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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03 21:00
一个农民决定放逐自己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ID:zhenshigushi1),作者:杨柳,原文标题:《当一个“懦夫”背对生活》,头图来自:真实故事计划


杜深忠是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的主人公之一。数十年里,他一直执着于自己的梦:关于文学,琵琶,一种存在美和思考的生活。村庄奚落他痴人说梦,不务正业。他也曾尝试出走,去北京“不知天高地厚地搞文学创作”,在山东各地干苦力讨生活,却一次次溃败而归。


现在,杜深忠68岁了。他把自己圈养在沂源山区破败的老屋内,放弃了土地,也放弃了文学与音乐。回忆起人生,他坦言自己是畏蒽不前的“一个懦夫”。这个一生背对生活的人,仍旧保持着痛苦。 


把自己放逐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笔下的伊凡习惯将人比作羊群。怯懦、温顺、愚蠢、盲从的羊群。在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中庄镇的杓峪村,农民杜深忠也用同样的比喻总结自己的一生。他说农民就是羊群,赶到哪走到哪,自己也是羊,被赶了一辈子。


而现在,杜深忠决心不再顺从。他抛弃了土地,几乎不去地里,也刻意地让自己不再想起24节气——作为果农,24节气一直驱赶着他的一生。


立春,给苹果树打药上肥。谷雨时节苹果花开,点花粉。小满套袋,秋分摘袋,寒露采摘。属于苹果的日历,是悬在杜深忠头顶重复又无望的日与夜。在两亩苹果地,90多棵苹果树间耕耘近40年后,68岁的杜深忠说他不愿再踏进地里。他说,“我把大量时间用在无谓的事情上。唯独把自己给忘了。”


让自己忘记节气后,时间变得晦暗不清。他用另一种时刻表继续着自己的生命:1天至少琢磨、攻克《九成宫醴泉铭》里的40个字,7天从头至尾练习一遍《九成宫醴泉铭》。7天后,周而复始,又是新的40个字。


下午6点钟,余晖尚能照亮院里土胚掉落的灰黄色墙壁,光线却几近消失在屋内。几乎像是偷光,杜深忠立在靠窗的书桌前,铺开宣纸,开始写字。左手按压着纸,右手臂筋脉凸起,悬肘向前。落笔前,大臂和捏笔的指尖细微颤抖。


保持身躬头俯的姿势,杜深忠立在昏暗中,轮廓模糊,与黝黑的农屋融为一体。农屋建于1978年,43年来,除了一些缝补式的修缮,屋内与初建时几乎没有任何变化:西边墙壁上贴满了孩子们少年时期的奖状,落款从2008年写到2013年。东面墙壁灰黑,贴着杜深忠10年前写的《兰亭集序》,宣纸褶皱处落满灰尘。房顶上是超过40年的梁木和椽木,身下的香椿木书桌已用了将近50年。


比物件还要年老的,是杜深忠自己。除了腕肘处不易察觉的动作,杜深忠几乎静止,如同生长在书桌前的,一个同样老旧的家具。昏暗的黑屋子里,他每夜写作,有时动也不动地一站就是4、5个小时。一片灰黑色的阴影不分昼夜地站在桌前,妻子张兆珍常被眼前的景象猛然吓到,“每天写到半夜,像活死人一样,鬼一样!”


图 | 墙上贴的《兰亭集序》


香椿木书桌是杜深忠当兵复员回村后请木匠打的。20岁出头时,杜深忠俯在书桌前闭门读书。在沂蒙山区深处的小村庄,他读文学杂志,读四大名著,也读现代小说。1977年,作家徐迟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报告文学《地质之光》,后来又发表了《哥德巴赫猜想》,就是在这张书桌前,杜深忠一遍一遍地阅读,反复地抄写,心里感叹着,“写得太好了,太美了。”


无论是80年代的《人民文学》《小说月报》、摘抄本和自己写的小说,还是《鲁迅文集》《巴黎圣母院》,都被他抛却在书柜深处。曾经连去苹果地干活时都要偷偷揣本书的杜深忠,似乎平息了对文学的饥渴。他拿在手里反复翻阅的是欧帖《九成宫醴泉铭》。翻烂了3本书,写完了超过10令纸,写过书法的废报纸一年能卖100多块钱。


杜深忠几乎不踏出院门。从前执着的那些追求,都随着时间从他身上一一抛下。他早先是杓峪村唯一看《新闻联播》的人,现在,屋里的老式电视机出了故障,他没有再修。“我今年68岁了,我只想做自己,提升自己。说出来有些可笑,这么大年纪,提升什么自己呢。我只是不想这么浑浑噩噩的。”


他曾经花费690元——家庭大半年的开支,去沂源县的琴行买了一把琵琶。他形容,“抱得美人归”。从第一次在村庄喇叭里听到《春江花月夜》后,琵琶便成了他50多年的梦想,50多年的魂牵梦绕。“琵琶声太美了,是圣乐,是天籁之音。”买回家后,他骗张兆珍只花了490元。事后说漏嘴,张兆珍与他大吵一架。“六七百块钱买这么个东西!要有这钱,我能干多少事儿!”


“人需要吃饭,他得活着。”杜深忠一手指着桌上的煎饼,一手抱着琵琶,几乎愤慨,“精神也需要吃饭,也需要哺养。你不理解不理解吧!”


而现在,杜深忠抛下了琵琶。曾经爱不释手的“美人”被装在琴盒里,躺在沙发上。变成同样尘封在黑屋子里的,一件9年的老家具。


农民的本份,身处农民角色中被认为应当做的事,他也彻底抛弃了。9月末的杓峪村空气冷冽,风里能嗅到苹果和玉米的果香。沂源山区县道两旁,农民们支起摊位卖秋收的苹果和猕猴桃。农户的屋檐下晾晒着捆好的玉米果实,有的人家玉米已经脱粒,一片片方正的黄色铺在地面。杜深忠的两亩苹果地早在几年前承包给了别人。山上还留有一小片玉米地,成熟的玉米至今仍在半山腰,无人采摘。


“他不出院子。赶集,买米买盐,油盐酱醋,人情世故,他都不管。熬了我一辈子,什么事儿都没有成。别人家男的要么去外面打工,他不干,钱挣不来。庄户人该管的庄户事儿也从来不管。整天追求那些虚的,空的,痛苦的只有我。”谈起杜深忠,妻子张兆珍恨恨地说,语速极快,手没有停下包饺子的动作。筷子碰撞着装韭菜豆腐馅料的盆,发出当当声响。


听着这话,杜深忠沉默着,不似从前争辩,俨然一个孤僻的失语者,背对生活。他走出屋内,注视着院落正对的群山,打量着院里自然生长的一棵榆树,从前柔嫩的小枝条现在已经亭亭如盖。“真是玉树临风”,杜深忠心想。


他的背影看来坚固。只是回忆往事时,杜深忠称自己是“一个懦夫”。


尴尬的农民


坐落在半山腰的杓峪村道路盘旋,依60度向上延伸。走在路上,杜深忠向前倾斜着身子,步速极快。远远看见村里的人,他像羊一样低下头,脚下的步子迈得更大,躲避着可能的寒暄。


见他经过,路边聊天的妇女立刻缄默,连孩子都停下了玩闹。他们打量的目光黏在杜深忠身上,像是打量一个村庄的外来者。


“他是有点奇怪。”被问到杜深忠时,村书记张自恩干笑两声说,他与村庄格格不入。早在九年前,真正的村庄外来者——纪录片导演焦波驻扎杓峪村拍摄纪录片时,就已用镜头记录了杜深忠身为农民的尴尬。


天光渐亮时,阳光跨过破损的木头门槛,挤进黢黑的屋子,在水泥地投下一步长的亮光。杜深忠蹲在阴影里,左手拿着盛水的塑料盆,右手拿着毛笔,在被光铺洒的空地上蘸着水写书法。写完后,面对着冬季门框外苍黄的群山,他起身站立,注视着水渍缓慢变干,注视着字迹消失不见。


杜深忠颧骨高耸,双颊凹陷,紫黑色的脸上皱纹纵横,杂乱的头发纠结于头顶。讲话时,能看到一半牙齿已经掉落,缺口空空荡荡。穿着黑色破旧棉衣的老农民追着光影写《道德经》,2012年,焦波第一次与杜深忠遇见时,看到的便是这样的景象。


图 | 杜深忠在地上写字


“焦老师,这个透进门框的光影,在我的眼中就是一张非常好的宣纸。”杜深忠说。


焦波心中震荡。传统叙事里,农民被强加上肮脏、落后、愚昧、麻木的符号。而眼前的农民,“对美的感受太敏锐了”。


这次见面后,焦波当即决定扎在杓峪村,完成国家电影局派给他的题目《乡村里的中国》。2012年2月4日,农历立春时,摄制组租下村里的一个小院,拍摄正式开始。


在此之前,焦波曾在自己的老家山东淄博走访乡村,15天跑了十来个村子。随着城市化转型,他发现多数乡村已在现代化夹缝中丧失了自我特性,变得“不城不乡”。与模仿城市范式的其他乡村不同,位于沂蒙山区最深处的杓峪村仍保留着立春时涂红羊角、缝春鸡、咬春等习俗。在经营苹果、樱桃等经济林果为主的杓峪村,沿着一条盘山小道,深沉厚重的农业文明与外来的工业文明在此进行着碰撞。农耕文化的结构方式逐渐松动、衰退,农民的生活也处在一种混杂的状态。新与旧之间,焦波交出了他的答卷。


影片中,杜深忠的尴尬隐藏在他与妻子张兆珍的争论里。家里种的玉米地被獾拱了。妻子张兆珍恨恨地骂,叫杜深忠弄药把獾药死。杜深忠不以为然,“你别看獾吃这点东西,獾是国家三类保护动物。獾糟蹋点就糟蹋点吧,人都昧着良心卖假种子。”


“它还是保护动物?农民种点粮食容易吗,农民怎么没有保护?”张兆珍利嘴地反驳。


村里的古树被村民刨倒,杜深忠远远望着觉得心痛,“都弄到城里搞绿化去了,这叫剜大腿上的肉贴到脸上。光看到这点钱了。”话音未落,张兆珍打断他,“你又管不了。就在这儿穷发牢骚。现在有钱就行了,人家有钱的王八坐上席,你无钱的君子下流坯。”


夫妻俩罕见的和谐时刻发生在村里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影片结尾,杜深忠弹奏琵琶,张兆珍唱歌,在不协调的曲调里勉强合作了一首《沂蒙山小调》。歌曲结束,台上的人退场,杜深忠仍留在舞台上继续拨弦,目光专注。他的全情投入和恋恋不舍看来滑稽,惹来村民的阵阵哄笑。“下来,快下来!”直到听到村民的起哄声,杜深忠才如梦初醒,提着小马扎,尴尬地离开。


2013年4月,《乡村里的中国》在国内公映,随着这幅具有内在广阔性乡村图景的展开,人们也看到了非典型农民杜深忠:他朴实深沉,保守着自己的审美与思索,还没有被生活俘获。一时间,杜深忠受到媒体的关注,成为沂蒙山区的文化名人。


“他的心思不在苹果地里。他就不想管果园。”张自恩说。影片里,他更是揶揄杜深忠,“你是咱村里的一个才人。就是苹果比别人管的少点。”


无论是给苹果花点粉还是给果子套袋,杜家都不如其他农户。除了做农活不麻利,为人处事上,杜深忠表现笨拙。寒露一过,是秋收的季节。顺着一车道的盘山公路,开着卡车的客商会来杓峪村收苹果。客商身着齐整的衬衣,议价时,杜深忠动作拘谨,显得被动。不出三个来回,村户们卖2块4毛一斤的苹果被他以2块3毛5的价格卖出。


他的两亩苹果地,是因结婚晚分地时被村民们挑剩的“最孬的地”。种植90多棵苹果树的二十余年,收成最好时一年收入三万,抛去农药、种子、化肥等成本,挣了两万块钱。多数时候,一年收入6、7千,有时只有3、4千。


这样的收成在杓峪村属于偏下。张自恩说,村里167户,每户种苹果的年平均收入约一万五六,一些大户一年甚至能收入十来万。农闲时村民们基本都外出打工,收入也能增加万八千。


除了村里的事务,张自恩还管着3亩苹果地,每年苹果地里收入4万元。今年,他新盖了4间房。张自恩不是村庄的个例。与2012年电影拍摄时相比,农民的生活和杓峪村的样貌已被现代化进程修改。村民们盖起了新房,门楼气派,瓷砖贴满院墙,院外停着小轿车,红砖瓦房顶间错落着太阳能热水器。隔窗望去,家里的摆设也同都市无二。


图 | 杜家院子


村子变化巨大,杜深忠的住所却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无论是张兆珍多年不止息的抱怨,还是破旧衰老的屋子,都提醒着杜深忠作为农民的“失败”。沂源红苹果清脆多汁,色薄芬芳,有“江北第一果”之称。甜蜜馥郁的果实背后,杜深忠说,“这些年在果树上付出的很多,但得到的很少。花十分代价得不到三份收入。无可奈何地在土地上挣扎。身心疲惫,失望透顶。”


“没有藏身之地”


杜深忠心里有一个理想的乡村标准。他认为村民应该讲道理,尊崇文化。这样的期待眼下看来虚幻,不切实际。在村庄,文化的崇高感正在经济观念和金钱意识的冲击下渐渐淡薄。村庄里的等级和阶层正被收入水平重新定义。


而现在,作为村里的“文化人”,作为“无钱的君子”,杜深忠感受到的是村庄对他的拒绝。“用你的时候夸你,不用你的时候只剩贬低。”


杜深忠出生于杓峪村,成长于杓峪村。在村庄,人们过着一种无意识的生活,在习惯的生活方式和规则中不加思考地呼吸,吃饭,睡眠,干活。生活吝啬地关闭了想象力与通往思考的契机。杜深忠不想圈在村中,他想要走出去,在密不透风的生活里打开一条缝隙。


从学生时代起,杜深忠就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看到的诗句,无论是《蜀道难》还是《赤壁赋》,“爱不释手地抄写”,一遍一遍地写。他喜欢看书,读《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在山里,一本书往往多人传阅,《苦菜花》书页丢失得七零八落,拿到手里时书脊处被弯弯扭扭的铁丝固定着。每到周末,他就翻两座山头去县里的新华书店借书,两毛钱借一次,回来就读,如饥似渴。


高中毕业在石家庄当了五年炮兵后,杜深忠复员回家。在父母为他娶妻盖的新房里,他闭门读书,专注文学创作,没有心思结婚。邻居老太太说,“他爸不给他送壶水去,他都不知道要吃饭了。”


在农村,“如果25岁还没有结婚,你就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从那时起,高龄未婚的杜深忠就变成村庄的另类。他把苦闷写进文字里,写对爱情的憧憬,也批判黄土文明的保守和落后。那些3万字、5万字的小说从杓峪村走出,寄往各地的大小编辑部,又一次一次地被退回。


多方压力下,34岁的他妥协,决定结婚。


缝隙出现在1987年寒冷的冬天。杜深忠收到从北京发来的、来自人民文学函授中心的通知,邀请他去鲁迅文学院学习。通知上写着,“有很大的创作潜力”。这8个字点亮了萧瑟的冬日,也点亮了他十几年来积郁的失意。


与张兆珍结婚的第二天,杜深忠翻过大山,攥紧从村里借来的200块钱,坐上了从济南开往北京的火车。列车摇摇晃晃,他寻找的东西从未如此之近,他觉得有什么东西正要冲出胸膛。


图 | 杜深忠的书柜


北京,一个想象之中又在想象之外的城市,一个被氤氲雾气笼罩的城市。结束动荡时期的北京在杜深忠眼里是灰蓝色。人们穿的衣裳是灰蓝色,建筑是灰蓝色,城里人说话轻柔文明,也像一团灰蓝色。站在红绿灯矗立的路口,他望着拥挤的街道上,人们骑着自行车风一样穿过。“骑车的,开车的,路上看不见一个闲人。”繁忙熙攘近在咫尺,他甚至不知道怎么迈出腿过马路。


接收到鲁迅文学院学习通知的有700多人,结果来了四、五千人。东四八条上课的大礼堂被挤得水泄不通,青年们人手一本杂志。《小说月报》,《收获》,杂志一出很快被一扫而光。人山人海的文学青年来自城市,来自部队大院,来自各地政府机关,杜深忠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因为“我是唯一的农民”。


新的知识爆炸式地从西方传来。图书馆里挤满了人,连地摊上都摆的都是西方哲学书籍。巴尔扎克,狄更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达达派,欧洲现代派小说,都进来了。读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杜深忠看了两遍都没有看懂,觉得晦涩、无法理解。图书馆浩瀚如海的书籍更让他感到畏惧,“天下的好故事都被写尽了。像我这样的人,可能有只言片语塞进书里吗?”


当青年们怀抱着憧憬扎进新世界时,杜深忠心灰意冷。他写的文字被老师推荐去各个编辑部,依旧没有回声。唯一的赞赏被掖进心里,再也没有被拿出来过。他记得文学院的老师曾说,“你读过《老人与海》吗?你的心理描写写得真好,像海明威。”


北京不是“奶与蜜的流淌之地”。在北京,他是个一无所有的庄户人,在城市知识分子占主流话语权的文学圈,他缩在边缘,更准确地说,他不在里面。解冻时期的热情没有给他更多的希望,相反,他被彻底击垮了。


命运合拢缝隙,将他重新驱赶回沂蒙山区。杜深忠将没有留在北京的原因归结为自己的自卑,懦弱。1987年冬天过后,他回到杓峪村。他说,“在北京,我没有藏身之地。”


“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文学梦破碎后,杜深忠又回到村庄的惯性中,呼吸,吃饭,睡眠,干活。他怀着遗憾,也接受了派发给他的命运。“不可能跻身那个行列了,不可能的。老天爷就要我当农民,所以我在土地上苦苦地挣扎。”书还是继续读,逮住什么看什么,只不过已经没有了目的,仅仅是为了打发时间,缓解内心的躁动。


“一天也不着急,头顶火炭不觉热。”站在“黑屋子”里,张兆珍催促着丈夫。以往杜深忠总会激昂地回应。但这份理直气壮在提起女儿小梅时消失得无影无踪。说起小梅,杜深忠神情变得凝重,每一声都像是叹息。


小梅上初中时需要70块钱的学杂费,杜深忠没有在开学那天按时交给小梅。或许因为少年的自尊心像霜花易碎,或许是敏感地知晓家庭无法负担两个孩子上学。等他借到钱时,小梅决定不再读书了。


学生时代小梅的奖状还贴在墙上——读书时,她像读了大学的弟弟海龙一样努力用功。14岁,小梅辍学去滨州打工。“一件新衣裳都舍不得买,把钱都供弟弟上学了。”


图 | 杜家墙上贴着两个孩子的奖状


不能连孩子的学费、学杂费都挣不出。亏欠里,作为父亲的杜深忠外出打工,希望改变生活。每年从给苹果套完袋到苹果摘袋的时间是农闲时节,这段时间,他连着5年去山东雷州“杀”玉米。


与掰玉米不同,“杀”玉米要砍倒玉米秸秆。玉米叶锋利,叶片上有绒毛,刺在身上又痒又疼。成熟的玉米密密匝匝、浩浩荡荡,一眼望不到头,人钻进去就看不见踪影。拿着镰刀,弯下腰,一根又一根,重复十几遍,可能才前进一小步。觉得腰痛难忍时,杜深忠抬头,无边的金色跳荡在眼前,无边的前面还是无边。


“杀”出一亩地30块钱,每天两亩地能赚60块钱。因为过度劳累,5年内,他掉了13颗牙齿。


他也沿京沪铁路刻过站牌,从山东德州一直刻到江苏徐州。先在石碑上写好字,再用钻头刻下站名。一天25块钱。心肠好的同乡老板会给口水喝,管几顿饭。多数情况下,披星戴月地干完活后,连个吃饭的地方也没有。农民外出打工时是没有地方睡觉的。铺一把草,睡在没有遮挡的站台上已经算不错。更多的时候是露宿街头。铁路旁杂草丛生,夜晚蚊子很多,睡觉时挂个小蚊帐,蚊子密密麻麻地趴在蚊帐上。白天收蚊帐时轻轻一握,满手是血。


济南太阳毒辣,一个夏天回去,杜深忠的头发被晒成了红色。有人问他怎么这么洋气染了个红头发,他只能无奈地苦笑,是啊,去济南染的头。


杜深忠选择对生活顺从,却也不敢完全沉入乡村生活,不管去哪儿,他都习惯带着书。有时累得饭也不想吃,水也喝不下,还是得翻翻书。在铁路上干活时,行进的绿皮火车车窗内总会扔出旅客们看完的书和杂志。他捡起来,一本又一本堆成了一摞又一摞。他不挑,每本书里都有那么一两篇好文章,好书法。一旦看到了,就拿剪刀剪下来,贴在自己的摘录本上。


像杜深忠一样外出打工的农民不在少数。大型企业缺少,没有工业支柱产业的沂源县在经济发展上始终处于劣势。从90年代开始,村庄里的人开始外出打工。多数是干农活,或去淄博、张店的烧砖场里搬砖,去工地上干活。


2012年,同村的张自军在贵州工地打工时,从脚手架摔下后去世。回乡下葬时,张自军年纪尚幼的儿子站在棺材旁,指着墓穴问,“那是俺爸爸的家吗?”


“对了,这是你爸爸的家。”爷爷回答。


“门口怎么这么小?”


“不小,这里头很宽敞。”


关于打工时和城市、和城里人的相处,杜深忠不愿多说。“衣衫褴褛,邋邋遢遢,愚昧,无知,麻木。这不该是庄户人的符号。农民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被逼着出去的。简直是拿人肉换猪肉吃。”深吸一口烟,他低声说。


打工赚到的钱与海龙读大学的学费相比杯水车薪。杜深忠讲起海龙和小梅的童年。是一个寒冷的冬夜,窗外下着纷纷扬扬的大雪。他俯在桌上写毛笔字,听着两个孩子钻在被窝里说悄悄话。“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升旗的时候我都想掉眼泪。”小梅说,海龙接话,“那种场合谁能不想哭!”天亮了就是礼拜一,孩子们在盼望中艰难入睡。鹅毛大雪没有要停的趋势,就那么下了一整夜。


院内积雪渐厚,反射出荧荧亮光,照进屋内几乎像是晨曦。两个孩子兴冲冲地穿上最周正的衣服,系好红领巾就结伴出门了。杜深忠还在睡梦中,犯了懒,听见他们离开的声响继续睡了。


越想越觉得心慌,他匆匆披上雨衣去找孩子们。雪还是簌簌地下,杜深忠辨认着孩子们几乎被雪掩盖的足迹,顺着四串脚印前往学校的方向。到学校后,在给老师和学生烧水喝的草棚下,他看到两个孩子挨着铁锅睡着了。他们脚上鞋底的雪还没有化,急忙脱下湿透的鞋袜,他握住孩子们的小脚。他们的脚,冷得像冰。


用火柴点着火,烤干袜子,把孩子们唤醒。贴着教室的门缝,杜深忠听着打钟声,12下,凌晨刚过。那个瞬间他被愧疚淹没。“如果我没有去,小孩的艰难很难想象。”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贫穷,家里甚至没有一块用来看时间的时钟。


回家的路上,杜深忠立刻买了一块表。在深至小腿的雪地里跋涉,与千万次走向上的山路相同,他佝偻着背,低头,弯腰,踽踽向上。太阳的光芒跃出山脊,眼前是地窖般巨大破碎的山村,他再一次更深地,明白乡土的贫瘠。


“天地一片大光明” 


“无论是家庭生活还是物质生活,别人看我都是特别失败。”聊天时,杜深忠反复嘟囔着这句话。在村庄,唯一能和他谈心的是杓峪村会计张自芹。张自芹推动乡村文化和书法的展示,村里的春节联欢晚会也是他组织和导演的。焦波说,杜深忠和张自芹聊天时,总是回想当年村庄的绿水青山,对村庄环境遭到的破坏,二人义愤填膺,骂娘放粗口,一聊就聊到大半夜。


2018年春天,张自芹摘下鲜嫩的椿芽准备送人。骑着摩托车下村里的斜坡时,与迎面驶来的汽车相撞,摔下山后被送往医院,抢救无效后去世了。


张自芹的遗体送回村里时,杜深忠没有去。殡葬那天,也不敢去。一整天,他在屋内坐立难安,听着隐约的葬礼声反复踱步。“寒夜难眠做酒徒”,拧开一瓶白酒,他独自一人喝完了劣质的老白干,直至酒醉失去意识。醒来时,已是第二天凌晨4点。


“我没有朋友了。天地之间没有人和我对话了。”杜深忠说起时语气平静,浑浊的眼里噙着泪水。“天就是我朋友,地就是我朋友,太阳是我朋友,月亮是我朋友。”


张自芹死后,杜深忠觉得死亡的阴影开始逼近这副日渐衰老的身体。他把自己关在屋内,立在书桌前,用极慢的速度一遍一遍地写。点画瘦硬,落笔严谨,笔下的字是:人玩其华,我取其实。还淳反本,代文以质。


图 | 杜深忠写字的书桌


欧帖《九成宫醴泉铭》,他写了40年。直至今年,才悟出一些意味。吃饭时,杜深忠聊到书法突然兴起,他快步走向桌子,拿起一本已翻阅斑驳的字帖,指着字说:欧阳询的笔画太有意思了,有时严正规整,有时又有幽默。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行,近一点不行,远一点不行。他叫你理解他,让你猜他写字时是什么心理。你要不断地揣摩啊,真是趣味无穷。


欣喜涌上他的脸。“疯了,疯了。”张兆珍无可奈何,看着他的欣喜若狂没有停止咀嚼。杜深忠也不恼,甚至笑着,“都这么说,都这么说。”


吃喝、游玩,村里的大小事务都拒绝,杜深忠从没有被生活淹没。除了整日不出院地写字,他唯一的外出是一个人上山。从杓峪村向上登,便能登上尹家崮。山顶平展开阔,峰巅周围峭壁如削。这座山陪伴了他的童年,青年。他记得儿时的山更加葱郁繁茂,他爬上柏树,踩着枝条奔跑,可以不挨土地地顺着柏树林一直跑到山的那头。


而此刻,接纳他老年的,仍是这座山。在经历了数次被外拒绝和向内塌缩后,凿开生活厚重的墙壁,杜深忠钻进一条缝隙。在雨天听着淅沥的雨声,在秋天闻着果实垂落在土地里山野的味道,感受着山的蓬勃,草木的清甜,看桔梗怎样在风中颤抖。像是重新认知世界,杜深忠再次用“美”形容,形容给予他尊严的自然,形容生命。


图 | 从尹家崮俯瞰村庄


踩着羊肠小道上湿滑的红页岩向上攀,他到达了山顶。脚下是悬崖,他坐在荆棘丛中眺望着沂蒙群山。背对一切,山风无定向地绕山而行,穿过树林后便像一波波绿色的海浪。杜深忠吟诵起诗:偶来松树下,高枕石头眠。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


跨过荆棘丛时,杜深忠突然说,我觉得自己此刻就是这样的境地。向下是悬崖万丈,向前是荆棘丛生,只能硬捱着,继续走下去。他从未想过死亡,也没有给自己选好埋葬自己的一方土地。在心灵深处重建的狭小空间,乘着书法这一叶扁舟,他终于觉得笃定。他只想继续写下去。


月亮在群山之中升起,杜深忠又一次写到了深夜。夜空里传来一两声鸟叫,虫鸣声迭起更显夜的静谧。爬山时,他在荆棘丛中采摘的粉色蘑菇排成一排,晾在被洁白月光照耀的窗下。屋子仍然黝黑,头顶的灯泡仍然昏暗,杜深忠揣摩着,用身体、用心灵写着,他说,“天地一片大光明。”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ID:zhenshigushi1),作者:杨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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