在这个世界上有世俗的关切，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一样的。在云淡风轻的生活境界和竞争泥潭里厮杀的两极里，希望你能读懂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向阳：刘老师特别强调了我们对自我的评估，我们究竟能否真正做到古人所说的安贫乐道，在物质相对贫瘠的生活里，找到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力，重新拿回对生活的掌控感，还是说我们假装听不到外面的声音，就想活在自己创造的小世界里麻痹自己。

有一本书叫做《越简单越美好》。书中讲到在北欧这样物质生活较为富足的国家里，社会内卷化不那么严重，所以人们可以通过一些物质的简单化来追求精神上的丰富。但是目前中国社会还未能实现物质上的相对富足，所以这可能的确是一个和社会环境相关的问题。

有人说，在过去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整个国民的精神面貌都呈现出积极向上的状态。而当日本经济进入衰退期时，日本人民整体而言又表现出较为消极的状态。那么人们现在这种所谓的精神面相，是不是也和当下的经济环境相关呢？

刘擎：中国的社会环境对那种安贫乐道的生活方式特别不友好，因为在过去40年的经济增长期内，社会都始终鼓励大家通过努力拼搏获得收益。这样的观念已经在两三代人身上得到了延续，对社会和个人有着极强的塑造力，即使个人心性使然，可以过着这种安贫乐道的生活，也依旧会沦为这个社会里的一个奇葩，一个怪人。

在七八十年代，傅高义先生写出“日本第一”的时候，日本国民高涨的情绪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每个人都激情昂扬，有很强的进取心，社会经济充满活力。另一方面，整个社会也有纸醉金迷、虚无的现象，挥金如土的消费主义盛行。而现在的日本人有一种冷感，对生活不温不火，比较从容。我很难说这是从积极面向转变为消极面相。当然这也的确为日本社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人口老龄化，出生率下降，好像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在不断萎缩，不过一切仍然保持着井然的秩序。

1980年代，美国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英格尔哈特提出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这一概念，就是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早期人们追求的是物质价值，而当拥有了足够的金钱财富，满足了一定的物欲之后，人们开始关心音乐、书籍、艺术、插花等等。

像在北欧、日本这些地方，我相信他们已经过了对物欲穷凶极恶的阶段，所以转而变得清淡了。但在中国，虽然有相当多的人口已经脱贫了，却还是处在一种不够富裕或者说比较匮乏的状态当中。我们这一代人多多少少都经历过极大的物质匮乏阶段，所以大家物欲很强。我觉得在Z世代当中，就存在了这样一个发展后物质主义价值的空间。一些家境比较好的孩子相比于物质上的追求来说，可能更注重自己内心的感受。

除了代际差别，更重要的是阶级差别。有时候我们会说现在的孩子变得后物质主义了，但我们不要忘记了，身处不同阶级的孩子是很不一样的。一些生长在中下层的孩子们，由于缺乏一种向上流动的机制，他们陷在一种焦虑和困惑之中。这就需要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出发来努力改善这一状况。

不过这里面也存在着比较复杂的方面，因为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仍需保持经济上的一定增长。但无论如何，对于已经有一定物质保障的人，我是蛮鼓励他们不要那么穷凶极恶地追求物欲的，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变得从容一点、清淡一点，多多寻找感情和艺术的价值。那些身处在较高阶层的年轻人要多关怀艺术，多关怀文化，如果有能力的话，多关怀一下社会，让社会更加公平，让其他阶层的孩子也能有更多的机会。

向阳：像我们这样的一些普通人，在当下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迷茫。在过去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往上走，获得一些名利就足以证明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在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但是现在这件事变得很困难，与此同时又出现了诸如躺平等多样的生活选择，大家似乎都不知道到底应该追求什么。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还有没有一种美好的生活值得我们追求？如果存在这样的美好生活，它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刘擎：以前对美好生活的定义极其明确，比如涨薪多少万，买多大的房子，到哪儿旅游等等。物质生活是很确定真实的，这当然是一种美好，但这种定义又是狭隘的。

我相信物质财富和幸福是相关的，特别是人处于贫困的状态中，是很难获得幸福的生活体验的。但是当物质收入高于一个值的时候，收入增加给人们带来的边际效应是在递减的。年薪300万时生活的幸福度不可能是年薪30万时生活幸福度的10倍，可能只是一两倍，但实现年薪300万的生活，可能要付出更长的劳动时间，牺牲更多的睡眠和健康。

什么叫美好的生活？一般来说，它不仅依赖外在成就，还关乎内在品格，比如善良真诚、正义勇敢、智慧审慎等等。这些卓越的品格可以体现在你待人接物的过程中，也可以体现在公共生活的参与中。如果你践行了这些美德，活出了一种高贵的精神，充分享受并给出了爱和关怀，领略到高山流水的美景，也感受过精妙绝伦的艺术，那么我觉得你就过上了一种美好的生活，需要物质但也不那么依赖于物质。

在顺境和逆境当中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可能性，问题是现在的处境让原有那种单一指标的美好生活变得难以实现了，而这种单一标准的美好生活也是需要被反思的。

向阳：刘擎老师指出了美好生活的两个要点，第一是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作保证，第二是内在美德的外显化，这种外显化可能发生在生活的小圈子里，也可能有一个更大范围的公共面向，有了这种内在品格的外显化，人才能活出高贵的精神。

在疫情当下，网络上时不时会有一些关于人们生存状态的讨论。比如说对二舅的视频的讨论。从最初全网称赞二舅坚韧、善良的品格，到后来被全网质疑，指出了其中很多不合理的要素。

在面临很多社会问题的时候，网络上会有一些非常极端的言论，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社会整体上是缺乏一种哲学思辨的精神呢？您能否给我们一些建议，作为一个成年人，怎么样才能培养出较好的思辨能力，怎么样才能全面、系统地看待一个现象。

刘擎：我认为这个现象并不是哲学思辨的问题，而是公共讨论品质下降。互联网的诞生让发言变得容易了，随便什么人对随便什么事情都可以随便说一些话。这些发言中，有很多是带有极强的攻击性的。我以前还试图和他们对话，循循善诱，但我发现和他们对话特别困难，也不起什么作用，就选择绕开了。

有一些研究指出这可能是在生活中没有获得足够成就感的人所选择释放情绪的一种通道。在生活当中遭遇了很多挫折，再来到互联网这个匿名的空间时，感觉自己声音越尖锐，嘶吼得越响亮，就越能感受到自己存在的价值。这种从nobody变成somebody的错觉，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二舅这个视频我看得非常感动，尽管有人说视频背后可能有一个团队在制造流量，有人指出视频里有艺术家品格问题，也有人说这可能是非纪实的作品，的确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视角来解读这个视频，但我仍然认为这是感人的。

因为不管一个社会发达到什么程度，都会有个体处于逆境当中。有天生残障的人，有遭遇飞来横祸的人，他们真的是需要一种特别强的精神力量来支撑自己继续活下去，甚至说去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从这一个角度出发，这是值得鼓励的。

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不能通过这个视频得出一个结论，说无论什么样的生活都是值得过的，甚至激励人们过这样的生活，让大家不要指责、抱怨环境，无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只要有足够强大的内心，就可以过出精彩的人生。一个好的社会、好的国家、好的制度，就是应该最大限度地减少像二舅这样的人的处境。

像二舅这样的坚韧不拔的品质，是在极端情况下，不得不激发出来的一种品质，可以体现出人性的光辉，但不应成为我们社会呼吁的必需品。我们并不希望人人都需要经受过这种极端艰苦的生活才能够得到精彩的人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苦难中杀出一条血路的人的那些闪光的事迹、了不起的成就当中，也很有可能隐藏着一些扭曲变态的倾向和危险。

我们掌握的所谓真相，以及我们受到的不同观点的启发，总归是局部的，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些观点也不是全部。因此，在发表和接受观点的时候，自信和谦逊有时候是一件事情。一般来说，自信的人有很坚定的一面，同时也有一种持续性的自我反思。当听到别人提出好的观点、给出好的论据的时候，我们的确能获得启发感。

向阳：刘老师刚才提到了美好生活中，有些元素是不可估量、不可炫耀的。其中一个就是我们跟伴侣的关系。的确，有关于伴侣的话题一直都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在这样一个价值多元化的高速变化的社会，作为单身人士，要如何挑选一位适合自己的伴侣？

刘擎：寻找一位合适的伴侣在今天这个社会越来越困难了。在过去，我们遵循着家规、传统，婚姻和爱情好像是比较长久的一件事。现在大家获得的自由更多了，每个人都有非常强的自我意愿，爱情跟着意愿走，但意愿又是会不断变化的，所以爱情就变得特别脆弱、特别难以琢磨、风险也特别高。

所以好多年轻人懒得谈恋爱，觉得自己一个人过就很好，这当然是一种选择，但也要接受可能会错失与另外一个人类建立非常深厚的连接时所产生的那种前所未有的爱的体验。这种体验是别的亲密关系无法代替的，是一种不能说是无私的奉献。因为你的奉献是使对方幸福，而对方的幸福又会随即转化为你的幸福。这种幸福既是一种奉献，同时又是一种最高的自利。

两个陌生人，完全出于自己的意愿，达到这样一种爱情的境界，是非常难得的事情。真正的爱情和找一个合适的伴侣过日子也不尽相同。一个合适的伴侣要求大家各种基本条件差不多，收入要差不多，文化教养要差不多，彼此可以对话，这也可能产生爱情，但爱情可能要求的东西更多。

在爱情中，我认为性情相投是非常重要的。性情是很抽象的东西，由很多要素构成，你必须亲自去尝试。就像是一道菜，哪怕厨师把配方和烹饪方法全部都告诉你，你仍然不知道是什么味道，只有自己亲自试一试才能明白。

在尝试之前，我们做选择的偏好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和家庭塑造出来的，而这个尝试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你会不断明白自己真正想要什么、看重什么。当然在认真尝试的过程中，你也极有可能会受伤。因为当你在爱一个人的时候，你把自己完全地交付给了另外一个人，你的情绪、生活在很大的程度上会依赖于这个人对你的反应，而人是靠不住的。

所以我觉得结婚要晚，要有足够的历练、经验和判断力，才能在整个找寻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人格偏好。那么所谓“适合的人”的指标在哪呢？就是当你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哪怕整个世界都兵荒马乱，你们的生活都是从容不迫的。最重要的是你们不会那么容易厌倦彼此，有激情也有安宁的时刻，两个人一起创造，一起生生不息地生长。

在这几乎像艺术创造一样的尝试里，我们可以参考文学、电影等文艺作品，以及前辈朋友的经验。因为虽然直接经验是必须的，人也并不一定要通过直接经验来获得全部的智慧。

在热恋当中，人们总觉得自己是特别的，但是等热恋过去，大概率又会发现自己落入了俗套。尽管这种发展如此令人沮丧，但是仍有无数的人在追爱的道路上努力着，为什么？因为如果能够找到的那样一个理想伴侣的话，一切都太值得。

向阳：感谢刘老师的建议。多去尝试和探索，等到自己足够成熟才结婚，对于当下这个价值不仅多元而且有时候还多变的时代确实是金玉良言。

除了伴侣，工作中的难题也是大家所关注的。有一位朋友说，他自认为在工作中已经非常努力了，在工作中也算是得心应手，但是向上管理不好，一直发展不顺，有点自我怀疑，应该怎么办呢？

刘擎：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瓶颈，产生了自我怀疑是正常的，处理这种自我怀疑可以有两个方案。

最简单的答案是接受现实，这是一个很残酷的答案。因为可能这所谓的发展瓶颈是你对自己的过高期待，一个人是不可能完全没有任何局限的。正如你所说的那样，你只是向上管理有局限，其它各方面都已经很好了，人终归会触及到自己的天花板，所以就需要调整自己的预期。

另一种答案就是不断地超越自己、突破自己，说这未必就是你的天花板，还是可以通过学习、培训、换一个工作扫除迷茫。向上管理有时不光是自己的问题，还可能是老板的问题。如果能遇到一个特别智慧的领导，能看到你的优势、会迁就你时，你又有了新的上升空间了。

一种是接受现实，一种是超越自我。不过具体的答案还要根据个人具体的年龄、职务等实际情况来判断。

向阳：最近华为公司内部讲话说，未来三年首先是要活下来，要把寒气传递给每一个人。学员们问，刘老师如何看待这段讲话？

刘擎：我之前没听说过这段话，但我对华为多多少少有一些了解。华为是一个挺了不起的公司，有特别开放、特别进取的一面，也有所谓狼性文化的一面。我相信这种狼性是利于一个公司生产效率的发展的，但未必是对所有人都好的。

我了解到华为有很多中高层的员工，工作几年后得了一大堆病。这里面就存在着公司发展和个人福祉的平衡问题。公司不仅是一个工作单位，还是一个精神伦理情感的共同体，所以公司要怎么面对员工？

温柔和严酷各有各的力量，但是我觉得关怀是不可替代的。“我们准备过一个寒夜，要把寒气传给每个人”，这是不是会让人感到寒心呢？也许公司会说这些虚情假意的东西毫无用处，你把生产效率提高了，我给你更高的奖金才是实实在在的。事实上，大家都很现实的，都能明白工资奖金是最重要的，但无论如何，那些真正的关爱和鼓舞是无法直接换算成金钱的。

这是一个企业文化定位和取向的问题。我认为任何一个公司的管理层成员，都要设身处地为各个岗位的员工着想，怎样能够真正让他们热爱工作，具有内驱力，调动最大的工作积极性，以及实现他们个人的成就和幸福。这才是最后的宗旨。

我想我应该谦逊一点，真的是觉得自己在大放厥词，因为我并没有开过公司，也不太懂得企业管理，以上是我作为一个外行人的一些见解。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混沌学园 （ID：hundun-university），嘉宾：刘擎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主持：汤向阳 混沌前沿课程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