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诊癌症后，我从死神那偷来二十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客inSight （ID：pic163），作者：镜远，内容编辑：百忧解，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来自癌症的威胁在这个时代愈演愈烈。

据估计，2020年全世界新增约1800万癌症病例，另有1000万人口被癌症夺去生命，后者中，中国占到了30%。除此之外，癌症所引发的恶性肿瘤已成为中国城市居民疾病致死的第一大元凶，在农村，它与心脏病危害相当。

对个体而言，癌症不仅仅夺走一副自由健康的身体，还会从经济及生活上烙下并不光彩的身份隐喻。对于一些患者来讲，癌症会使他们丧失晋升机会和工作岗位，而对一些家庭而言，癌症手术费和治疗费就是金钱的无底洞。

本文的主人公杨永华就是一位膀胱癌中期的患者。他曾在确诊一周后收到公司的病退通知，而切除病灶后的接连复发，也一度令他绝望。不过，时至今日，他已在癌细胞泛滥的威胁下与之共同生活了二十年。

肉体凡胎对抗可怕的疾病，需要胜利信念，更需要前人经验。在杨永华的经历里，你可以看到家庭氛围如何对病人心态造成影响，也可以明白在患者心中，“医生”一词意味着什么。

以下是他的讲述。

〇

我记得很清楚，查出膀胱癌那天是2002年阴历腊月二十八，说话就要过年了。

第一次发现尿里带血，我并没有重视，第二天继续血尿，我才觉得不对劲儿了。去医院做检查，医生没用显微镜就发现了满视野的血尿，专业名词也叫“肉眼血尿”。我已经58岁了，首先就要考虑是否为恶性肿瘤。

在协和医院膀胱镜室，给我做检查的夏大夫不露声色地告诉我，你得住院了。“不过，就要过春节了，春节后就马上来住院吧！”

他的语气很平静，但我还是听出了一丝异样。我知道，不好的事情，医生是不会直接和患者说的。果然，夏大夫把我妻子单独叫到了办公室。在回家路上，我和妻子都沉默着。说什么呢？事已至此，只能面对了。

一、得了绝症，单位催我办病退

膀胱癌和其他癌症不同。其他癌症是治疗的过程会给病人带来很多痛苦，而膀胱癌，检查本身就让人痛苦不堪。我那还是二十年前的检查，膀胱镜撑裂尿道的事也偶有发生。

原本去医院的路上，我以为这只是一个常规检查，满脑子还盘算着把阳台好好重新布置一下，建一个室内花园。忍着剧痛做完第一次检查后，医生得出了诊断结论：膀胱癌中期。

我无比清醒地意识到，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家里的阳台，花开得正好

拿到诊断报告第二天，是农历腊月二十九，按惯例，单位在这一天发饷，这原本是一年中最让人有获得感的日子。催我去单位拿奖金的电话一个接一个，但我听着却很烦。

人生中第一次体会到了，“有钱没命花”是什么滋味。

我的工作是化工工艺设计，一干就是三十多年。除本设计院工作外，我还参加行业协会、当顾问，时不时地做一些额外咨询工作。有种生产工艺中要使用苯，不知对我的病是否有影响。

年前，单位总经理刚给我吃了定心丸，说虽然我快到退休年龄了，但作为高级工程师，只要我不提，单位是不会主动叫我退的。结果没想到春节刚过，我们设计院人事部就来电话，通知我办病退。

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把工作单位、职业身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如果不是因为患癌，在我的人生规划里，还从未想过有一天会从单位离职。所以这个打击对我来说，不亚于癌症确诊。

我想起原来有个三十多岁的编辑朋友，不幸确诊晚期胃癌后，单位发了几个月工资，就让她办理病退。

她的胃癌还算是工伤。多年的美食编辑工作，让她饮食极其没有规律；再加上工作太卖力，经常晨昏颠倒；还有残酷的公司政治，令她常年焦虑难安，年纪轻轻就染上重病。

被单位辞退的时候她还在治疗中，组织关系的解除同时意味着单位给她上的商业医疗保险也将中止。这份让她把命都赔上的工作，竟然没等她离世，就要把她抛弃，她当时的难过和愤怒，我到今天才能够真正体会到。

二、手术后一场意外，是我离死神最近的一次

入院不久，夏大夫给我做的第一次肿瘤切除手术，采取的是半麻。

我的手术难度有二：一是肿物较大，手术中容易出血；二是肿物所在位置不易手术，即输尿管和膀胱的连接处。

有人把泌尿科医生比喻成“人体下水道修理工”，我的肿瘤位置可以理解为——下水道S弯管的上方。想把手术设备伸进去都很困难，切除起来更不容易，弄不好很容易把输尿管打穿。

手术台前的医生

随着大夫一声兴奋地大叫，手术宣告成功，而且竟然没流一点血。事后我听说，很多人在膀胱癌手术后，引发肾脏积水、输尿管狭窄，严重的还造成膀胱穿孔、瘤细胞转移等众多并发症，现在回想起来，也还是很后怕的。

但术后还是发生了一场意外。

那是术后没两天，导尿管还没拔除，我清洗时不慎压到了未愈合的伤口，当场就引起了膀胱大出血。血突突地往外涌，很快，衣服、床单都被鲜血浸透，没被床单吸入的鲜血顺着床沿流淌到地上，在地板上汪起一大滩血。

没有流出的血，在我的膀胱里形成了大大小小的血块，堵住了尿道口。排不出血和尿，我感觉膀胱都快憋炸了，难受异常。

好在大夫及时赶到，把我推进急诊手术室，用一种特殊仪器把膀胱里凝结的血块吸取出来。事后我才知道，那一次大出血，其实是我患癌以来和死神最近的一次较量。

手术之后，我每个月都要做一次膀胱镜复查，看看肿瘤是否复发。这每月一次的检查，就像参加法院裁决，“有罪”还是“无罪”，全凭一纸检查结果裁决。

等待复查报告的日子，也是我最煎熬的时刻。膀胱癌的致死率在所有癌症种类中虽然并不算高，但是极易复发。

肿瘤复发就像一个幽灵，家人都不愿意提及，但似乎又一直围绕在身边，或许有事忙起来才能淡忘一点。

接连几个月的复查，都没有再发现肿瘤的踪迹。但就在以为生活回到正轨的当儿，一次毫无征兆的检查显示，我的膀胱又出现了6处肿瘤，癌症竟然悄无声息地复发了。

三、心态好，受的罪就少

那天我是自己去医院的，因为做检查、取结果早已成了家常便饭，我便没让妻子陪着。

手术那么成功，我也以为自己战胜了癌症，想不到没过半年又复发了，我的内心立刻被绝望的情绪占据，所有身体、心理遭的罪又要受一边了。

“别紧张啊，这又不会要你的命。”夏大夫看见我状态不对，就安慰道。

他说他有一个老患者，病得太重，手术也无能为力，也就坦率地告诉病人，你这病确实不好治，我们也尽力了。病人听后，迟疑了一下，站起身，很洒脱的扬了扬手说，不好治就算了！

几年后，那位病人又来找夏大夫。或许是因为没有把生死太放在心上，她旺盛的生命力竟然战胜了癌症，为她赢来了一线生机。

我明白，夏大夫是希望通过这件事告诉我，和疾病抗争，心态好是第一位的。

医生在交流患者的病情

其实刚确诊的时候，我也以为自己没救了。有次小儿子一家请我和妻子吃饭，这小子一见到我就说：“爸，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在心里暗自计较起来：命都要没了，还能有什么好消息？！

小儿子告诉我，他一个同学的爸爸也是膀胱癌，已经好几年了，现在治疗效果不错。

膀胱癌毕竟也是癌症，而且容易复发。我不敢期望这种好事能在自己身上发生。过分期待奇迹，如果没实现，会是更沉重的打击。

没过几天，小儿子同学的父母就来我家，专门告诉我，他是怎么得病、怎么住院、怎么手术、怎么化疗的……那时我才知道，原来确诊癌症还不是终点，后面还有很多努力可以去做。

算起来，第一次手术治疗之后，我的膀胱癌共复发了三次。第一次复发与第一次手术时间仅隔半年不到；第二次复发与第一次复发时间隔了8个月；第三次复发与第二次复发相隔一年多。

后面两次复发，我的心情不再像头一次那样，大起大落、大悲大恸。我开始接受患癌就是会多次复发的事实。

我以前单位的技术部主任，也得了膀胱癌，但他对病情讳莫如深，不和任何人提起，好像得病是多见不得人的事。他把痛苦深深埋藏在自己心里，弄得自己心理负担很重，人从老远一看，就是苦难深重的模样。

等到我也确诊膀胱癌之后，有一次他给我打电话，问我的情况，语言谨慎、沉重。知道他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病情，我一句也没多问他，就怕犯了他的忌讳。我俩通话后没多久，他就悄无声息地走了。

我还认识一个比我还年轻的中年男人，也是膀胱癌。手术之后，他总是怀疑自己的肿瘤没有切除干净，成天疑神疑鬼，惶恐不安。为了验证他的猜想的真的，他天天和医生磨，非让医生为他进行第二次手术，把肿瘤细胞彻底消除。

他的心态，不仅影响了术后康复，还让他平白多挨了一刀。

四、家人与医生，是患者最大的精神支柱

和膀胱癌斗争的这二十年里，我很明显地感受到，家人和医生的态度会对患者的治疗产生不可估量的效果。

记得当时第一次手术做完，开始化疗的时候， 上海的妹妹告诉我，母亲脑溢血了。原本害怕自己可能走在母亲前面，现在却可能随时失去母亲，我没怎么考虑，就决定立刻起身去上海。

动身前，夏大夫为我联系好上海新华医院泌尿科，让我去那里做化疗灌注。妹妹体谅我患癌，让我只在白天照顾母亲，她守夜班。

看着白发苍苍的母亲躺在病榻上，我心里难过极了，脑海里无数次和母亲团聚的场景，都没有成真。得之不易的相聚，竟然是在医院，且我俩都身患重病。

我那时的化疗需要每周一次，每次做两个小时。还好采取的是膀胱灌注的方式，不需要静脉注射化疗药品，不会引起其他器官的不良反应。

而且因为照顾母亲，我的注意力全放在母亲身上，对自己的病看淡了不少，不再像刚开始诊断出癌症时那样沮丧。

看着窗外晴空万里，我心情好了很多

和我们一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母亲邻床的一对夫妻。男人四十多岁，突发脑溢血，家里人明显没什么思想准备。

男人得病前也是一个国企的中层，家里的经济支柱，现在他两眼失神、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的样子，可是把妻子吓坏了，不知道该把这样的老公怎么办。

这位妻子也是养尊处优惯了，一时无法接受家中顶梁柱的坍塌，每天只是愁眉不展地坐在一边哭泣。自己的丈夫大小便失禁，都是让他的妹妹精心照顾着。

相比这个男人，我的病倒是不需要家里人寸步不离的守候。但精神上的支持，确实是每个患者最重要的支撑。

我和妻子相濡以沫多年，工作上又是同行，感情很深。确诊癌症后，知道我正承受有生以来最严重的打击，她并没有慌乱，在我面前，她总是轻松、乐观的，就好像她知道我的病一定有办法解决。

后来，我的几次肿瘤复发，也是细心的妻子发现我半夜小便异样，赶紧催促我去医院检查，才没有贻误治疗。

但是，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让我很痛心的事。

我生病之后，为了照顾我，大儿子一边工作，一边奔忙于医院、单位和家之间，心力交瘁，还不幸患上了甲肝。在这场与癌症的“拉锯战”中，他一直处于战备状态，极难休息一回。

在寻常日子里，你或许会对家人的陪伴不以为意。一旦遇到重大的人生挫折，有没有人在背后托你一把，常常起着难以估量的作用。

家人们的态度对我有很强的心理暗示，并且随着我对膀胱癌的了解，我渐渐不那么害怕、沮丧了。我也慢慢悟出，管理好自己面对癌症的心态，是和正规治疗一样重要的事。

其实，得了这样的重病，主治医生也是患者最大的精神寄托。

记得第一次手术治疗出院后，我寄希望于“保健品”提高免疫力。结果半年就复发了。

第二次复发治疗出院后，到北京中医医院就诊，也希望通过中医调理以提高免疫力。医生开了“针对病症的汤药”，吃了不短的时间，时过9个月，又复发了，中医我也不看了。

我后来总结，相比这些调养手段，去医院定期复查、正规治疗，才是患癌后的头等大事。

医生在手术的间隙休息

在我治疗的整个过程中，我都非常信任我的主治医生。年头久了，我和夏大夫好像不只是单纯的医患关系，变成了可以性命相托的朋友。我还会把我患病的朋友也介绍给夏大夫看。

结合我自己的治病经历来讲，医生这个群体内心的精神壁垒是很高的。或者说，多数大夫只对信任自己的那部分病人才有悬壶济世的能力。

医患之间的相互信任，对医生来讲，是为治好病的信心，对病人来讲，也是和癌症抗争时最大的精神支柱。

五、和癌症友好相处

到今天为止，我已经和癌症一起生活了二十年。从最初发现时的惊恐、错愕，到如今共存时的坦然、镇定、积极作为，我对癌症的认识也在不断的更新迭代。

癌症复发是常有的事。对我这样的患者来说，即便每次复查没有查出活跃的癌细胞，复发的几率也始终存在。我早已不寄希望于彻底治愈癌症，但至少，我能做到和癌症友好相处，并积极控制住它的发展。

在《细胞生命的礼赞——一个生物学观察者的手记》一书中，自然杂志主编刘易斯托马斯写道，人类有时候太狂妄自大了，相信自己是万物的灵长和主宰，其实疾病包括癌症都是生命存在的正常形式，人类要消灭所有疾病，消除死亡那是徒劳的。

癌症细胞也是我们人体的一个部分，是人的一个生命活动阶段。就像诺贝尔奖获得者哈罗德·瓦默斯说的，癌细胞是“对正常自我的扭曲”，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管教好它们，做好和它们打持久战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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