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农业“芯片”怎么样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欧商业评论 （ID：ceibs-cbr），作者：卢肖平（国际马铃薯中心副主任）、曹清河（中国农科院甘薯所副所长）、刘华招（中科院植研所海南分子育种基地高级工程师），整理：渠超男，责编：施杨，原文标题：《粮食安全保卫战：攥紧农业“芯片”》，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俄乌事件冲击

CBR: 俄罗斯和乌克兰被誉为“欧洲粮仓”，俄乌冲突是否会波及到农产品市场？

卢肖平：短期情况下，我认为人们的心理恐慌大于市场上的实际恐慌和粮荒。

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农业贸易大国， 出口较多的小麦和玉米等。冲突伴随着劳动力、生产量和贸易量的减少，供应链断裂，有的国家已经宣布禁止出口一些农产品，国际市场势必受影响。又比如俄罗斯还是化肥的出口大国，化肥大量出口到巴西、阿根廷，而后者又是我们进口大豆原产地，在这些复杂的关系作用下农产品价格上升，供应短缺，成本增加和不确定性，加上人们心理预期的恐慌，多边和双边的国际贸易格局会发生变化。

国际贸易中强调比较优势，这个时候比较优势就很难发挥作用。冲突、种地、贸易、供应链和价格等都会发生比较明显的变化，现在可能还一时看不到，但是我想下半年到明年肯定会显现出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更要强调粮食安全、食物安全的重要性，它不仅是农业问题、贸易问题，也是外交问题和政治问题。

CBR：中国对于粮食进口和国际市场的依赖问题，是否可以有金融手段稳定农产品价格？

卢肖平: 中国一直强调粮食要自给自足，尤其是口粮。但鉴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有限的耕地规模，有些农产品也少不了依靠国际市场。比如大豆自产1600多万吨，而进口则需要近亿吨。此外，我们进口相对较多的还有玉米和小麦（小麦进口其实更多地是为了品种调剂，因为我们也有少量出口）。以2021年为例，中国进口了玉米有2800多万吨，是自产玉米总量的10%左右（主要进口来自美国和乌克兰），小麦进口了将近1000万吨，是自产总量的8%左右（主要进口国是美国、巴西和阿根廷）。

金融手段的话我们无非用期货来确保价格和预购，即保证价格的稳定来买到我们所需要的农产品，还有就是提供补贴、贷款和保险。在这种常规情况下，这几种手段都会起到一些作用来稳定生产和保证供给。但是在俄乌冲突这种非常规情况下，包括欧洲、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俄罗斯的反制裁等等，金融的手段就和市场失灵的情况是相似的，我们很难预判。

一是没人种地，二是农地和生产资料被毁，三是交通运输中断等等，基本上就是供应端基本都不灵了。最后的价格会有什么走向？就算是有价，是不是有市？再就是汇率变化较大，所以期货价格也会保不住等等，都是问题，我觉得虽然有金融的手段可以提供一些支撑，但是在非常规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市场失灵和措施失灵的问题。

二、贻误春耕？

CBR：眼下正是疫情防控叠加春耕的关键时期，农时不等人，是否会担心疫情会耽误到春耕以及下半年的粮食安全呢？

卢肖平：从马铃薯的生产角度来讲，这个季节和疫情关联度相对较小。根据东北地区的气候条件，马铃薯在这个季节还没有下地。从全国的粮食总的格局看，国内马铃薯和甘薯的鲜薯总量2亿吨上下，按照中国的习惯折成粮食大概是4千万吨，在6亿多吨的粮食总量中占比只有6%左右。所以从这个数字来看，薯类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相对比较小。

曹清河：现在北方地区和长江流域正是春耕备耕的时候，主要影响有两点，很多地区是网上采购农资化肥这种生产资料，疫情对快递和物流有比较大的限制；另一方面是劳动力问题，在疫区的外来务工者返乡务农会受到影响。

刘华招：我来自东北，在北大荒工作多年，经常与东北水稻生产一线的朋友们交流。据我了解，东北地区已经全面完成水稻育苗，秧苗生产良好。我所在的海南省已经播种了万亩的早稻，现在正是生长期，估计半个月到一个月就可以收获了。

CBR：袁隆平曾说“杂交水稻的成功，一半功劳归南繁”。北纬18度的海南三亚等地，坐拥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成为了农作物育种的“加速器”。有统计显示，从杂交水稻、高产玉米到棉花，我国已育成的农作物品种中有七成以上经过了“南繁基地”的培育。南繁的科研工作是否有受疫情影响？

刘华招：为了加速育种进程，研究农作物的科研人员冬春季会来海南再种一季作物，从事品种选育、种子生产加代和种质鉴定等活动，称为南繁。每年这些科研人员像候鸟一样飞到海南来工作，木棉花开的时候又返回到各自的工作单位，尽快把在海南的工作成果落地转化。疫情对南繁还是有些影响，现在南繁基地到了材料收获的时候，好多老师受疫情影响没法过来，我们就组织基地的科研人员帮忙收获、晾晒，尽量不耽误科研任务。

三、育良种，仓廪实

CBR：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万颗子的关键所在就是种子。刘老师您从北方带来的近千种种质资源，和海南本土稻、泰国香稻种等近百种种子进行杂交实验，培育出了结实率较高、抗病性强、平均亩产达500公斤的“南香丝禾”。当时怎么会想到用海南本土稻和泰国香稻进行杂交？

刘华招：海南当地的山兰稻具有上千年的历史，是当地黎族赖以生存的口粮，广适性和抗逆性强，但这个品种本身有很多问题，需要开荒地、产量低，米质也不是特别优。

我们经常讲，袁隆平先生等老一辈专家，解决了中国人吃得上，吃得饱的问题，而我们这一代育种人，要解决吃得好，吃得健康的问题。所以我用山兰稻创制的中间材料与泰国香米做杂交，泰国香米也是产量低，在南方种质面积小，但米质好，所以我们就利用它的米优的特点，经过四年十几代的这个选育，培育了南香丝禾。我们的目标是在保证现有产量的条件下，提高米质和口感。南香丝的亩产上能到一千多斤，米质和产量是可以并存， 它既有北方稻花香大米的粘度，也没有南方大米那么硬，很受欢迎。

CBR：甘薯育种是否存在“卡脖子”的问题？我国作为甘薯生产大国，在国际贸易方面有什么表现？

曹清河：中国在甘薯产量上世界排名第一，年种植面积稳定在六千万亩左右，尤其是它的单产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96倍，比非洲的三倍还多。甘薯品种自育率达到了95%以上，也就是说国内95%以上的甘薯都是中国的种子。

但是甘薯育种也面临“卡脖子“困境，包括四个方面：甘薯作为南美洲引进的品种，现有种质资源数量偏少，如果种子是农业的芯片，那么种质资源就是种子的芯片；优质品种的评价指标比较缺乏，无法满足消费、加工的需求；脱毒，种属种苗的应用率低；产种业尚未形成规模。

近20年来我国甘薯在国际贸易上的总体情况呈现平稳的上升趋势，但是在国际市场占有率仍偏低，2019年占5.12%， 2020年因为疫情影响占2.27%，去年贸易额只有14.21亿美元，全球出口国家中排到第八位，和甘薯生产大国有点不相称。究其原因，国人对甘薯的消费能力比较强；甘薯进口国价格优势不明显，尤其这两年在疫情期间，运输成本上涨，国内很多出口的企业明显压缩出口量。

CBR： 在我国四大主粮（水稻、小麦、玉米和马铃薯）中，马铃薯可能是存在感最低的一个。在大部分人的认知里，马铃薯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主粮，而是一种配菜或小吃，拥有和小麦、稻谷、玉米等粮食产品完全不同的市场逻辑，原因是什么？马铃薯又有哪些经济价值呢？

卢肖平：马铃薯起源于南美洲的安第斯山区，全球近200个国家或地区中大约150多个都有种植。马铃薯种植的适应性非常广，易于生产，能够在海拔较高、土地比较干旱和贫瘠的地方生长生产。

16世纪，西班牙人把马铃薯从南美洲带到了欧洲大陆，在后来的两百年里马铃薯替代了过去的燕麦和荞麦，逐渐成为西方欧美人的主要粮食或者主食，解决了粮食和温饱问题，也由于这个原因欧洲当时的人口发展很快。中国的明朝年代，马铃薯传到了中国，跟水稻、小麦在中国餐桌上几千年的历史相比，马铃薯传入中国的时间晚了很多，只有400年，所以水稻、小麦先入为主并且由此形成的饮食文化和烹饪习惯是根深蒂固的。

再看它的内涵结构，什么叫主粮？老百姓通常会讲是碳水化合物。尽管马薯是全营养食物，它有淀粉、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但是跟稻米相比，每百克干物质中，稻米蛋白质含量平均在7.7克左右，而马铃薯只有1.7克；稻米的碳水化合物有76.8克，马铃薯只有19.6克；稻米含水量一般12-14%，而土豆则高达76.3%。这些数据告诉我们，作为人们饱腹的主粮，稻米的优势巨大，而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在因素。

其次，再看看外在因素，马铃薯体积大、含水量高，易腐烂和变质，不耐储存、不易运输等等，所以作为主粮有相当难度。即便如此，马铃薯在很多山区、高海拔地区，即由于那里的土壤、气候等条件不适宜谷物类作物生长，而土豆也就自然而然地在那儿成了主要作物，在餐桌上就是当地的主粮或主食。

说到这里，我尤其希望强调，在如今基本温饱解决之后，吃得好、吃得营养应该成为人们新的观念和习惯，而此时主粮主食以及副食的概念应当改变，即淡化主副食边界，以营养和健康为目标地进行生产和消费，那么马铃薯甘薯则会有新的使命作用和产业发展的增长点。

谈到马铃薯的经济价值。仅以其淀粉为例，全世界淀粉总量中有25%来自马铃薯，其应用十分宽泛，从食品到医药，从饲料到轻纺工业等都可用到。薯条薯片等膨化食品可以增值5-10倍，普通淀粉增值1倍，而特种淀粉就可增值10多倍，若生产生物胶则可增值60多倍。马铃薯是粮菜饲作物，必要时也是能源作物，其加工链条长，可在加工业、小城镇发展、解决就业、发展增收中发挥积极作用，而挑战主要来自于生产种植、仓储、运输、加工污染以及市场价格以及需求波动等方面。如果现代技术能够逐步克服这些难题，那么马铃薯的开发潜力和经济意义是非常大的。

四、研发和推广的“断层”

CBR：中国的种业育种上，有两个80%：80%的种业科技人员集中在科研单位事业单位，而80%的种子企业把精力花在推广上，就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您觉得像育种研发和农业企业之间是否存在着断层？

卢肖平：育种本身周期长、见效慢、花费高、难度大。为什么科研单位做的多而企业做的少？这个中间又涉及到体制和机制的问题。中国的企业机制，不管是国有、集体的，还是私营的，变数都很大，一般性的企业并不太愿意把很多的钱投到R&D上，因为见效慢嘛。并不是说企业做不了科研，举个例子，美国很多大的农业公司都有很高的投入放在科研育种上，所以他们既有人有钱，也有稳定的机制来推动研发。而我们的企业一天变三遍，领导人变化多，连续性又不够，再加上育种见效缓慢滞后，所以导致企业由于机制产生的短期行为比较多。

刘华招：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像我们至少要花十年的时间才能培育出来一个品种，假如小企业一年花20多万在育种研发上，十年就要200多万，还不一定能审出优质品种，但是在市场上200多万就可以直接买一个品种。现状是很多企业不愿花钱投入育种科研，所以大部分科研人主要集中在科研单位，然后再把育成的品种卖给企业。

国家为了解决这两个80%的问题，提出了商业化育种的方案，允许科研人员在企业兼职，既可以在原来的科研单位从事科研工作，也可以到企业从事育种工作。像隆平高科、荃银高科、北大荒垦丰种业这些大型的农业科技企业也在逐渐形成商业化育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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