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总有人“唯恐天下不乱”？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集智俱乐部 （ID：swarma_org），作者：Jason Reifler等，译者：兰松，审校：梁金，编辑：邓一雪，原文标题：《为何有人 “唯恐天下不乱”？对“混乱需求”的普遍性、心理和政治研究》，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政党间两极分化加剧、民粹主义运动兴起、社交媒体上的敌对互动，许多现象都表明当今西方民主国家日益紧张的政治氛围。研究表明，当一些社会群体认为自己被社会边缘化时，会主动“寻求混乱”。

为什么一些人会有这样的“混乱需求”？发表于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的一项研究分析了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4个英语国家的大规模调查数据，主要回答了如下几个问题：在现代民主国家，混乱需求有多普遍？哪些群体有更高的混乱需求？混乱寻求者的政治目标是什么？

论文题目：Some people just want to watch the world burn: the prevalence， psychology and politics of the ‘Need for Chaos’

摘要

人们形成政治态度以满足心理需求。最近的研究表明，当一些人认为自己被社会边缘化时，会有强烈的欲望去引发混乱。这些个体倾向于将混乱视为一种颠覆权力结构，并在此过程中获得社会地位的方式。我们分析了在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进行的大规模代表性调查的数据，发现盎格鲁-撒克逊社会普遍存在的混乱需求。

利用潜在特征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我们探索了是否不同子类型构成一维结构，并发现一些证据表明，一些人可能出于重建社会的动机而寻求混乱，另一些人则是为了破坏而破坏。我们证明，寻求混乱的人不是统一的政治团体，而是一群不同不满者的集合。多种途径可能导致个体“想要世界毁灭”。

这篇文章是“政治大脑：神经认知和计算机制”主题特刊的一部分。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杂志“政治大脑：神经认知和计算机制”主题特刊封面

“Some men just want to watch the world burn.”（一些人只想让世界毁灭）

——《蝙蝠侠：黑暗骑士》^[1]

引言

政治学者与评论家为日益紧张的政治氛围敲响了警钟，具体表现包括政党间加剧的两极分化^[2，3]、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4]、错误信息的传播^[5]、社交媒体上的敌对互动[6]以及政治暴力的增加^[7]。西方民主国家的传统政治激进主义侧重于通过政体所具有的传统手段来赢得权力和支持，而新兴的政治激进主义希望彻底颠覆现有体制的形式^[8]。如同《蝙蝠侠：黑暗骑士》中管家阿尔弗雷德（Alfred the Butler）所说，有些人想要摧毁现有的社会和政治制度而非建设它们。

以往的研究将当今破坏性的激进主义与社会边缘化^[8]及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7]联系起来。然而并不是每个被边缘化的人都有如此“唯恐天下不乱”的意识。一项最近的研究表明，这些被称为“混乱需求”（Need for Chaos）的具有高度破坏性的情绪取决于一组特定的心理倾向，即对社会地位的强烈渴望^[8-10]。

每个人对社会地位的渴望程度各不相同，当被排斥时，对地位有强烈渴望的人更有可能将破坏和混乱视为一种可行的获取地位的策略。因此那些痴迷于地位而又被边缘化的人可能会发现，完全颠覆整个社会等级体系比缓慢地、看似徒劳地爬上社会阶梯更有吸引力。

“混乱需求”定义为“对通过破坏现有建制达到新的开始的渴望”^[8]。为了测量这一需求的个体差异，Petersen， Osmundsen 和 Arceneaux 提出并验证了一组包含8个不同项的量表，量表中的各项指标反映了个体对于渴望新开始、破坏现有结构和颠覆现有秩序的态度差异（例如，对诸如“我觉得应该毁灭一切”和“我就是想毁掉美好的事物”等项目的认同程度）。这种混乱需求量表（Need for Chaos scale，以下简称为NFC-Chaos量表）能够准确预测破坏性行为，譬如政治暴力和敌对政治内容的分享等^{[8， 11]}。

在心理学上，混乱需求是一种在特定人格特征和社会背景之间的相互作用中表现出来的潜在态度^[12]。与这一观点一致的是，先前的研究表明混乱需求同地位导向的人格特质高度相关但又有差异，如黑暗三联征——马基雅维利主义、精神变态和恶性自恋^[8]。此外，研究表明在涉及贫困和受排斥的环境中，这种人格特征同混乱需求高度相关，这与特征适应观点再次相合^[8]。

相反的是，当不存在贫困情况时，地位导向的个体常被发现会进行所谓的系统辩护；在这种背景下，系统的不公正被解释为是个人选择的反映。图1说明了这个理论模型：混乱需求是由地位导向的人格特质和边缘化共同激发的。在这方面，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虽然混乱需求是由受挫的地位抱负引起的，但在绝对意义上这和贫困没有绝对联系。事实上，先前的研究表明，混乱需求在中等收入群体中比低收入群体中更为普遍^[8]。

图1：混乱需求的产生原因与后果的理论模型

虽然现有的研究已经将混乱需求确定为一种可衡量的社会策略，并展示了它将如何导致破坏性的政治行为，但我们对谁是“混乱需求者”知之甚少。因此本文的目的是首次对西方民主国家面临的核心挑战进行一个全面的、跨国性的评估：许多人对当前的制度感到厌倦，他们宁愿看到它毁灭也不愿看到它被改革。在此过程中，本文试图回答三个描述性问题：

首先，何谓混乱需求的普遍性？在现代民主国家，有多少人支持“毁灭一切”？媒体和学者对分享假新闻等破坏性行为的关注可能表明，社会上对混乱的渴望异常普遍。事实上，先前的研究认为那些混乱需求极高的人可能只占美国人口中的少数。但是这个问题目前只在美国得到了评估，而美国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社会两极分化和不平等程度很高。在本文中我们通过比较四个在两极分化和不平等程度显著不同的英语民主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的代表性调查结果提供了实证。

此外我们还在混乱需求的测量方面做出了贡献。虽然以前的研究已经表明，混乱需求是一个可测的、单一维度的概念^[8]，但它的本质是一种特征适应，这表明有许多潜在的途径可能触发这种需求。为了验证这一点，我们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探索了混乱寻求者这一总体中是否存在不同的子类型。

其次，目前还不清楚在人口统计和个性方面，“需要混乱”的个体的代表性有多强。是所有的群体都以相同的概率包含一部分激进分子，还是特定的群体比其他群体更可能容纳那些持有这种态度的人？虽然有一些在美国进行的研究表明，混乱需求同其他负面影响不尽相同^[8]，但关键是要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寻找到相同的结论。

最后，除了其破坏倾向以外，我们对混乱寻求者的政治目标和行为所知甚少。他们共享一套意识形态立场和问题态度，那么他们是否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政治团体？或者与之相反，混乱需求是否构成了一种薄弱的意识形态纽带^[14]，将一群政治上多样化、不协调的个体联系在一起，而这些人出于不同的原因都想看到天下大乱？先前的探索性分析表明，极端混乱需求者同样存在于政治的左右派，但是对他们的政治倾向进行评估以找到共同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态度的研究仍未广泛的进行。

潜藏于NFC-Chaos量表下的混乱需求亚型

我们在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进行的面向公众的政治与社会态度的全国代表性调查中加入了NFC-Chaos量表。在英美两国的研究进行于2018年12月，由YouGov负责，样本容量分别为5105和5000。Research Now Survey Sampling International（现为Dynata）于2019年1月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进行实证研究，样本容量分别为1045和1100。分层后权重使所有样本符合人口统计特征。我们的第一步是复证先前的结论^[8]。

我们发现(i) NFC形成了一个单一维度的量表，(ii) 这一特征与消极人格特质（黑暗三人格和自恋）正相关，但(iii)某些方面与它们不同。因此，我们提供了额外的证据，证明NFC-Chaos量表在美国以及其他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环境中是有效的。

在证实了 NFC-Chaos 量表衡量的是一种连续的单一特征后，我们现在转向探索是否存在由不同动机驱动的亚型。进行这种描述性分析的挑战在于，我们需要根据一种理论和经验上都连续的度量标准，将人分为不同的类别比如是否是“混乱需求者”。为了避免使用任意截断所固有的缺陷比如在均值以上/下，我们使用潜在类别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来解决这个问题。

虽然NFC-Chaos量表衡量的是单一特征，但潜在类别分析可以采用单个维度定义的概念，描述构成整个概念子类型的案例组^[15]。Bernstein和Zvolensky ^{[16， p. 99]}注意到，与潜在类/剖面分析策略相比，潜在形象分析的一个关键区别是，前者关注变量的结构（即它们的相关性），而后者关注案例的结构（即潜在的类别结构）。

我们在Mplus中进行了探索性的潜在剖面混合建模，为了确定适当的样本数量我们限制了四个国家的指标平均值，我们采用经验拟合统计和寻找实质性解释点两种方法。从拟合统计数据和随后的模型来看，很明显，数据不止分为简单的两个类别（高/低NFC-Chaos）而是更多。分析表明，将受访者分为四类既符合经验又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表1中展示了将受访者分为四类的模型的情况，涵盖了每个指标的平均水平（4个国家加起来），表2中展示了了我们所研究的4个国家的潜在类的大小。每个类都有一个清晰的模式。

• 第一类的被调查者，我们称之为低混乱者（Low Chaos， LC），该分类中的人在所有指标上的平均得分接近7分制中的最小值。

• 第二类的被调查者，在第1、6和7项上的平均得分只比在LC类中的被调查者略高，但在中间四项上的得分更高。我们将这一类称为重建者（Rebuilders， RB），因为他们无目的破坏的倾向上得分较低，而在表示希望重建现有秩序的倾向上得分较高。

• 我们将第三类被调查者称为中混乱者（Medium Chaos， MC），因为他们在每一项上的得分都趋向于均值。在明确提到政治或社会制度的三项中，“重建者”的平均得分高于“中等混乱”组。

• 最后，我们确定了一个高混乱者（High Chaos， HC）类，其中受访者的分数大约在6分/7分。需要注意的是，与重建者相比，这一类受访者在无目的破坏的倾向上得分最高。

表一：多群体的潜在类别分析：参数为N = 12 250 (USA N = 5000; UK N = 5105; Canada N = 1045; Australia N = 1100; Likelihood: −146298.27; AIC: 292696.53; BIC: 293067.20; sample size adjusted BIC: 292908.30)。低混乱指标均值与其他类别均值的配对t检验均在p < 0.05的情况下显著。各个国家的指标均值相等。

表二：各类别在各国别中占比，使用了Mplus v. 8.4中的估计模型

从表2中可以看出，每个国家的大多数受访者最可能属于低混乱者类型。大约五分之一的受访者的回答的平均得分接近每个项的均值。在每个国家大约十分之一的受访者（从英国的13%到加拿大的8%）最可能符合重建者特征。最后有一小群受访者，平均而言，倾向于强烈同意NFC-Chaos量表的每一项，属于高混乱者的类别，这一比例从英国的3%到加拿大的10%不等。把每个国家的重建者和高混乱者的比例结合起来，可以看出大约15%到19%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渴望混乱。

哪些群体有高混乱需求？

在本节中，我们研究NFC-Chaos潜在类型之间的相关性。高混乱者与重建者真的不同吗？这可能表明这些混乱需求者具有不同的动机。我们通过调查人口特征和政治意识形态对NFC-Chaos潜在类型的多样性的影响来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的分析方法包括使用多元logit（multinomial logit）回归人口特征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潜在类别，同时控制与国家相关的大五人格特征（Big 5 personality traits）和种族类别。控制大五大人格特征是很重要的，因为混乱需求可能反映了一种缺乏控制力的人格特质，即某人在亲和性和严谨性方面低，而在神经过敏性方面高^[17]。第三节中补充材料所示的数据为这种可能性提供了一些支持。

我们关注的是人口统计学特征（性别、年龄和教育），之前的研究发现这些特征与感知边缘化和获得地位的动机有关，而这两者都与混乱的需求有关。关于性别和年龄，心理学研究经常将寻求地位的行为概念化为“年轻男性综合征”（young male syndrome）^[18]的一部分。教育也可能很重要，因为它已经成为西方民主国家的一个主要断层线，那些没有读过大学的人经常感到在后工业时代的知识经济中被忽视和边缘化。^[7，19]

多元logit分析的结果在所有四个国家显示了一个清晰的模式：男性和年轻人更有可能被归类为重建者和高混乱者，即混乱需求更高的类别。

然而如表3所示，年龄和混乱需求之间的关系似乎与教育有关。该表显示了多元logit模型生成的预测概率，在该模型中，我们将教育与代际队列（沉默的一代、婴儿潮一代、X世代和千禧一代）的指标进行了交互。我们关注代际的群体因为政治异化的趋势反映了政治和历史事件或时期，这些事件或时期以类似的方式影响着人口中的所有成员 ^{[20， p. 160]}。

在很大程度上，与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相比，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更容易落入低混乱者。这种模式也有一些例外，特别是在澳大利亚，那里的教育似乎不太歧视低混乱者。相反，相对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个体，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个体似乎更倾向于重建者，并在较小程度上倾向于高混乱者。澳大利亚也有例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更容易成为高混乱者。当我们分析一般性差异时，我们没有观察到各队列间重建者或高混乱者存在较大或一致的差异。

表三：分代际和教育程度的混乱需要者占比，场景为：男性、受教育程度不高、人格得分处于平均水平

接下来，我们探讨意识形态是否会影响人们倾向于高混乱。在所有国家，受访者被要求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分为11个等级，我们将其分为5类，从极左到极右。表4显示了由生成表3的相同的多元logit模型生成的预测概率（我们在模型中设置了其他变量，这些是没有大学学位、属于婴儿潮一代、大五人格特征得分位于均值位置的男性属于五类意识形态的比例）。

在所有四个国家中，高混乱者也更多可能会认为自己是政治右翼。这表明，右翼民粹主义和“混乱需求者”之间确实存在重叠。或者一些偶尔被归因于右翼民粹主义的动态（例如，错误信息的传播和对强势领导人的偏好）实际上可能反映了一些右翼人士对混乱的渴望，而非民粹主义价值观^[10]。我们将在后文讨论这个问题。

表四：分国别和政治倾向的混乱需要者占比，场景为：男性、受教育程度不高、人格得分处于平均水平，婴儿潮一代

混乱需求高的人需要什么？

前面的分析表明，教育解释了低混乱者和其他个体之间的一些差异，右翼意识形态解释了高混乱者的一些差异。尽管如此，我们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模式来区分人口统计学上的重建者和高混乱者，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这些类别是否映射到政治偏好和行为的差异。我们在下文进行讨论。

在本节中，这些分析集中在美国和英国，因为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调查包含的变量更有限且难以比较。从政治偏好开始，表5显示了每个潜在剖面类别的回归系数（低混乱类别已排除）。每一行中的项是度量每个回归模型的策略偏好的因变量。因变量的测量采用Likert五点同意/不同意量表（five-point Likert agree/disagree scales）。回归模型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年龄、性别、种族、教育程度以及教育与年龄之间的相互作用）、人格特征和政治意识形态。

表5：混乱需求潜在类别和策略首选项之间的关联。每一行代表一个单独的回归模型。这些模型包括一系列适当的控制变量见补充材料。本表呈现了重建者、中混乱者和高混乱者的非标准化系数与低混乱类型中被排除的类别的系数。*p<0.05；**p<0.01；***p<0.005

我们在美国和英国的潜在类别中没有观察到政治偏好的一致模式。在这两个国家，相对于其他类别，低混乱者更不倾向对停止移民持支持态度。重建者和高混乱者两个类别就移民而言没有明显差异，这两个类别都希望停止移民。在这两个国家，似乎重建者比高混乱者更受“新生活方式”的影响。美国的重建者更可能对资本主义产生质疑，英国的重建者更支持死刑。

对这些发现我们的解释是，属于重建者类别的人更具有理想主义和个人原则，与高混乱者类别中明显的完全拥抱虚无主义不同。

接下来，我们考虑NFC-Chaos潜在特征类别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表6显示了每个潜在特征类别的回归系数（低混乱类别已经排除）。每一行中的项是因变量，衡量每一个回归模型的政治参与情况。因变量反映了调查项目即未来数年受访者参加各种政治活动的可能性（范围0-10）。回归模型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年龄、性别、种族、教育程度以及教育与年龄之间的相互作用）、人格特征和政治意识形态。与Petersen等人一致的是^[8]，我们发现高混乱者甚至比重建者更有可能参加非法抗议。

表6：混乱需要潜在类别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联。每一行代表一个单独的回归模型。这些模型包括一系列适当的控制变量，见补充材料。本表呈现了重建者、中混乱者和高混乱者的非标准化系数与低混乱类别中被排除的类别的系数。* p<0.05;**p<0.01;***p<0.005

结论

本研究旨在探讨不同动机是否导致对混乱的不同程度需求^[8]。我们在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四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复证了之前的研究。所用的NFC-Chaos量表是一个单维量表，反映了连续的特征适应情况。

然后我们转向潜在特征分析来调查不同亚型的个体是否能解释NFC-Chaos量表中的差异。我们发现可能事实如此，人们可以分为四类：低混乱者、中混乱者、重建者和高混乱者。重建者和高混乱者的关键区别在于，重建者相对于高混乱者不太倾向于“为了破坏而破坏”（例如国外发生灾害让我很高兴）。

在这四个国家中，大多数人属于低混乱者，很少人属于高混乱者，但在受访四国中，有大约20%的人有某种程度的混乱寻求，即属于重建者或高混乱者。从秩序的角度来看这是个值得担忧的问题吗？我们相信潜在特征分析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一个国家有20%的人希望用暴力推翻现有制度，这是令人担忧的，但这20%中相当一部分人似乎不希望为了破坏而破坏，而是希望以一种不涉及暴力的方式重建社会制度。不考虑他们的愿景是否良好的前提下，我们要指出，大多数乌托邦愿景都始于社会必须以某种根本的方式进行改造这样一个愿景。

我们接着探索人口和政治特征是否有助于区分谁属于不同的潜在特征类别。与之前的研究相呼应的是，我们发现有证据表明在年轻人、男性和没有大学学历的人三类群体的混乱倾向更高。有趣的是，我们没有发现重建者和高混乱者在人口统计方面的一致差异。这表明无论追求混乱者是否喜欢无意义破坏行为，他们都可能受到当今西方社会存在的高度边缘化和不满情绪的驱使^[7]。

我们也发现，自诩为右翼的人也更有可能落入“高混乱者”这一类别，然而当我们把注意力转向这些人的政治偏好时，唯一一致的模式是对于移民政策的方案。与参考文献8的结果一致，我们并未发现太多证据表明，高混乱者是想要摧毁社会和政治机构来建立新世界的空想者。

我们的证据与之前的研究结果更加一致，即混乱程度较高的人可能是只关心自己的虚无主义者。相比之下重建者似乎确实具有某种社会观念。他们不喜欢新的生活方式，在美国的重建者对资本主义也持批评态度。也许这些人想要取代现有的政治机构，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至少他们认为的构成“更好”的事物）。

鉴于当前的政治环境以及民粹主义政治家、民粹运动（如唐纳德·特朗普和英国退欧事件）对现有秩序构成的挑战，两个实质性的“寻求混乱”的经验结果值得进一步讨论。民粹主义者可能会敲开一扇“敞开的门”，因为西方政治体系缺乏社会保守和经济左倾的政党^[21，22]。

仔细查看表5可以看出，重建者和高混乱者具有一些政治上疏离的社会保守派的特征，更大的重建者群体样本反映更多的这些特征：反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移民或“新生活方式”。候选人的和机会“供应”很重要；表6的结果表明，重建者和英国的高混乱者对传统的政治活动不感兴趣。英国脱欧作为一个“重建”的机会，会改变重建者回避投票行为的倾向，并进一步区分两种情况吗？基于本文中提出的两种混乱类型的经验建立和跨国验证，在这些领域进行进一步研究的时机已经成熟。

总而言之，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对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同的追求是人类本性中根深蒂固的^[23]。受挫的地位欲望驱动了对混乱的需求，进而激活了对政治抗议和暴力的支持，这一发现表明，对混乱的需求可能是当前和历史上社会变革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

在这方面，目前的分析强调，虽然一些人唯恐天下不乱，其他人想看到乱世后产生新的治世。因此我们观察虚无主义者（高混乱者）和那些有目标的人（重建者）。尽管如此，混乱需求对社会秩序具有破坏性的力量，当代社会的一个关键挑战确实是满足、承认并在可能的程度上减轻这些人的挫折。另一选择则是在虚无主义中毁灭。

参考文献

1.   Nolan Cet  al.2008 The Dark Knight. Burbank， CA:Warner Home Video.

2.   Iyengar S， Lelkes Y， Levendusky M， Malhotra N，Westwood SJ. 2019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affective polar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Annu.Rev.  Polit.  Sci.22， 129–146. (doi:10.1146/annurev-polisci-051117-073034)

3.   Mason L 2018Uncivil  agreement:  how  politicsbecame  our  identity.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

4.   Norris P， Inglehart R 2019Cultural  backlash:  Trump，Brexit，  and  authoritarian  populism. Cambridge，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   Vosoughi S， Roy D， Aral S. 2018 The spread of trueand false news online.Science359， 1146–1151.(doi:10.1126/science.aap9559)

6.   Tucker JA， Theocharis Y， Roberts ME， Barberá P.2017 From liberation to turmoil: social media anddemocracy.J.  Democracy28，46–59. (doi:10.1353/jod.2017.0064)

7.   Turchin P 2016Ages  of  discord. Chaplin， CT: BerestaBooks. [Google Scholar].

8.   Petersen MB， Osmundsen M， Arceneaux K. 2020 The‘need for chaos’and motivations to sharehostile political rumors. https://psyarxiv.com/6m4ts/.

9.   Bartusevičius H， van Leeuwen F， Petersen MB. 2020Dominance-driven autocratic political orientationspredict political violence in Western， educated，industrialized， rich， and democratic (WEIRD)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journal/rstbPhil.  Trans.  R.  Soc.  B376: 202001478and non-WEIRD samples.Psychol.  Sci.0956797620922476. (doi:10.1177/0956797620922476)

10.  Petersen MB， Osmundsen M， Bor A. 2020 Beyondpopulism: the psychology of status-seeking andextreme political discontent. (doi:10.31234/osf.io/puqzs)

11.  Lawson A， Kakkar H. 2020 Of pandemics， politics，and personality: the role of conscientiousness andpolitical ideology in sharing of fake news. (doi:10.31234/osf.io/ves5m)

12.  McAdams DP， Pals JL. 2006 A new Big Five:fundamental principles for an integrative science ofpersonality.Am.  Psychol.61， 204. (doi:10.1037/0003-066X.61.3.204)

13.  Jost JT， Banaji MR， Nosek BA. 2004 A decade of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 accumulated evidence ofconscious and unconscious bolstering of the statusquo.Polit.  Psychol.25， 881–919. (doi:10.1111/j.1467-9221.2004.00402.x

14.  Mudde C. 2004 The populist zeitgeist.Gov. Oppos.39，541–563. (doi:10.1111/j.1477-7053.2004.00135.x)

15.  McCutcheon AL 1987Quantitative  Applications  inthe Social Sciences Number 64: Latent Class Analysis.Newbury Park， CA: Sage.

16.  Bernstein A， Zvolensky MJ. 2011 Empirical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latent structure andclassification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anxietypsychopathology. InHandbook  of  childand  adolescent  anxiety  disorders(eds D McKay，EA Storch)， pp. 91–104. New York， NY: Springer.

17.  Asendorpf JB， Borkenau P， Ostendorf F， Van AkenMA. 2001 Carving personality description at itsjoints: confirmation of three replicable personalityprototypes for both children and adults.Eur. J. Pers.15， 169–198. (doi:10.1002/per.408)

18.  Wilson M， Daly M. 1985 Competitiveness， risktaking， and violence: the young male syndrome.Ethol.  Sociobiol.6，59–73. (doi:10.1016/0162-3095(85)90041-X)

19.  Iversen T， Soskice D 2019Democracy and  prosperity:reinventing  capitalism  through  a  turbulent  century.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  Cutler NE， Bengtson VL. 1974 Age andpolitical alienation: maturation， generation andperiod effects.Ann. Am. Acad. Pol. Soc. Sci.415，160–175. (doi:10.1177/000271627441500112)

21.  Scotto TJ， Sanders D， Reifler J， 2018 Theconsequential Nationalist–Globalist policy divide incontemporary Britain: some initial analyses.J.  Elect.Public  Opin.  Parties28，38–58. (doi:10.1080/17457289.2017.1360308)

22.  Van der Brug W， Van Spanje J. 2009 Immigration， Europeand the‘new’cultural dimension.Eur. J. Polit. Res.48，309–334. (doi:10.1111/j.1475-6765.2009.00841.x)

23.  Kenrick DT， Griskevicius V， Neuberg SL， Schaller M. 2010 Renovating the pyramid of needs: contemporaryextensions built upon ancient foundations.Perspect.Psychol.  Sci.5， 292–314. (doi:10.1177/1745691610369469)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journal/rstbPhil.  Trans.  R.  Soc.  B376: 202001479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集智俱乐部 （ID：swarma_org），作者：Jason Reifler等，译者：兰松，审校：梁金，编辑：邓一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