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闹了，费曼先生》，三联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定价22元。这本书的命运让我想起了一个台湾艺人---庾澄庆（注：本文写于2006年，还没中国好声音）。二十多年了，永远红不起来，但是也黑不下去，时不时还和短信广告一样露一小脸。《别闹了，费曼先生》在中国出版接近十年，这么多年里少有人提及，但是这么多年里也没有被忘记。 

 

想想还真不容易，费曼不是个大波妹，也不是知名人士，最倒霉的是他居然是位物理学家。1988年他已经辞世，所以无法做签售促销活动。唯一的卖点是他拿过1956年的诺贝尔奖，但是现在已经到了2006年，又多了不下50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难得还有那么多人愿意读他的书，豆瓣网里有94人想读，48人力荐，37人推荐，15人觉得还行。没有更低的评价。相形之下，我的书只有7人想读，5人力荐，其中还有一票是我自己投的。 

 

到了2005年的时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又出了一个套装，包括《别闹了，费曼先生》、《你干嘛在乎别人怎么想》、《费曼讲物理相对论》、《费曼讲物理入门》和《发现的乐趣》。其中，《别闹了，费曼先生》一书的译者又从三联版的吴程远变成了王祖哲。中国图书市场的版权归属永远是一个谜，好像费曼的微笑。不过，依然在出版就好，值得为费曼高兴。 

 

一般来说，理工科学生口才和文章都不大过关，尤其是高端人才，所以陈景润在报纸上就是一个没有老婆就根本不懂怎么给苹果去皮的人。作家和导演大多都是文科生，想怎么糟蹋我们理工科学生就怎么糟蹋。理科生在他们的笔下，不是阴沉就是怪异，否则绝对不可能成为艺术形象。要不是纳什疯了，奥斯卡永远不会把小金人给予《美丽心灵》。或者就是变态，《蜘蛛侠》里的章鱼博士，《BATMAN》里施瓦辛格扮演的急冻先生，最不济也得造出个弗兰克斯坦来为祸社会。最致命的形象是无性欲，《007》里的Q博士，只知道制造东西，没老婆没情人没女友，以实验室为家。或者是《国产007》里的达文西，终日制造所谓“集合十种杀人武器于一身的要你命3000”，一任阿漆把个猪肉摊摇成了一汪水。 

 

所以费曼写的这本《别闹了，费曼先生》是本拨乱反正的书，把广大理工科学生，尤其是男生从乏味、沉闷、变态、疯狂、阴沉的形象里解放出来。让广大读者看到作为一个理科生也可以如此精彩、风趣、幽默、活力四射、多姿多彩。费曼的书之所以一版再版，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是因为它有趣。理科生拙于文辞，费曼的书章节都不长，平实如话，但是没有文句上的卖弄，很好读。而且，读下来能让人哈哈大笑，觉得那么大的物理学家怎么会那么逗？对于理工科生来说，在有趣之外还有审美上的愉悦，因为大家都是业内人士，看别人怎么想，怎么弄，是种绝大的享受。证明一个定理，发现一个公式中的美感，这种事很难和别人讲清楚。和自己人讲，大家也就是双眼放光点头而已，因为那种美是超越言辞的。但是费曼做到了，他讲到了那种艰难过程中的偶然性，讲出了突破障碍后的豁然开朗，讲出了跨越各领域时候的灵感火花喷发，如同我们亲历，如同我们那些在自习室和图书馆的日子重现眼前。 

 

说费曼坏话的人不是没有，枪从我们自己的阵营里打来。上网GOOGLE一下，有一篇叫《物理大牛的八卦》，一看就知道是物理系的人写的，其中条2、3、4、6都是在臭费曼。其中最经典的一句是：“他有个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欢装牛B，明明自己也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作出来的，非得装着一晚上想出来的，用来打击别人。”看完《别闹了，费曼先生》一书的人，应该对此抱以热烈掌声。费曼就是这么个家伙，虚荣、爱吹牛、喜欢卖弄小聪明，但是好在他诚实，在这书里他全承认了。这不是一本自我吹嘘的书，在书里费曼自己招供，他的缺点和他的优点一样鲜明，但是你却因为他的种种缺点而无法不爱上他。 

 

这是费曼对世界和人生看法的总结，不是世界创造了费曼，而是费曼如此理解和对待世界，因此而有了这么一个非常独特的人。他满不在乎地活在这个世界上，靠追逐他的兴趣而指引生活的方向。如同他年幼时自己发明了一套三角函数符号一样，他对世界也有自己的一套符号。所以，大家都在意的事物他未必在意，大家不在意的事物他却穷追不舍。他也爱着这个世界，但是是用他的方式。所以他能在物理之外发现生活中诸多的乐趣和美来，所以不是人人都会到巴西讲学时跑去街头学敲鼓，而且获得了佳年华会的冠军乐队。所以不是人人都会去学绘画，然后还愿意让别人买去挂在妓院的墙上。如孩子一样的眼睛，如孩子一样的好奇心，因此世界以奇迹还赠他，于一生中成就别人的无数生，使得他周围人在失去他时如同整个世界都黯然失色。 

 

全书中只有一段关于情感的描写，但是那是我在所有阅读过的文字中最动人的一段：费曼的妻子阿莲得了绝症，而费曼对此无能为力。当时他正参加曼哈顿工程，为美国制造原子弹。他只能在每个周末一次次跑去医院探望妻子，看她日渐憔悴，步向无可避免的死亡。当阿莲去世的时候，费曼没有任何悲伤的感觉，觉得这对于她来说是漫长痛苦后的解脱，而他自己已经早已麻木。书中说，很久以后的一天，他偶然在街道上看见商店橱窗里的一套女装，下意识地想到：阿莲穿上该多好看啊。然后，巨大的悲伤突然无可抑制袭来，他终于失声痛哭。 

 

《别闹了，费曼先生》，一本理科生写给世界的情书。讲述了在理形世界里，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生命，他曾经这样爱过这个世界。 

费曼自述

我想简单地提一下我的过去，1918年我在法洛克卫出生，那是纽约州靠近海边的一个小镇，在那里度过了17年。1935年进麻省理工学院；4年后， 大约是1939年间到普林斯顿念研究所。还在普林斯顿时我就加入曼哈顿计划，后来在1943年4月到罗沙拉摩斯，直到1946年的10(或11)月，到康奈尔大学任教。

1941年我跟阿琳结婚，她于1945年我还在罗沙拉摩斯工作期间，因肺病逝世。

我在康奈尔待到1951年，1949年夏天曾经前往巴西访问，1951年再在那里教学半年，然后转往加州理工学院任教至今。

1951年底我到日本访问两周。过了一两年，当我刚和第二任妻子玛丽露结婚后，曾再度造访日本。

目前我的妻子是温妮丝，她是英国人。我们有两个小孩，即卡尔和米雪。

　——理查德·费曼

注：费曼于1988年2月15日病逝。

费曼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物理系教授，任教约40年。

30年代在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随即被征召加入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费曼生性好奇，在严密的保安系统监控之下，他以破解安全锁自娱。取得机密资料以后，留下字条告诫政府小心安全。

费曼被戴森（《全方位的无限》及《宇宙波澜》的作者）评为本世纪最聪明的科学家，他的一生多采多姿，从也没闲着。他在理论物理上有巨大的贡献，以量子电动力学上的开拓性理论获诺贝尔物理奖，在物理界有传奇性的声誉。

但他的轶事也传颂一时。他爱坐在上空酒吧内做科学研究，当那酒吧被控妨碍风化而遭到取缔时，他上法庭辩护。他的桑巴鼓造诣很高，巴西嘉年华会需要领队贵宾，本来预定的大明星珍娜露露布丽姬妲缺席，临时由费曼先生取代，他引以为豪。他一向特立独行，以不负责任闻名。

领了诺贝尔奖之后，同事维斯可夫（Weisskopf，欧洲高能物理中心主任）和他打赌10元，在10年之内费曼先生会坐上某一领导位置。费曼在1976年拿到10元。事实上，费曼几乎从不参与加州理工学院系内如经费、升等、设备等任何行政工作。别人可能认为他自私。但对他，这是他保卫自己创造自由的方式。他甚至连续5年努力辞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荣誉位置，因为选举其他院士的责任颇困扰他。晚年，他却应美国政府之邀，参与调查“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事件”，在全国电视上，当场做实验证明爆炸起因出在橡皮环上。

多年来，费曼经常和同事的儿子拉夫。雷顿一起玩鼓。

玩鼓时，费曼就聊他的故事。后来雷顿开始录音，他叫费曼“Chief”，一再鼓励他说下去。经他整理后成为这本妙书。费曼不认为这是一本自传，但他亲自参与，连书名也是他坚持的。书中的对话方式，完全保留了他的风格、他的自我形象。

有关费曼的书，有好几本，都颇为精采可观，然而，在这些书中，《别闹了，费曼先生》仍最能传达费曼的性格。他最有趣的智慧游戏多半出现在本书里。物理学家拉比曾说，“物理学家是人类中的小飞侠，他们从不长大，永保赤子之心”。理查德。费曼永不停止的创造力、好奇心是天才中的小飞侠。

本书就是费曼一生各种奇异的故事，绝没有任何说教，也没什么深奥难懂的物理学，有的是费曼各种笑闹轶事后面，透露出天才的一些天机。

1.本内容，纯属网络收集，道听途说，如有任何错误，本人概不负责 

 

2.feymann那扯淡的直觉 

他有个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欢装牛b,明明自己也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作出来的，非得装着一晚上想出来的，用来打击别人不过他也碰上过对手，有次碰上个速算的大牛，从此他知道在某些人面前不能吹牛b 

 

3.feymann 这人表面上不在乎名声，实际上很虚荣他有次跟个朋友参加聚会，他路上抱怨说自己为盛名所累，讨厌人围着，他朋友安慰他说今天没有物理圈的，我不说，没人知道你得过nobel,于是他朋友很老实的遵守诺言，可是宴会开到一半，几乎所有的人都知feymann是nobel了。他朋友很郁闷，找了个人一问，原来是feymann自己到处说的！典型的甲方乙方徐帆表演的那个明星的现场版 。 

 

4.关键是feymann虽然的确不错，但是他自己吹再加上别人帮着吹，吹着吹着就真的让人受 不了了，比如那个所谓的拒领nobel奖，而且这个家伙明显的大嘴巴，作演讲不管对的错的一块儿来，他教学生算是nobel奖里面比较差得了(不知道算不算最差的)，大概学生中的牛人 我知道的就一个bjoken 。 

 

5.说一下schwinger 

这个人是大大牛，属于早慧那种，据说他十五岁的时候混得不好，在纽约一个什么社区大学混日子，但是有一天偶尔rabi和另一个牛牛在谈论一个量子电动力学的问题，这时候sc hwinger插进来，"这个少年尖锐的发言结束了这场争论"，rabi爱才，特意托关系把他招进的columbia,从此 schwinger一帆风顺。。。。 

 

schwinger大概对数学特别有偏好，做的文章很难看得懂，据说是在他做自己的第一次场论 报告的时候，除了bohr在那里点头同意，剩下的人根本不知道他在那里说什么，但是既然波尔点了头，大家就认为对了，紧接着feymann上去，也讲场论，讲自己的那套，这下更糟 ，连bohr在内，没一个听懂的，bohr据说说了一句特尖刻的话"你应该重学量子力学" 

 

6.其实当时feymann得理论还是有人听懂了，一个是bethe,是他的同事，不断被他毒害，不懂也差不多了，另一个fermi,fermi以前从来没听过这个idea,但是fermi一下子就抓住了本质 大牛啊 

 

feymann最郁闷的事情莫过于，在物理上，比他聪明的同时代人有个schwinger,这位是真的 比他聪明，而且功力深厚，无论feymann怎么追，也追不上啊 

引文 

about schwinger, actually feynman envies him. feynman's mum always compare the y two to stipulate feynman and feynman finds it hard to defend himself, 

hehe. 

 

7.fermi真的是可以跟爱因斯坦,bohr比肩的大师，非但目光锐利，善于抓住主要问题 而且思维敏捷，实验理论都是第一流大牛，还会教学生，作为一个物理学家，简直我认为是最好的物理学家之一 

 

关于场论，刚开始大家特别糊涂，自己算出来的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只知道算然后feimi发了一片文章，结束了混乱。另外说一句杨振宁的博士导师不是fermi，他导师是taylor,feimi的嫡传理论弟子是李政道 

 

8.杨振宁说的,现代数学的书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看了一页看不下去的，另一种是看了一行看不下去的。 数学家想打人请便 

 

9.科学家的人品问题，一直是一个忌讳的话题 

 

丁肇中闹的最郁闷的一件事情大概是他怀疑自己组内有内奸，结果导致slac的人关于j/psi结果跟他一起发表，他认为是组内有人向slac透露了细节，这件事情闹的极其不愉快，丁肇中后来一直在cern混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原因 

 

10.吴健雄的事情也是得罪了合作者，当年宇称不守恒实验肯定能获诺贝尔奖的，结果没有获得，这个是个很大的原因。 吴不懂低温，是跟标准局的几位低温大牛合作的，实验结果出来以后，吴一个人写的文章，好像因此得罪了那几位。。。 

 

吴健雄写文章压根没通知那三个，开会的时候别人都以为要讨论文章怎么写结果吴健雄已经把文章拿出来让他们表态了据说谈到排名的时候，吴叹了一口气，然后就.....排名第一了 

 

11.大家现在都知道李杨闹翻了，其实何止他们一对儿闹翻了 

 

weinberg 和格拉肖，两人高中同学，同在哈佛做教授，同时拿nobel物理奖，闹翻了 

t'hooft and veltman,师生关系，闹翻了 

veltman个人感觉不是很牛，但是几个学生都是大牛，奇怪 

 

12.有些人的工作是由于数理功底扎实，水到渠成，他们从事的问题别人同样去做也可能成 功但是海森堡的研究就非常奇怪，比如他不会严格计算湍流，但是猜出了二维湍流解，最后 这个解被林家翘严格证明了，诺伊曼作数值计算也发现他是对的量子力学的创立也是如此，谁也没想到他能够一开始就完全放弃轨道等经典概念，只从可观测量出发建立量子力学戈德史密特作过氦光谱的问题，他想用轨道自旋耦合解释，费尽力气也没找到答案，然后海森堡开始做，他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这可能与反对称波函数有关，结果作出了答案，这好像是反对称波函数的第一次 

 

 

13.说道轨道自旋耦合，还有一个fermi的故事，mayer,就是那个女物理学家，大牛(好像终 生未婚?)企图解释原子核的壳层模型，怎么都不成功，去问fermi,fermi问了一句，你考虑过自旋轨道耦合没有？ 

于是她就成功了 

Ft！fermi,一句话就能这么牛 

 

14.说道自旋，讲讲自旋的故事 

戈德史密特和另一个老大乌伦贝克当研究生的时候发了电子自旋的paper,他们拿给lorent z看，结果lorentz当时就指出，这样电子表面速度大于光速，违反相对论，不可能这两个人郁闷阿，赶紧去找自己的老板厄轮菲斯特，(爱因斯坦的好友，自杀了)，结果老板告诉他们，文章xxxx了还安慰他们，没关系，年轻人难免犯错。然后这两个幸运的家伙就因为这个错误发了一片可以说重要无比的文章 

 

15.再说一个倒霉蛋，也跟电子自旋有关 

 

kronig,最早提出电子自旋的概念,可是拿着论文去找pauli,被骂了一顿，因为pauli指出计算不符合相对论 

 

于是他没敢发文章，对比下面两位，悲惨阿 

 

16.戈德史密特和乌伦贝克两个人很郁闷，电子自旋这么重要，却没得nobel 

这还不是最郁闷的 

最郁闷的是nobel委员会和大众总觉得他们得过了，没想着再补发 

 

17.pauli的刻薄在圈内无人能敌 

海森堡得了nobel奖以后经常还被他骂的狗血喷头 

不过pauli一生最遗憾，他是那个时代公认最聪明的物理学家，却没有做一个划时代的发现 

他一生喜欢评论别人的东西，经常是一针见血，不过很可惜，他一生反对错了最重要的两件事情，一个电子自旋，一个宇称不守恒可能一个人过于敏锐了，对于一些违反常规的想法有一种本能的抵制 

 

18.当博士当的最郁闷的莫过于海森堡 

做实验答辩，结果委员会中有老师对他不满，差点没让毕业 

作理论，老板索菲莫，给了个做不出来的题目，湍流，差点不能完成任务 

不过超人毕竟是超人,他在不知道怎么计算精确解的情况下，猜了一个近似解，毕业了 

最后那个结果也被证明是正确的 

 

19.说起来电子，想起了电子荷质比的测定，密里根油滴试验 

现在都知道密里根的这个nobel是骗来的了 

所以物理系曾经伪造数据的同学不必内疚，万一你给中国骗个nobel呢 

 

20.其实nobel奖中很多人不会带学生 

前面说过feymann是一个，爱因斯坦更是典型，好像一个好学生都没有，feymann自己也承认不是个好老师，因为他一见到问题就想自己做出来 

爱因斯坦呢？ 好像他习惯自己孤独的行走 

也许是因为他也知道自己的方向太难，而且当时太偏，不愿意耽误学生 

pauli有什么好学生吗？ 海森堡？ dirac? 好像都没有 

dirac是个典型，讲课只顾自己，别人说没听懂，他就照刚才讲的原样重复 

pauli ? 

估计是对学生太凶了，曾经批评学生的论文， "连错误都算不上" 

 

21.不过pauli有一点比较好 

他对每个人都很刻薄，不会因人而异 

有次老爱作报告，做完了，pauli起立来了句，"看来爱因斯坦不是很蠢" 

 

22.pauli大概天生不适合作实验 

据说他出现在哪里，那里的实验室仪器就会有故障 

有次，某个老大的实验室仪器突然失灵(忘了是谁了)。他们就开玩笑说，今儿pauli没来这地方啊 

后来过了不久，pauli告诉他们，那天他乘坐的火车在那个时刻在他们的城市短暂停留了一 下 

 

23.杨振宁也是个例子 

据说在实验室是不受欢迎的人 

因为他走到哪里，仪器就坏到哪里 

 

24.讲到实验物理，大家都知道运气是很重要的，往往只有一次机会 

 

不过有的人运气着实不错，连着两次错过nobel奖，居然还能有第三次 

 

约里奥•居里夫妇——居里夫人的女儿和女婿发现了新的中性射线，却没有意识到是中子， 结果这个nobel奖被查德威克得了 

 

第二次，他们发现了正电子的轨迹，不幸，又忽略了，于是nobel被安德森得了 

 

最后一次，估计上帝他老人家已经愤怒了，给了个特别明显的，根本不能忽略的现象，稳定的人工放射性 

 

这两人这次总算没忽略，拿了个nobel 

 

上帝他老人家也够郁闷的，给居里家的人送礼都得送三次 

 

5.冯。诺伊曼的聪明是出了名的 

据说有一次，维纳(似乎是他)有个问题想了一个月,没想明白。正好诺伊曼喜欢在研究院到处串门 

 

这天跑到维纳那里去，维纳就跟他诉苦，诺伊曼问了一遍问题， 然后就开始站在窗户那里对着外面 发呆 过了半个小时，他给了维纳答案 

 

我估计再有自信的人碰到这种人都会被郁闷死的 

我十一二岁时，就在家里设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实验室的设备很简单：在一个旧木箱内装上间隔，外加一个电热盘；很多时候我会倒些油在盘子里，炸些薯条来吃。其他的设备还包括了一个蓄电池、一个灯座等。

灯座是自制的。我跑到“五分一毛”平价商店买了一些插座，钉在一块木板上，再用电线把它们连接起来。我早就晓得靠着并联或串联等不同连接方式，你可以让每个灯泡分到不同的电压。但当时我不知道的是，灯泡的电阻跟它的温度有关，因此我的计算结果与实际在灯座上看到的现象大有分别。但那也无所谓，因为当灯泡全部串联在一起时。它们会慢慢地亮起来，那种情形美极了！

我在线路中安装了一个保险丝，以备如果有什么东西短路，顶多把保险丝烧断。我的保险丝很“克难”，只不过是在一个烧断的旧保险丝上，用锡箔纸把断处包接起来。

我又在这个自制的保险丝上外接了一个五瓦的小灯泡，当保险丝烧断时，原来的电流就转移到小灯泡上，把它点亮。

我把小灯泡装在电键板上，在它前面放了一张咖啡色的糖果包装纸，当背后有亮光时，包装纸看起来是红色的。因此如果出了什么状况，我只消看看电键板，便会看到一大团红光，表示保险丝烧断了。对我而言，那真是妙趣无穷！

我很喜欢收音机。最初我买了一台晶体收音机，经常在晚上带着耳机躺在床上，边睡边听。偶尔爸妈因事外出，深夜才回来时，都会跑到我的房间，替我把耳机拿下来，担心我究竟听进些什么东西。大约在那时候，我造了一个防盗铃。其实它的结构很简单：我只不过用电线把一只电铃和蓄电池接起来而已。如果有人把我的房门推开，房门会把电线开关推到蓄电池上，把线路接上，电铃便响起来。

一天夜里，爸妈很晚才回家。为了怕吵醒我，他们很小心翼翼、轻轻地打开我的房门，想走进来替我把耳机拿下。突然之间铃声大作，而我则高兴得从床上跳起来大叫：“成功了！成功了！”

另外我有一个福特线圈，那是从汽车拆下来的火花线圈。我把它接到电键板上，然后把一支充满氩气的灯管接到火花线圈的两端，线圈的火花使管内发出紫色光芒，实在棒透了！

有一天，我又在玩那福特线圈，利用它发出来的火花在一张纸上打洞，却把纸张烧着了。我没法拿住它，因为手指也快烧着了，我赶紧把它扔到一只金属垃圾筒里。垃圾筒中有很多旧报纸，而旧报纸烧得最快了，在小小的房间内火势看来相当惊人。我赶忙把房门关上，免得母亲——当时她正在客厅跟朋友玩桥牌——发现我的卧室失火。然后随手拿了一本杂志压在垃圾筒上，把火闷熄。等火熄灭后，我把杂志拿开，可是这时房间内都是浓烟。垃圾筒还是太烫手了，于是我用钳子挟着它，走到房间另一头放到窗外，让烟消散。

没想到，窗外的风一吹，旧报纸却死灰复燃起来！我只好把垃圾筒再拿回来，跑去拿用来盖垃圾筒的那本杂志。

这样做十分危险，因为窗户两旁都有窗帘。

总之，最后我拿到杂志，再次把火闷熄。这一次，我随身带着那本杂志，把垃圾筒内红光闪闪的灰烬倒到楼下的街道上；然后走出房间，把门关上，告诉母亲：“我要出去玩了。”让房间里的烟慢慢散去。

　

　

我用电动马达做过一些小玩意。有一次我买了一只光电池，并且为它设计了一个线路。把手放在光电池前面时，这个系统能够使电铃响起来。可是我总觉得意犹未尽，因为母亲经常打断我，要我出去玩。不过我还是想办法待在家里，在实验室内搬东弄西。

我经常在慈善园游会上买一些收音机。我没有多少钱，好在它们也不贵；这通常都是人家捐出来的破旧收音机，我买来之后，就设法把它们修好：而收音机的损坏原因也往往很简单，像电线没接好、某个线圈损毁了或没有绕牢等，因此有些一修就灵。有一个晚上，我在其中一部修好的收音机上，居然收到远在德州瓦哥市（Waco）的WACO电台播音。那一刻，真是有说不出的兴奋！

同样的，利用这台电子管收音机，我可以在实验室内收听到商纳塔迪市（Schenectady）WGN电台的广播。那时候，我们这帮孩子——包括我的妹妹、两个堂兄弟，以及邻居小孩等——常常围绕在我们家楼下的收音机旁，收听纽约一个电台的“以罗罪案俱乐部”广播节目（很明显，节目的赞助厂商是“以罗果子盐”），这是我们生活中的头等大事！而我发现，我可以在纽约台播出这个节目之前一个小时，躲在实验室里从WGN频道上听到同样的节目！

因此，我可以预先知道剧情发展，然后当我们聚在楼下的收音机旁，一起听“以罗罪案俱乐部”时，我会说：“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某某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我猜他等一下就会赶来解围。”

果然才过两秒钟，他就来了！大家为此兴奋得不得了。

之后，我又猜中了其他一些剧情细节。这时他们才开始怀疑其中一定有什么蹊跷，我只好从实招供，说一小时之前便在楼上全听过了。

你当然猜到结果如何：他们再也没耐心等到惯常的广播时间了；他们迫不及待，全都挤在我那实验室内，靠那叽嘎乱叫的小收音机收听WGN的“以罗罪案俱乐部”。

　

那时候我们住着一幢很大的木头房子，是祖父留下来给我们的。我在屋子周围装上电线，每个房间内也装了插座，那样一来，我随时随地都可以听到放在楼上实验室内的收音机。我还有一只扬声器——但不是完整的，它缺了牛角式的喇叭部分。

有一天，我把耳机接到扬声器上，观察到一些新现象：当我用手指碰扬声器时，从耳机可以听见碰触的声音；用手抓它，在耳机里也听得见。因此，我发现扬声器可以当作麦克风使用，甚至连电池也不需要。那时候，刚巧学校讲堂上讲到贝尔（A1exander Graham Bell）的故事，我就表演扬声器接上耳机的功能；当时我并不知道，但现在回想，那就是贝尔最初使用的那种电话了。

有了这只麦克风，再加上我从旧收音机上拆下来的扩音器，我可以从楼上到楼下，从楼下到楼上，双向播音。

那时候，比我小9岁的妹妹琼安才两三岁大，而她很喜欢收音机上一个唐叔叔播音的节目。节目中会唱一些像“好孩子”之类的儿歌，有时又会朗读某些小孩父母寄来的卡片，例如：“这个星期六，是住在弗莱布希路的玛丽的生日。”

有一回，我和表弟弗朗西斯叫琼安坐下，告诉她有个非听不可的特别节目。然后我们飞奔到楼上，开始广播：“我是唐叔叔。我们听说，住在新百老汇大街上的琼安是个很好很乖的小女孩；她的生日快到了——不是今日，而是某月某日。她是个很可爱的小女孩。”我们唱了一首歌，接着“奏”了些音乐：“嘀嘟哩嘀，嘟嘟落嘟……”演完了唐叔叔的全套节目后，跑到楼下问琼安：“怎么样？喜欢这节目吗？”

“节目很好，”她说，“可是你们的音乐为什么也是唱的呢？”

　

　

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先生，你就是理查德。费曼吗？”

“是。”

“我们这里是一家旅馆。我们的收音机坏了，听说你可以帮得上忙。”

“但我只是个小孩子，”我说，“我不明白怎样……”

“对，我们知道，但我们还是希望你能跑一趟。”

事实上，那家旅馆是我姨妈开的，不过事前我并不知道。一直到了今天，他们还津津乐道，说那一天我跑到旅馆时，裤子后头口袋里塞了一把大螺丝起子；不过，那时候我个子很小，任何螺丝起子在我口袋里看起来都显得特别大。

我跑去看那台收音机，试着把它修好。说实在，我对它不太了解，不过旅馆里有一名杂工，记不清是他还是我，发现控制音量的可变电阻器上的旋钮松掉了，使得可变电阻器的转轴没法转动。他跑去把什么锉了几下，把旋钮固定，就把收音机修好了。

我被请去修理的下一台收音机，连一点声音也没有，原因却很简单：它的插头没有插。而随着修理任务愈趋复杂，我的手艺也愈来愈高超，花招也更多了。我在纽约买了个毫安培表，经过计算后，替它接上不同长度的细铜线，把毫安培表改装成伏特表。它并不怎么准确，但至少我能够量出线路上各接点间的大约电压值，从而晓得问题出在哪里。

其实他们之所以会请我去修理收音机，主要是因为碰上经济大衰退，大家都穷得要命，没有余钱花在修理收音机上。当他们听说有这么一个小孩能修收音机，收费又便宜，当然是趋之若骛。结果我经常要做些奇奇怪怪的工作，像爬上屋顶校正天线等；工作愈来愈困难，但我学的也愈来愈多了。我曾接过一件工作，是要将使用直流电的收音机改装为用交流电的，其中最困难的是不让它发出“嗡嗡”的声音，而我用的方法不大对。回想起来，那次我不应该接下那件工作的，不过那时我有点不知轻重。

　

另外一次也很有意思。当时我在一家印刷厂上班，印刷厂老板的朋友听说我在替人修收音机，便派人来印刷厂找我。这个人看来很穷，他的车子破烂不堪，简直是一堆废铁，而他们的屋子也坐落在城中最贫穷的地区。半路上我问：“你们的收音机出了什么毛病？”

他说：“每次我扭开开关时，它都会发出一些声音。

虽然过一阵子声音就停止，一切正常，可是我不喜欢刚开始时的声响。“

我跟自己说：“算了吧！如果你没钱，就活该忍受一点点声音！”

一路上他不停地说：“你懂收音机吗？你怎么可能会弄收音机？你只是个小孩子罢了！”他就这样不停嘴地损我，而我脑袋中一直在想：“他出了什么毛病了？只不过是一点点声音罢咧！”

可是，等我们到他家，把收音机打开时，我真的吓了一跳。一点点声音？天哪！难怪这个可怜的穷光蛋也受不了！这部收音机先是大吼大叫，不停颤动，“轰——蹦蹦蹦”地吵翻天，然后，安静下来，运作正常。我想：“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

我开始来回踱步，不停地想、想、想，终于领悟到可能是收音机内各个真空管启动的次序颠倒错乱掉了——换句话说，它的扩音部分不依规矩地暖身完毕，真空管也都待命工作，但这时收音机却还没有给它任何讯号；又或者由于其他线路讯号回输，甚至收音机的前段线路——我说的是跟射频（RF，radio frequency）有关的部分——出了问题，才会发出这许多声响。而最后当射频线路全热起来，真空管电压已调适好，一切便回复正常。

那家伙不耐烦了，对我说：“你在干什么呀？我请你来修理收音机，但你只在这里走来走去！”我说：“我在想！我在想！”然后决定：“好！把所有真空管拔下来，依相反的顺序放回去。”事实上，在那个时期的收音机内，不同部分的线路上往往还是用同一型号的真空管，印象中是编号212或212A的那一种。总之我将真空管的次序颠倒过来，再把收音机打开。它果然静得像只绵羊一样，线路乖乖地热起来，然后开始广播节目，很完美，没有任何杂音。

如果有人曾经这样瞧不起你，但你立刻展现实力，通常他们的态度会来个180度的转变，有点补偿的意味。这位仁兄便是如此。后来，他还介绍我接其他工作，不断告诉其他人我是多伟大的天才，说：“他单靠想便把收音机修好了！”他从没想过，一个小孩子居然有能耐静下来想，然后就想出将收音机修好的方法。

　

　

那年头的收音机比较好对付，因为只要你把它拆开来之后（最大困难反而是确认该动哪一颗螺丝钉），便可看出来这是电阻，那是个电容器等等，它们甚至都贴上标签。

假如你看到电容器上的蜡已开始滴出来，那么它一定是太热，大概已烧坏了；同样，如果某个电阻上有焦碳出现，它也一定出了问题；又或者，如果你看不出什么名堂来，你可以用伏特表测量线路上的接点，看看是否都有电压。

基本上那些收音机结构都很简单，线路并不复杂。真空管的栅电压通常都是1.5或2伏特，而屏极电压都是100到200伏特不等，因此对我来说，要弄清楚那些收音机的线路，看看哪里不对，把它们修好，并不算是多难的事。

不过有些时候还真蛮费时间的。记得有一次我花了足足一个下午，才找到罪魁祸首：一只看来毫无异状、实际上却已烧断的电阻。那次请我修收音机的刚好是母亲的朋友，因此我可以从容不迫地弄，没有人站在我背后说：“你现在在干什么了？”相反的，他们会跑来问我：“想不想喝点牛奶或吃块蛋糕？”不过，我后来之所以能修好那台收音机，是因为我毅力十足。从小，只要一开始研究某个谜题，我便停不下来，非要把它解开不可。如果当时我母亲的朋友跟我说：“算了，这太费事了！”我一定大为光火，因为我非要击败这台鬼收音机不可。反正这么多工夫都花了，绝不能半途而废，我必须坚持到底，直到找出它的问题才能罢休！

　

面对谜题时，我有一股不服输的死劲。这是为什么后来我会想把玛雅象形文字翻译成现代文字或者是碰到保险箱就想办法打开它。记得在高中时，每天早上总有人拿些几何或高等数学的题目来考我，而我是不解开那些谜题便不罢休。通常我都要花上一二十分钟才找出答案；然后在同一天内其他人也会问我同样的问题，那时我却可以不加思索便告诉他们答案。因此我在替第一个人解题时花掉20分钟，可是同时却有5个人以为我是超级天才！

慢慢名头愈来愈响。高中念完时，恐怕古往今来的每个谜我都碰过了，总之凡是由人类想出来的任何疯狂古怪谜题我都晓得。后来到麻省理工念大学时，有次参加舞会，一个大四学长带着女朋友同来，碰巧她也知道很多谜题，而他告诉那个女孩我很会猜谜，因此她便跑过来对我说：“他们说你很厉害，让我来考考你：有一个人要砍八段木头……”我马上说：“首先他把单号的木头劈为三块。”

我早已碰过这道题目了，她只好夹着尾巴走开。

不久她回来问我另一个难题，也难不倒我。这样一来一往好几次，舞会快结束时她又跑过来，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说：“有一对母女在旅行……”我接着说：“那个女儿得了黑死病。”她气死了！她才刚开始说题目呢！事实上，原来的谜题长得很，大意是说某个母亲带着女儿住进旅馆，各住一个房间，第二天女儿却失踪了，她问：“我的女儿呢？”旅馆经理说：“什么女儿？”登记册上也只有那位母亲的名字，故事一直讲下去，变成一件大悬案。

而答案是：那位女儿得了黑死病，店方害怕因此被停业，便偷偷把尸体搬走，房间清理干净，一切不留痕迹。故事很长，但由于之前我已听过，因此当那个女孩子开始说：“有一对母女在旅行”时，虽然我只听过类似的题目，我还是大胆地猜出答案，而且猜对了。

中学时代还有一个叫做“代数队”的团体，队上有5名学生，经常跟别的学校比赛。比赛方式是大家一字排开，坐在两排椅子上，主持比赛的老师抽出装着题目的信封，信封上面写着“45秒”等等。她打开信封，把题目抄到黑板上，说：“开始！”因此实际上我们可以用来解题的时间多过45秒，因为她一边写你便可以一边想答案了。比赛规则是：每个人面前都有纸和笔，你怎么写都可以，重要的是答案。假如答案是“6本书”，那么你要在纸上写上“6”，把它圈起来。只要圆圈内写的是正确的，你便赢了。

可以肯定的是，那些题目都不是用传统套公式的方法便可以解出答案的，你不能“设A为红色书本数、B为蓝色书本数”，套入公式，解、解、解，直到你得到“6本书”

这个答案。那样做至少要50秒，因为出题目的人早就试算过，再把时限缩短那么一点点。你必须想：“可不可能单用‘看’便找到答案？”有些时候真的一眼便看出来答案是多少，有时却必须发明一些新方法，然后拼命计算，找出答案。这是绝佳的训练，我也愈来愈精于此道，最后还当上队长。学会如何快速解代数，对我往后念大学时甚有助益。例如当我们碰到微积分的题目时，我便很快看出题目的方向，而且很快地把答案算出来——真的很快。

　

　

那时我还试过自己编题目和定理。比方说，当我在计算一些式子的时候，我会想这些式子在实际情况下可否派上用场。例如我编过一堆跟直角三角形有关的题目，但我的题目不像传统那样已知两边求第三边，我给的已知条件是两边之差。典型的实际例子是：这里有根旗杆，从杆顶垂下一根比旗杆长3英尺的绳子。把绳子拉直时，它的末端距离杆底5英尺。我的问题是：旗杆究竟有多高呢？

我研究出一些方程式，用以解答这类题目。而在这过程中，我发现了三角数学上的某些关系，像sin2＋cos2＝1之类。事实上在这之前数年，当我还只有十一二岁时，便曾经从图书馆借过一本关于三角的书来读，不过那本书早就还回去，不在手边了，依稀只记得三角谈的净是正弦及余弦之间的关联。于是我动手画了些三角形，把所有的三角方程式弄清楚、一一加以验算证明，我又从5度的正弦值开始，利用自己验算出来的加角公式（addition angle formula）及半角公式（half-angle formula）计算出10度、15度……等角度的正弦、余弦及正切值。

几年后，学校里开始教三角课了，这时我还留着笔记。

比较之下，我发现我的证明方法跟课本上的不一样。有时候，由于我没有注意到某个简单的方法，结果花了许多力气、绕了一大圈才找到结果。但有些时候，我用的方法可聪明极了，书中所用的方法却复杂无比！因此我跟课本可谓互有输赢。

做这些计算时，我很不喜欢正弦、余弦和正切等符号。

我觉得“sin f”很像s乘i乘n乘f！因此我另外发明了一套符号。我的符号跟平方根有点类似，正弦用的是希腊字母Σ最上的一笔拉出来，像伸出一条长手臂般，f就放在手臂之下。正切用的是T，顶端的一笔往右延伸。至于余弦，我用的是Γ，但这符号的坏处是看起来很像平方根的符号。

那么，反正弦的符号便可以用同样的Σ，不过左右像照镜子般颠倒过来，换句话说，长手臂现在伸向左边，函数f放在下面。这才是反正弦呀！我觉得教科书把反正弦写成sin-1的方式简直是发神经！对我来说，那是1除以sin f的意思；我的符号强多了。

我很不喜欢f（x），那看起来太像f乘以x了。我更讨厌微分的写法：dy/dx，这令人很想把符号中的两个d互消掉，为此我又发明了一个像“＆”的符号。对数（logarithm）

比较简单：一个大写L下面的一笔往右延伸，函数放在手臂上便成了。

那时候我觉得，我发明的符号绝对不会比大家都在用的差，而我用哪一套符号也跟其他人无关，可是后来我发现其中关系很重大。有一次当我跟同学讨论问题时，我想也不想便开始用我的符号，同学大叫起来：“那些是什么鬼东西？”于是我醒悟到：如果我要跟别人讨论，便必须使用大家都知道的标准符号。往后，我终于放弃了使用我那些符号。

除此以外，我还发明过一套适用于打字机上的符号，就像Fortran电脑语言用到的符号那样，使我能用打字机来打方程式。我也修理过打字机，用回形针及橡皮圈；当然，我不是职业的修理人员，我只不过是把出了毛病的打字机修到勉强可用的地步而已。不过对我来说，最有趣的是发现问题在哪里，想出法子来把它修好。这些跟解谜一般好玩有趣！

有一年夏天，我在姨妈经营的旅馆打工。当时，大概是十七八岁吧！我不太记得薪水究竟是多少了，好像是一个月22美元。工作十分简单，我通常不是在柜台值班，就是在餐厅打杂。而如果一天工作11小时，隔天就要值班13小时。每天下午在柜台当班的人员，要负责把牛奶端上楼给一位狄太太喝。她是个病人，从来不给我们小费。我那时想，这就是现实世界——你每天做牛做马，但什么也得不到。

这家旅馆位于纽约郊区的海滨休闲区。白天，作丈夫的到城里工作时，太太就聚在旅馆里玩牌，因此我们每天都得把桥牌桌搬出来。晚上，则轮到男士玩扑克牌，事前我们又得把牌桌准备好，把烟灰缸清理干净等等。通常，我都要熬到深夜2点左右才能收工，所以一天实际工作时数是11到13小时。

那里有些事情令我很不喜欢，小费就是其中一桩。我认为我们应该多领一点工资，而不需要跟客人拿小费。但当我跟老板提议时，只惹来一阵嘲笑。她告诉每个人：“费曼说他不要小费，嘻！嘻！嘻！费曼不要小费，哈！哈！

哈！“我的结论是，世界上多的是这种爱自作聪明、其实却懵懂无知的人。

有一阵子，那群男人从城里下班回来，都会立刻要我们送冰块过去让他们调饮料。和我一起打工的家伙过去是柜台伙计，他年纪比我大，做事也比我老练多了。有一次他告诉我：“听着！我们老是送冰块给恩格那家伙，但是他从不给小费，连一毛钱都不给。下次他们再要冰块的时候，先别理他们。然后，他们会叫你去，这时候你就说：‘噢，对不起，我忘了。人难免都有健忘的时候呀！’”

我照做了，恩格果然给了我一毛五的小费！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那位同事真有一套：他叫别人去冒惹上麻烦的风险。让我去“训练”那家伙养成给小费的习惯。他不明说，却直接指使别人去做。

我的工作还包括清理餐桌。我们的作法是把桌上所有的杯盘堆在桌旁的托盘上，堆得够高时，就把托盘端去厨房，再换个新托盘。这总共需要两个动作：先把旧托盘拿走，再换上新的托盘。但我想：“我要一次就把这两件事做完。”所以我试着在抽出旧托盘的同时，就把新托盘从底下塞进去。结果托盘一滑——哗啦啦！所有东西都掉到地上。接着，自然是一连串的质问：“你在干什么？东西怎么会全砸了？”我怎么可能解释得清楚，我只不过是想发明处理托盘的新方法而已嘛！

餐厅甜点中有一道咖啡蛋糕，端出来时总是放在小碟子上，衬着漂亮的小垫巾。但是如果你到后面厨房去，就会看到负责管理食品的家伙（这家伙过去一定是个矿工，或是做过其他粗活。他身材魁梧，手指粗短结实）。他会拿起粘成一叠、经过某种压花处理的小垫巾，然后用他粗短的手指，试着把一张张的小垫巾分开，放到碟子上。我总是听到他边做边嘀咕：“该死的垫巾！”我觉得很惊讶：“多么强烈的对比——餐桌旁的客人品尝着放在小碟子垫巾上的精致蛋糕；后面厨房里那个手指粗短的食品管理员却嘀咕着‘该死的小垫巾！’”可见真实的世界与表象的世界有多大的差别！

第一天上工时，另一位管理食品的女士告诉我，通常她会替值夜班的人准备火腿三明治或其他宵夜。我说我喜欢甜点，如果晚餐有剩下来的甜点，就再好不过了。第二天晚上，我值大夜班，侍候那群玩扑克牌的客人。凌晨两点多，我坐着无所事事，正觉得无聊，突然想起有甜点可吃。打开冰箱一看，她居然留了六份甜点给我！有巧克力布丁、蛋糕、果冻，应有尽有！我坐下来把六份甜点吃个精光，真是过瘾！

第二天，她对我说：“我留了份甜点给你……”

“甜点很棒！”我说，“真的都棒极了！”

“但是我留了六份甜点的原因，是我不知道你喜欢哪一种。”

从此，她都会留六份甜点给我，种类也许不一样，但总是有六份。

有一次，我在柜台当班，有个女孩到餐厅吃饭，把书留在柜台的电话机旁。我瞄了一眼，看到书名是《达芬奇的一生》（The Life of Leonardo），心想这本书非看不可。后来我跟她把书借来，一口气把它读完。

我睡在旅馆后面的小房间，旅馆里有个麻烦的规矩——离开房间时一定要顺手关灯，但我老是记不住。不过我从达芬奇的书得到灵感，设计了一套由绳子和重物组成的小机关，重物是装满了水的可口可乐罐。我一推开房门，拉绳触动开关，灯便点亮；等我关门时，灯也就熄掉。但是，我真正的“成就”还在后头。

我常常在厨房里帮忙切菜，其中一项工作是把四季豆切成长1英寸左右的小段。一般的标准动作是一手拿刀，一手拿着两根豆荚，刀刃贴近大拇指往内切豆荚，但这样做一不小心就会切到拇指，而且很慢、很没效率。所以我花了一点心思，想到个好主意。我坐在厨房外的木桌旁边，把一只大碗放在膝盖上，接着将一把锋利的菜刀插在桌面上，刀刃朝下，与桌面成45度角。然后，我左右各放一堆豆荚，一手拿一根，左右开弓，快速挥向刀锋，一段段的四季豆就滑到我膝上的大碗里。

于是我一根接一根地切着四季豆——切！切！切！切切切！每个人都来递豆荚给我，我切得更像风一般快了。

这时老板走过来问：“你在干什么呀？”

我说：“你看我切豆荚的方法！”稍一分神，我把自己的手指推上刀口，立刻血流如注，而且全滴在豆荚上，引起一阵混乱。她不停数落着：“瞧你糟蹋了多少豆子！

怎么会这么笨！“因此，我再没机会改良我的发明了。其实真要改也不难，只要加个护手套就好了。

　

　

在旅馆的那段日子，我还有另一项发明，但也是差不多的命运。事情是这样的：为了做马铃薯沙拉，我们得把煮熟的马铃薯切成片；煮熟的马铃薯既温又粘，很难对付。

于是我想到，可以在架上并排装上好几把刀子，同时落下，便可以将马铃薯整个切开。想了半天，终于让我想到了用铁丝固定刀架的方法。

我跑到杂货店买刀和铁丝，却看到一个正好符合我所需的小玩意——切蛋器。到了下一次要切马铃薯时，我就把切蛋器拿出来，飞快地把马铃薯切了拿去给厨师。厨师是个德裔大块头，是厨房的龙头老大。没想到过了一会儿，他怒气冲天从厨房冲出来大喊：“这些马铃薯是怎么回事？

根本没有切开！“

我已经切好了，但是马铃薯又全粘在一起了。他说：“我怎么把它们分开？”

“泡在水里。”我提议说。他鼻子里都要喷出火来了：“泡在水里？呃？”

还有一次，我想到一个真正的好点子。在柜台值班的时候，要负责接听电话。每当有电话进来时，除了电话铃响，电话总机还会有片盖子翻下来，让我们知道是哪一条线路有电话进来。有些时候，我正在帮客人铺牌桌；或是下午没什么电话进来时，在前面阳台闲坐——都离电话总机有段距离，电话却突然响起来。我赶快跑去接，但由于柜台的设计很不理想，你得先跑到很里面，才能绕过柜台，走到后面，看看总机，才知道究竟是哪一条线在响，这得花很多时间。

因此我想到个好主意。我在总机的每个盖子上绑上线，把线绕过柜台面，垂在外面，再在每一条线的末端绑上一张小纸片，电话筒就放在柜台上。这样一来，我不必绕到柜台后面就可以接电话。有电话进来时，我只要注意是哪张纸片在动，就知道是哪个小盖掉下来，也就知道是哪条线路了。重要的是，我可以直接在柜台前面接电话，节省很多时间。当然，我还是得绕到柜台后面的总机那儿去，把电话转进来，但至少我可以先回答“请等一下”，然后再绕到后面去转电话。

我觉得这个设计无懈可击，但是有一天老板进来，想要接电话，却怎么也搞不清楚这个复杂的设计。“这些纸是干嘛的？话筒为什么放在这边？你为什么不……哗啦哗啦……”

我试着向我的姨妈解释其中原因，但是你的姨妈若是个精明的旅馆老板时，你就是有理也说不清了。这件事让我充分了解，在现实世界中，进行改革创新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