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孕五次，我再没和先生提过结扎这件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三明治（ID：china30s），作者：一毛，编辑：恕行，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阅读一毛这篇长达万字的孕育故事时，我时常为她写出的精准表达而惊叹，但又知道这些感触全都来自于一次次艰难的生命体验。

在这篇故事里，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普通女性在生育中面临的各种困难：繁琐的准生手续、生育对工作的影响、非常常见却又很少被提及的自然流产、并不够普及的避孕知识、独自经历孕期反应和生产风险的孤独，虽然已经算是体贴、但却依旧不能真正理解生育之痛苦与代价的伴侣。

生育是经历过的女性们共同的秘密，虽然每个人的经历都不同，但当一个人诉说，另一个人就会听懂那种语言。我很感谢一毛愿意展露出自己的脆弱、痛苦与挣扎，愿意以自己的经历去帮助和陪伴更多的女性。

我站在安静的B超室的床边，超声师背对我在B超单上签好了字，递给我。我下意识地接过去，脑中和口中不由自主地重复她对我说的话：“已经没有胎心了……”

“大夫，已经没有胎心了是什么意思？”

“就是没有胎心了，应该要手术，去找你的医生吧，下一个。”

我拿着那张轻飘飘的纸，先于思绪的脚步急急地将我的身体移动到了挤满了人的走廊上，这里都是等待着的男人们。从男人的空隙中我看到了老公，他也看到了我。他挤上前来把我捞过去，看我一脸无神和慌张的样子，停顿了一下，轻轻地问：“怎么样了？”

我看着眼前最近的他的胸口，淡蓝色的衬衫，浅白色的透明扣子，扣子旁边还有一点蹭脏的痕迹，无力地挥舞了一下手中的B超单，眼泪和话语同时软弱地出来：“孩子没有了。”然后像一只泄了气的轮胎扑进他的胸口大哭。

那是我第一次怀孕。那个停育的胚胎有一个名字——"四毫米”，是第一次发现它时的大小，喜欢搞怪的我给未来的小孩以此起了小名。直到现在，每当想起这个名字我的心还是会酸涩不已。

从此以后，我再也不给没超过三个月的胚胎起名字。

1

在第一次怀孕前，我在体检时从不检查妇科。接近30年的时间，除了每月的月经期提醒我子宫的存在，我和它相敬如宾，几乎不去过问。

我和老公同岁，将近30岁的时候认识，初恋、初夜，怎么形容我们呢，老公说在他家乡农村，像他这么大的单身男人是老怪物，那么我如果在他们家那边就是超级无敌老怪物。我们两个老怪物对于两性知识有所了解，但是上手到实战阶段都是一边摸索一边讨论、共同学习共同进步的状态。同居之后，我们基本上采用一半用安全套、一半靠体外射精的方式避孕，但由于是新手司机，我们都不习惯使用安全套。

偶尔我问他，“不会怀孕吧？”

“不会的，放心。”他似乎对于自己的自制力很有信心。

终于，自然地，我怀孕了。

伴随着出现一系列古怪和恶心的症状后，我使用了验孕棒，亲眼看到第二条杠逐步显现。我又气恼又忐忑地捏着两条杠，打开房门，对着那个正在床上玩电脑的男人压低声量但很有威慑力地轻吼，“我怀孕啦！”然后他高兴地在床上蹦了起来。

凌乱的出租屋内，黄黄的灯光，我站在门口看着，感觉自己像进入了某个俗套的电视剧情节，内心里多数是紧张，有一些欣慰，也有一种对新的人生篇章的隐隐兴奋。那个时候的我，正处于第一次面对真正的感情又甜蜜又犹豫的时期，是这个孩子的到来帮我下定了决心，着手搭建一个家庭。

当还是少女的时候，我曾经开玩笑地对我妈说：“以后我可以不结婚，但是一定要孩子。” 我很早就认定，自己希望成为一个母亲。

发现怀孕是在2014年，当我着手咨询如何进行产检时，我才了解到单身女性是没办法合法生下孩子的，“准生证”和后续的诸多程序，都需要配偶的出现。虽然我已经将“结婚”提上日程，但这个冷知识第一次让我发觉“独立女性”背后的阴影。

于是我开始了“合法化”的过程：办结婚证、拿准生证、搬家、医院建档。老公那时候刚入职新工作不久，不方便请假，而我又由于是集体户口，还需要额外办理借出户口等手续。那段时间我时不时地需要请小半天假，反复在人才中心、派出所、街道、人才中心所在社区医院、建档所在医院各种往来，提交个人信息和收集对应资料，期间还穿插了重新找房租房。过程中我数次不适甚至晕倒，几经排查发现自己怀孕的症状之一居然是不能坐地铁，多坐几站就要晕倒，以至于后来这竟变成了我在很早期就能发现自己怀孕的可靠指标之一。

总之，令人不适的路程加上繁琐的流程，叠加时不时请假的心理负担，也许还有激素的紊乱，我的情绪非常容易焦躁，在建档时还和护士吵了一架，不想因为错过几分钟而改约后一周的孕妇学校，那会让我需要重新请假和延后一周建档。那是实施二孩政策后的第一年，医院建档的孕妇爆棚。

终于这一切令人厌倦的程序七七八八到了尾声，我被抽了10管血，在医院成功建好了档，终于是个合法和有地儿管的孕妇了。

就在我左一棍右一枝地编织出一个窝的雏形，安心待产的时候，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建档第二周的某天中午，我发现内裤上有血迹。我回到工位百度了一下，似乎不太严重，算是初期的常见症状之一，而且我想刚做完那么多检查，应该没问题。过了一个小时再去看，血迹多了一些，我纠结地徘徊到一个刚休完产假不久的同事座位旁，虚心请教道：“我有点流血，是不是正常现象啊？”同事很愕然，建议说你还是去医院看看吧。这样，我才有点紧张，给老公打了个电话，分别请假约在医院见面。

然后就是开头的一幕。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原来这流血不是一个“初期常见”的孕期迹象，而是一个结束的标志，没有给我们任何缓冲，孩子没了。B超单显示，11周的胚胎实际发育情况为8周大小，并且胎心已经消失。

令我颤抖的还有一点，医生说，“你去办住院准备手术吧”，给我开好了住院单。

我一边痛苦，一边害怕。从未接受过任何侵入性检查和手术的我，听到手术想到的第一个场景就是血腥和恐怖的画面，满面眼泪的我仰头看着老公：“我不想现在住院，我想回家，好不好？”

“可以吗，那我们先回家躺一躺，明天过来办住院。”老公怜惜地抱了抱我，回了家，那个我们为了照顾孩子新租的房子。

当天晚上，我肚子一阵一阵疼，但是肉体的疼痛在心痛的背景下并不难以忍受。我蜷缩在床上默哀我已经失去的宝宝，疼痛仿佛让我和它仍然关联在一起，老公从背后搂着我，手扶在我的肚子上，也几乎一夜未眠。疼痛的后期我慢慢明白过来，我的子宫已经意识到了没有生命的胚胎，这阵阵疼痛就是它在宫缩排出胚胎的过程。万幸的是，这个过程没有发生大出血等意外。

第二天早晨，脸色苍白的我和老公到了医院，接受了清宫手术。妈妈这个身份，与我擦身而过，变回了一个模糊的将来。

2

刚流产的我从悲伤中缓过来之后，最想知道的只有一点，为什么？

是我没有控制情绪，发脾气引起的吗？是我天天对着电脑，没有屏蔽辐射带来了影响吗？是我几次在地铁险些晕倒后，没有及时调整缺氧导致的吗？是我没有注意忌讳地搬家影响的吗？第一次检查发现孕酮值偏低，是不是应该打保胎针？如果我建档的时候再要求做一次B超，是不是可以及时发现干预？那么，是不是我耽误了建档的时间？

在医院住院部，手术后我第一时间问了医生这个问题。住院医是个有耐心的年轻女医生，她应该是回答过很多次类似的问题，很直接坦诚地说不知道，也没有办法知道原因，怀孕就是有一定自然流产的几率，如果是第一次流产说明不了什么。

我接受了这个事实，但仍然继续检索相关的各类文章：自然流产的概率是多少？与胚胎停育相关的因素？第一次流产对于后续怀孕的影响？我翻看建档的厚厚一沓检查单据，想知道为什么只隔了一周就没有胎心了？什么指标可能透露了蛛丝马迹？我有做错什么吗？

在大量阅读了很多角度的文章后，我将那些庞杂但没有任何个人借鉴意义的数据揉成一团，只能从我能理解的角度总结出我自己的解释：这第一次怀孕，可能我和我的子宫都还没有准备好，去被另一个生命“寄生”。

同时我也惊讶地发现，很多身边的女性为了安慰我，主动向我分享了她们曾有过的流产史，有同辈的同事、同学，还有长辈的亲戚。在平常的日子里，我根本没有机会察觉和被告知这些往事，它们仿佛沙滩上的暗礁，被细密的沙粒所覆盖。

攀援着我的解释和被分享的温暖安慰，半个月后我很快恢复了，将注意力转移到两地的婚礼和日常的工作中。在新家，我和老公领养了一只狗崽，从满月大小不辞辛劳地开始照料，老公笑称“练练手”。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租的两居室另一间一直空置着，时不时用于训练狗崽跑步、临时招待朋友、搭建大型玩具……身体恢复之后我们没有刻意避孕，但一直也没有新情况。一年多的时间里，有时候我也会想到之前孕检中自己“子宫后位”之类的描述，对老公提到：“我好像是不容易怀孕的情况呢。”

“没关系，顺其自然吧。”

直到有一天，我坐地铁的时候，又体会到了一种似曾相识的缺氧的感觉。

第二次怀孕，我们都比较紧张。为了更方便地陪我产检，老公辞掉了不让他请假的工作，在家照顾我和狗子的饮食起居。每次需要孕检的当天，他会早起去医院排队拿号，然后再回家带我在临近的时间过去。记得冬天的早上，天还没有太亮，他从外面一身风霜地进屋，做好早饭挨着我脸的时候，能感觉到他鼻尖的冷气。

每次产检都像打怪升级，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应该达标的数据，每项检查结果出来前都意味着未知的风险，通过一项，庆幸一下，准备迎接下次的打怪。走廊里等待的男人大多一脸茫然，但脸上已沉淀出了某种耐心和忍耐。肚子大大小小的准妈妈们携带一本厚厚的材料，里面收集了各种检查单据、清单、宣传单页、笔记。鸟妈妈收集羽毛和棉花，我们收集各类令人心安的结果。

到了生产的那天，每个妈妈都会有自己关于那天的故事版本，是一个个女人变成战士的故事，也是一个个人类退化为动物的故事。多年训练的冷静、勇气、智慧，女人本能的恐惧、机敏和对孩子的保护欲都被紧急调用到变幻莫测的生杀战场，每个人的胜利都无法被完全复制。我的战场捷报上大概写着，破水后的第21个小时，我产下一只7.2斤的胖儿子，无撕裂无侧切，甚至得到了助产士的表扬。而同时间在医生的病历上，我的24小时留尿结果仍然不合格，尿蛋白一直增加，“先兆子痫”赫然在目。我在待产间待了一整天的时间，在之后几天断断续续的睡梦中，耳边仍充斥着孕妇们的沉重呼吸、尖叫声，胎心监护仪的嘟嘟声和医生们的安慰、催促甚至斥责声。

产房外，我的丈夫和妈妈音讯全无地等了14个小时，只能依靠送进去的饭推测我没有出现太大的危机。每次护士推床出产区，都能迎面看到我老公守在外面，像门神一样铁青着一张脸坐得笔直，仿佛下一秒听到警报就要冲进去。

我终于成为了“英雄的母亲”，从此在我眼中，每个妈妈身上都挂了一枚勋章，两个陌生女人只要交换过生孩子的暗号，彼此的身份就更新为了战友。

3

当我完成生产，整个产区只剩下我一个人，厮杀了一天的战场归于平静。我身心俱疲，像是刚脱离一场风暴，只剩残躯静静地躺着等待被重新归敛起来，心理活动大约是：“终于结束了……”“我也太牛了……”以及，“再也不生了……”

视线的角落里，刚问世的那团红扑扑的嫩肉被放在一盏有着黄色保温灯的台子上。小家伙最开始哭了几嗓子然后就消停了。助产士忙碌地进行一系列擦拭、测量，然后突然举着什么走到产床旁：“你看看，男孩啊，第一次肌肤接触一下。”冷不丁地，高度近视的我只看见一个粉红的圆屁屁袭来，然后一侧屁股就被贴到了我的脸上，一抹暖和粉嫩。正当我转过头还想看看宝宝的脸，不等我张嘴，助产士又飞快地端走了他，麻利地包好放在婴儿推车上，然后开始处理我的伤口。我看着那个小小的推车，上面安安静静地睡了一个属于我的小婴儿，有一种虚幻的不真实感。

等我也被收拾完毕推到走廊静观两小时，走廊尽头的护士为了录下口供，大喊我的名字：“某某，你是男孩女孩啊？”“男孩！”我用尽力气喊道，答毕走廊又恢复了安静。我笑了笑，自言自语道：“都说了是男孩吧。”

猜胎儿性别一直是一项深受群众欢迎的活动，根据一些没有科学依据的线索，包括我自己在内的竞猜人中，99%都猜是男孩，除了我娃他爹。他一直笃定且坚持：“肯定是闺女！等我以后给她梳小辫吧。”老公有个亲弟弟，平辈的表亲中几乎也都是兄弟，厌烦了“土小子”的他做梦都想要个暖暖糯糯的小闺女。

虽然心愿未遂，但也没影响老公对儿子照顾的无微不至。产后的第一晚儿子是趴在爸爸身上睡的，两个男人胸口贴胸口，小家伙一只小手搭在一边，另一只小手食指勾住老公的跨栏背心。之后儿子的第一次大便、第一次换衣服、第一次喂药、第一次回家后洗澡，他都不太放心我们，自己小心翼翼地完成首次尝试。后来我问他，没有闺女他会不会觉得遗憾，他说那也没办法，只能把你当闺女养了。

我和老公是真正意义上的裸婚，没有什么经济基础，再加上生儿子时破水后的产程太长以及先兆子痫，一家子都受到了不小的惊吓，所以儿子出世后我们没有考虑过再要小孩。虽然二胎政策已经全面开放，但我们都觉得那是少数人的选择，我们家没有这个决心和准备。

儿子长得像我，尤其是眼睛，有点垂的小熊眼一笑眯缝成一条线。晚上老公睡着后，我默默看着他，心想如果是闺女的话，会不会遗传他的浓眉大眼。

也许正是出于这些小小的心思，记得在儿子两岁多的某一天晚上，吃完饭我带他和狗狗去隔壁院子遛弯。和儿子边走边说着话时我想起来，破水的那天在同样的时点，我也正是在同样的院子里遛狗，谁料短短两个小时后，我就被抬上了救护车去医院生产，那天晚上两个小时内送来了7、8个破水的待产孕妇。想到这里，儿子正好抬起头指着天空：“妈妈！月亮！”

我心中一动，记得那天也正是有据可查的“超级月亮”出现的一个夜晚，我冲动地接上了儿子的话：“好亮的月亮啊。宝宝你这么喜欢月亮，要是如果万一以后有个小妹妹，我们就叫她小月亮好不好？”“哈哈，好啊，小月亮！”儿子蹦蹦跳跳很高兴的样子。反正小孩子也记不得什么，话还说不利索呢。

儿子满三岁的那一个春天，我们家一时间启动了好几个项目：我们买了一间小小的房子，按照一家老小的起居需要严密地进行了设计装修，同时我换了工作，离开了工作多年的前公司，老公的工作也稳定下来有了起色。买房、装修、换工作、搬家，每天都有满满当当的事项要去考虑、讨论和决策，我和老公风风火火背靠背战斗，一边拌嘴一边通力合作。

但是在马上要去新工作的当口，不巧的事情发生了，我又怀孕了。

那阵子因为忙着装修，我们让姥姥姥爷带着儿子回老家玩一阵。确认怀孕后，想到刚接的Offer、没有收尾的新房和没有时间陪的儿子，我来不及懊恼，就和老公商量趁其他人刚好不在家，迅速去医院安排了手术。由于发现得很早，手术很快速，当天我就出了院，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几天后我跟老公说，我觉得那是个女孩，老公只笑了笑，说我已经有个大闺女啦。我回忆起那天我们俩一块儿坐地铁，某一站上来一位奶奶带着孙女，小姑娘坐在我身边，扎两个秀气的小辫子，黑亮亮的眼睛盯着我笑眯眯的样子。

“太不巧了……”我对自己说。

4

从热闹的市中心搬到郊区后，我和老公的通勤距离从半个小时拉长到了一个小时以上。有一天，我开始在一些时候感到憋闷，这种感觉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熟悉。

“老公，我不会又怀孕了吧？”在攒动的人流中，我和老公牵着手正走出地铁站，我迟疑地抛出这个问题，牵着的手紧了紧。“不会吧，我们很注意的呀。”看到我认真又绝望的表情，老公觉得不是太妙。

我深深地皱起了眉。应该是回忆到中间有若干次的操作不合规范，老公露出了一丝慌乱：“可是，我们已经很注意了，哪儿有那么容易怀孕？”

我没做声。

在生完儿子之后，我就对于避孕更加注重一些，我给老公看各种避孕措施的失败率，也深知在实践中，很难避免偶尔擦枪走火。所以有一次在我们心情都不错的时候，我装作不经意地问：“要不然你去做结扎吧？”

“不要！”老公听到这个词马上脸色一变。我预料到这应该是听到这个词的第一反应，不过我并不是一时兴起，之前我就了解对比了多种避孕措施和结扎相关的风险，才会有这个提议。后来我再开始安利男性结扎的安全性，他都如同罩上了隔音罩，一副免谈的样子。我心想再等等吧，以后再慢慢说。

那天进小区之前，我们去了旁边的药店买了验孕棒，我把它放在了洗手间，然后早早地就睡下了，睡梦里是安全的。

第二天早上是周六，一大早我们面对着验孕棒面面相觑——“怎么办？”那时距离我上一次怀孕才几个月的时间，由于装修完不久刚搬家，姥姥姥爷担心甲醛残留，又带儿子回了老家。

“对不起，老婆。”老公歉疚地向我道歉，我已经不记得当时是怎么回应的，有没有埋怨和数落，我只是一下子被很多念头击中，脑子特别乱。刚搬的新家、每天长时的通勤、刚过了试用期的工作、还在磨合的老板和工作内容、带娃压力刚变小一点的父母，以及上一次的流产……

我问老公：“你想要吗？”

“我可以啊，但是再要宝宝你会受罪，你身体没那么好了，我也不可能像怀儿子那时候一样辞职照顾你，你想不想要我都同意。”

“刚装修的房子对胎儿不好。”

“关系不大，我们测了甲醛不是数值不高么。”

“刚入职不久，我没办法跟老板说啊，人家会不会觉得我是计划好的啊？”

“就直接说呗，实在不能接受就不干了。”

“怎么跟我妈说啊？”

“这个，你要不好说我来说。”

我们举棋不定，各种顾虑，互相说服。我一边被留下宝宝即将要考虑的事项和面临的沟通压力所吓住，一边直觉又很笃定地认定这是一个女儿，是我送走的女儿又回来找我了。我们不久前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她，她还是很想要到我们这个家里来吗？我环顾刚刚建设好的新家，我们在装修时竭尽所能地为现在的三代人规划了各自的空间，根本没有考虑另一个宝宝的到来。但是算算日子，这个宝宝出生的时候，我即将迎来我的35岁生日，如果现在放弃，我也就放弃了在成为高龄产妇之前的最后一次生产机会。

最后我提议：“问问儿子吧？”我们对视一下，拨通了给妈妈的视频电话。

“妈妈！”儿子和妈妈很快出现在屏幕上，我跟儿子打了个招呼，然后一时语塞。老公见状凑了上去：“宝宝，你想不想要一个小弟弟或者小妹妹呀？妈妈肚子里又有了一个小宝宝哟。”我盯着儿子胖乎乎的脸，他奶声奶气地回问他爸：“爸爸你说，妈妈肚子里有个小宝宝？”

“是呀，是个小弟弟或者小妹妹，你想不想要呀？我和妈妈想问问你。”老公又重复了一遍。儿子闭上嘴半天没有张开。我妈在他身后喊我问道：“你又怀毛毛了呀？”“嗯。”我说。然后我妈也没有再问什么了。

我看不出他们在想什么，只能看着儿子轻轻地说：“宝贝，你还记得有一次我们晚上在外面走路和说话，月亮在天上特别亮，那时你说如果有个小妹妹就叫小月亮，你还记得吗？”

“嗯，妈妈。”

“那你想有个妹妹吗，如果是妹妹就用你给她起的名字叫小月亮？”

我儿子看着我，又想了想，点了点头：“嗯！”这时候，我看见我妈在后面红了眼睛，快速地转过脸去，用手擦掉眼泪。我也喉头一紧，但努力稳住声音对儿子说：“那我们就留下这个小妹妹或者小弟弟好不好？”

“好啊，妈妈。”

后来老公继续跟儿子聊了一会，和我妈正式说了一下，挂了电话。我在镜头外，脑中挥之不去的是我妈突然流泪的样子。

刚生完儿子的时候，新生的宝宝加上突然变化的居住环境，让我那习惯性焦虑和有洁癖的妈妈突然出现了耳鸣失眠等症状，被诊断为突发性耳聋。我带她办理住院，医生按照固定流程询问到生育史，我妈迟疑了一下，轻轻报道：“生育一次、人工流产一次。”我才意识到在生了我之后，我妈还有主动流产史。我回忆起小时候，曾经有印象奶奶提过妈妈不愿意再生一个男孩，妈妈开玩笑的时候也和别人提过，小时候问我要不要一个弟弟妹妹，我说想要一个哥哥。流产大约是因为这个原因。

后来我并没有问过妈妈，当时是什么心情会让她流眼泪。但是经历了两次主动和被动的流产之后，我想对于任何一个女性，每一次被一个生命选中然后拒绝的过程，都是需要承受巨大的自我道德压力和社会压力的。我内心做出了再次生育的决定，同时我也佩服妈妈在压力下拒绝再次生育的勇敢。

这次的怀孕过程更辛苦。我年长了几岁，带老大之后身体缺乏锻炼更加虚弱，加之延长的通勤距离，让我时时有忍耐的感觉。不能乘坐地铁，我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坐商务班车，到空无一人的公司后再洗漱吃饭，从夏到冬。同时出于很多原因，我和新公司老板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我尽量收敛起自己的火爆脾气，尽量忽略可能带来负面情绪的语句，以感恩的心情面对每一天，迎接小宝的降临。

第22周的时候，我们提前确定了小宝确实是个妹妹，我心怀感激，老公更是当时就高兴地打电话回家让我妈炖个肘子。之后大家总是会恭喜说凑成了“好”字，虽然很俗套，听上去也不够“政治正确”，但我也是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作为一个儿子的妈妈和作为一个女儿的妈妈的不同心情。

小月亮出生后我婆婆来帮忙照看，一次我不知怎么提到，之后如果没有精力照顾儿子和女儿的小孩，我绝对会优先照顾女儿，帮她看护小孩，这是作为女性对女性的支持。我的婆婆非常疼爱小孙女，但对这个思路表示极度不理解，认为我糊涂，弄错了次序。“儿子的小孩是‘自己家人’，女儿的小孩是‘外姓人’，当然要把‘自家人’放在前头。”

我没有反驳。也许这就是一个有女儿的妈妈和一个没有女儿的妈妈的区别，我心想。

5

在决定留下老二的时候，我顺势向老公正式提了一个条件，等生完老二之后他主动去结扎。虽然在那个时间点提出这个要求似乎是趁火打劫，但是在这个话题上，我平日也会时不时地科普和影响，老公日渐没有那么抗拒。一半是压力一半是歉意吧，老公答应了。

谁料到，待到小月亮出生的时候，疫情开始了。这次生产和上一次非常不一样，以往熙熙攘攘的医院门口，身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比病人多，每个孕妇只能有一名家人进入医院陪护，待产病房也只有寥寥数名孕妇。进入待产间后，我吸取了上次超长等待的教训，给自己雇了一名导乐（差不多就是贴身护工，能够陪护直到生产结束），这样可以随时传递信息给老公，也能给我带来一种“身边有人”的虚幻的安全感。

谁料很快挂上催产素后，我就迅速开始规律宫缩，打上无痛一个多小时后进入产房。时隔几年我仍然对上次的惨烈过程印象深刻，做好了所有拼尽老命的心理建设，结果只拼了一把力气就结束了战斗。

“生完了？”听到医生说出来了好了，我不敢相信确认了两次才终于放松下来，傻傻的样子像一只呆怔的老母鸡。

年轻的女医生见怪不怪，开始进行后面的清理工作。“哇塞，你快来看，这宝宝打了一个结！”突然她招呼另一个医生来观摩什么，我竖起了耳朵。

“这个结好大呀，是个真结耶！”过来观摩的人也感叹道。

“医生，是绕颈么？”

“不是绕颈，脐带打了一个大结。”

“很大么，怎么打结的啊？”看女医生之一拿了手机拍照，我的好奇心也勾了起来。

“跟个中国结一样，不知道怎么能打成这样的。”医生看见我瞄她的手机，制止了我进一步参与的企图，怀揣里面有我闺女脐带照片的手机走掉了。

事后我自己百度才冒了冷汗，脐带真结在产前难以发现，然而一旦真结被拉紧，会影响胎儿血循环而致胎儿胎死宫内。我的一个朋友，就是怀孕到36周快临产的时候，胎儿因为不明原因的脐带扭转胎死腹中，全家人都悲痛不已。我后怕地看了看睡着的小月亮，她出生比哥哥轻一斤多，身板瘦弱但看着同样红润健康，睡着的时候像带着微笑，小小的婴儿身上有一股强韧的生命力。只得再次感谢老天保佑，生命太强大也太脆弱，随着每一次的孕育，我逐渐从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转变为宿命论者。

我的老公，倒是一如既往地是一名能不进医院就不进医院的恐医者。生产之后我想趁热打铁催促他兑现自己的诺言，他也主动去咨询了三家三甲医院，其中两家在电话咨询中劝他不要轻易做男性结扎手术，比较中立的那家告知由于疫情原因，非必要的手术都往后排了不好预约，后期等到开放手术后也要提前检测核酸等繁琐步骤。天时地利人和，除了被我时不时提起，这项履行承诺的计划被顺利后延。

直到一年多以后，我的第五次怀孕。

6

最后一次怀孕，可能是让我想写下这些经历的最直接的动力，这一次的经历让我对于女性在生育上的无奈和孤独有了更深切的感受。反复意外怀孕，我和我老公都无法逃避责任。当我们主动或被动地采取了安全概率有限的避孕措施时，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桌上的赌徒，只是结果由我来买单。

第三次意外怀孕流产后，我已经在考虑女性结扎或服用避孕药，去了解常用避孕方法的时候才第一次知道了男性结扎术。我比较了各种方案，不管是理性地分析各种方案的风险性，还是感性地认为我承担了生育的痛苦而男性应当承担避孕的责任，都认为男性结扎术是一个“合理”的方案，也各种威逼利诱地进行沟通，达成了表面的一致。

小月亮出生后，她爸爸主动表示自己要去联系医院安排手术，实际听到这个安排时我还是有一些惊讶，以及是感激和自豪——不是所有老公都能接受男性结扎的方案吧。和我的开心相比，我老公体会到的也许是“牺牲”，他提前叮嘱我手术后不要声张，尤其是对双方父母。如果事情进展顺利，我的孕育故事就会在那里结束，那么几乎所有的之前的体验和感受都会被加上“圆满”的滤镜，我很满足。

所以当幻灭的时候更觉酸楚。

疫情和医生沟通阻碍了方案推进的步伐，但我的子宫浑然不知，作为一个被主人意念上打入冷宫的器官，它仍在坚定地推进每一次孕育的可能。也许是新生命的诞生让它倍加振奋，在我们有意识加强了安保后，我仍并没有逃过一次疏忽。

当再已不抱对新生命的向往时，所有怀孕伴随的症状都显得那么毫无意义和难以忍受。我厌恶自己的身体，我不愿意再成为一个被“寄生”的“母体”，我想尽快结束这没完没了的一切！但当这样的念头出现，已经为人母的我也会非常心痛，生命并没有什么不同，我自己犯下了过错，却使得另一个投奔我而来的生命成为了一个“错误”。我觉得很撕裂，一个愤怒的自己和一个伤心的母亲，我并没得选。

如果有可能，我希望这次的“过错”能够像第三次选择流产一样隐匿地结束，但是疫情下一切都变得繁琐和漫长起来。在预约住院前，我和老公都必须先预约并拿到这家医院的核酸检测，同时我完成抽血化验和拿取结果，然后才能去锁定手术日期，并且提前一天办理住院手续。

等待的每一天都度日如年，熟悉的早孕反应让我生理和心理上都厌烦不已，同时我也不得不面对另一个愤怒和伤心的母亲，我的妈妈。

频繁的早出晚归和偶尔掩饰不住的不适反应，让一贯明察秋毫的我妈感受到了异常，当老公被我逼着去跟她坦白的时候，她似乎已经猜到了大半，生气地回了老公一句，但是没有发作。当我去厨房和她单独在一起时，她痛心疾首地数落我和我老公，问我为什么不懂拒绝，为什么不对自己的身体负责。

我仿佛又回到了久违的成年前，面对母亲的责备，虚弱地保持沉默。

当她的愤怒开始消退，开始问询我住院的细节，一块沉重的石头落了地，接下来我需要面对和处理自己的愤怒。到了办理入院的当天，从早上开始我便安静地等待，而请了事假的老公一直无穷无尽地在接打电话，他似乎遇到突发的工作状况，但每一通电话都显得那么刺耳。我等到已经临近出发的时刻，自己收拾好背包。预约的车到了门口，我穿上鞋，对着仍在电话中的人愤怒地大声吼道，“还有完没完了？！”起身走掉。老公终于挂了电话，沉默地跟在身后。

到医院办理手续，我看似又恢复了平静和放松，在医生让签字注意事项时，我还告诉老公指甲上不能涂指甲油，是为了方便随时测血氧情况。医生听完点评内行。但手续办妥后，我们沉默地对坐在走廊上的病床区，我拒绝了那个男人试图安慰我的所有举动，最终我抬起头说：“你走吧，你在这里没有意义，所有的东西是我收拾的，材料是我整理的，你在这里只会让我生气。”

夹枪带棒的语气成功地激怒了他，他生气地离开了。我坐在病床上挂着耳机翻着书，头也没抬。

医院的墙上贴了很多节育宣传图片，有那么一瞬间我在想要不要借着手术一并放置节育环，但是这个念头很快就被我自己否定了。以我对自己的了解，如果我再让自己再多做哪怕一点，我们的关系将会岌岌可危。我心中的天平已经失衡，我愤怒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需要承受这些，愤怒为什么我掌控不了我自己的身体，愤怒为什么我的伴侣不能代替我体会这所有的一切，从怀孕到生产到哺乳，所有的一切他都不能感同身受，同样也不会像我一样担惊受怕。这不公平，为什么必须是女性采取避孕措施，我们承担的还不够多吗？

第二天当医生带我走入手术室，在那个充满了血腥味和消毒水味的绿色房间，我看到躺在另一个手术椅上刚接受完手术正等待苏醒的女人，我非常庆幸自己是个没有戴眼镜的高度近视。但当我低头要爬上相邻的手术椅时，我还是模糊地看到了地面上放置的不锈钢盆和刺眼的鲜血，那一刻我几乎想要扶着输液架逃走。彻骨的孤独感让我开始发抖。

“麻醉真是伟大的发明。”被唤醒后走出手术室时，我轻轻地对小心搀扶我的女医生说。当我丢盔弃甲逃跑的时候，是麻醉以无边的黑暗掩护了我。

当天中午我们就回了家，进屋的时候我妈一直盯着我看，看到我神色自若地开始招呼女儿，她忍不住问：“怎么样，不难受吧？”我轻松地解释说无痛，没什么感觉的，做完手术就没什么怀孕反应了，反倒舒服了。“那就好那就好，现在都是无痛啊，我那个时候呀……”我妈露出了安慰的表情，想继续说些什么但自己又打住了话头，去厨房炖汤去了。

几个月以后，我去了雍和宫，心中默默进行了关于孩子的悼念。后来我也没有再主动提过关于结扎手术的话题。

曾经当我为老公尚未履行诺言而语带气愤时，他很直接地问我：“为什么我必须做这件事情呢？为什么你自己不愿意结扎，但我必须就要去，我为什么没有选择可以采用其它的方式？你觉得这样就公平吗？”

我在夜深人静时多次反复纠结这句话，像在反刍一颗难以消化的石子。某种程度上，我意识到了我对于伴侣之间、两性之间的相互理解存有过高的期待。我用了很久的时间接受这件事，提醒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生活还要继续，我不想推开他，甚至比起从前更需要他。他仍然是我自己选择的最信赖的队友。

只是现实告诉我，孕育这条路上与你同行的队友，大抵就像陪伴生产的导乐一样，真正要上前去直面风险和承受风险的，只能是你自己。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三明治（ID：china30s），作者：一毛，编辑：恕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