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园经济时代，士族掌握多少土地、人口？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 （ID：gjrwls），作者：郭歆，编辑：詹茜卉，校对：火炬、李栋，头图来自：《孤芳不自赏》剧照

提到中国古代曾经极盛一时的士族，不得不说跟他们同样兴盛一时的中国庄园经济。士族作为一个阶层，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跟庄园经济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密切关系。在庄园经济的模式下，士族们掌握了大量土地、人口甚至兵权。

为了和这些日益壮大的地方豪强争权夺利，中国古代王朝几乎耗尽一生心血。那么，庄园经济到底是怎么形成的？这些依附于庄园经济的士族们，又能掌握多少土地和人口，获得称霸一方的实力呢？

富比封君的豪族

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先从什么是“庄园经济”讲起。

所谓“庄园经济”，是指在地主大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以人身强制的劳役地租或实物地租为剥削形态，以严密的生产管理体系建立起来的一种组织形式和经济实体。这种经济形态的雏形早已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有之，但却兴起于西汉年间，并在东汉时期大大发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到巅峰。

东汉中劳作的人们。来源/中国农业博物馆 《汉代农业画像砖石》

这种经济形态的出现，是社会农业和手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体现，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在秦汉时期，随着土地私有和土地买卖的发展，土地也越来越往地主阶级的手中集中，因此产生了拥有几百乃至几千顷土地的超级大地主。

由经营土地以及依附于土地的人所产生的“庄园经济”，也在此时兴盛了起来。事实上，庄园经济的出现，确实有进步的一面。因为跟小农经济的自耕农自顾自生产比起来，庄园经济可以调动更多的人口从事更多更复杂的生产。比如在兴修水利、开垦土地上，庄园可以调动内部成百上千乃至成千上万的佃农和劳工一起工作，其效率不是村落或部族可以比拟的。另一方面，一旦面临战乱或天灾，庄园经济模式下的人们也可以更有效的“抱团取暖”，组织起来对抗天灾人祸，让农民的生存力大大增加。

西汉初年，天下初定，为了巩固政权，当时的西汉统治者采取了“重农抑商”的政策，同时严格抑制土地兼并。随着天下的逐步安定，商人们不可避免地活跃起来，地主阶级在不断的发展中也慢慢积蓄自己的力量。等到汉武帝时期，朝廷实行盐铁专营，并由国家垄断大型贸易。这种政策的初衷是为了提高国家的财政收入，客观上也刺激了庄园经济的发展。

在大型贸易被国家垄断的情况下，富商和地主就把主要财力花在购买土地上，大大加快了土地兼并的速度，并直接刺激了庄园经济的大发展。等到西汉末年，庄园经济已经发展到相当可观的程度，《后汉书·樊宏传》记载，当时樊宏的庄园情况为：

“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 

另一部著作《水经注·比水注》中，也记载了樊重庄园的情况：

“（樊重）能治田，殖至三百顷，广起庐舍，高楼连阁，波陂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鱼嬴梨果，檀棘桑麻，闭门成市。兵弩器械，赀至百万。其兴工造作，为无穷之功，巧不可言，富拟封君。”

可以看出来，此时樊重的庄园几乎是一个独立王国，不但有三百余顷土地，还有高楼、林木、畜牧以及集市，书中甚至还用了“富拟封君”四个字来形容，可见庄园的繁荣。

汉画像砖中的手工业者。来源/夏亨廉 林正同 《汉代农业画像砖石》

兵强马壮的邬堡

东汉时期，庄园经济得到极大发展。以樊宏庄园为例，王莽末年农民起义后，樊宏就把自己的庄园变成武装堡垒，“与宗家亲属作营堑以自守，老弱归之者千余家”。东汉王朝建立后，东汉的统治者对豪强地主采取保护政策，通过“察举”和“征辟”等任官制度，使豪强庄园主控制各级政权，并逐渐形成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一体的豪强地主势力。

当时，已经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地主庄园，比如济南安王刘康的庄园，拥有“奴婢至千四百人，厩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顷。”而马防“兄弟贵盛，奴婢各千人已上，资产巨亿，皆买京师膏腴美田，……防又多牧马畜，赋敛羌胡”。这些豪强地主在东汉时期享有政治、经济上的特权。他们在政治上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经济上兼并土地，经营庄园，渐成割据，逐渐成为名门大族，此时，所谓的士族开始形成。这个阶层的形成以及他们所依附的庄园经济，也为后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制度的确立提供了基础。

历史学家毛汉光先生在《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第五编中为士族做了定义：

“一、州郡级著姓；二、父、祖、曾祖辈三世之中有二世任刺史、太守或二千石官。”

从此，士族和庄园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了。

东汉墓中出土的彩陶院落。来源/河南淮阳县于庄1号墓发掘简报

由于庄园经济的发展，士族控制下的庄园占有大量的土地和人口。庄园经济的人口来源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是宗族血亲，在当时的中国，靠着血缘纽带形成的宗族势力一直是重要的政治势力。根据史载，任峻在中牟“收宗族宾客家兵数百人”，李典有“宗族及部曲三千余家居乘氏”，谯国许褚“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可见宗族力量是庄园经济、人口的重要来源之一。

第二种是收容或购买的奴婢，这些人的主要来源是购买、罪犯发配甚至掠夺。

第三种则是所谓的“客”，即佃农、食客等投奔人员，数量最为庞大，来源也最为复杂。多数都是破产农民或流民。事实上，庄园经济跟小农经济一直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无数破产的自耕农，给庄园经济提供了大量依附人员。

士族们不但利用各种天灾人祸吸收人口壮大自己，还不惜建立私人武装。曹仁“阴结少年，得千余人，周旋淮泗之间”。曹洪也有家兵千人，河内人韩浩、史涣也“聚徒众为县藩卫”。

由此可知，这些士族们掌握的人口，每家有数千人到数万人之间不等。他们壮大的直接后果就是成为一方割据势力，严重削弱中央集权，为国家后来分崩离析埋下种子。

事实上，在东汉末年的大战中，这些士族们依靠自己的庄园力量，成为一个又一个有相当实力的军阀。他们除在军阀混战中相互吞灭之外，其余都分别成了三国的支柱。东汉末年的庄园经济发展与军事有密切联系，而这些庄园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慢慢形成了北方著名的军事建筑：邬堡。应该说，此时的庄园经济已经不仅仅是为“经济”服务了。

陶坞堡。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掌握巨大的人口资源

东汉末年长期战乱，庄园经济早已成为各地士族们赖以生存的重要保障。按照《晋书·地理志》记载，汉桓帝永寿三年（175）有“户千六十七万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万六千八百五十六”。但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则降到“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所以当时出现“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频繁的战乱虽然同样沉重打击了庄园经济，但是也为人口向各个庄园流动造就了便利。因为至少在这些尚有生产能力的庄园中，还有一定的保护能力。

所以，大量的难民和流民的涌入，让此时的庄园经济掌握了大量人口，并让这些庄园的实际拥有者即士族们，拥有了非常强大的实力。更重要的是，士族们通过各种盘根错节的关系，垄断了社会上升渠道，比如九品中正制的策划人陈群，就属于颍川陈氏，名门望族中的一员。世家大族就这样把握了官员的晋升通道。

影视剧中，东汉末年因战乱流离的百姓。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

随着时间的推移，“累世公卿”的家族越来越多，比如汝南袁氏是“四世三公”级别士族。无论曹魏政权，还是后来的司马政权，都要倚仗士族才能站稳脚跟。一直到南北朝时期，江左若无琅琊王氏鼎立支撑沟通南北士族，东晋几乎难以立国。而且王敦两次动兵，王家还没被诛全族，可见王家的影响力。而这些士族如此嚣张，他们到底掌握了多少土地和人口呢？

按照《三国志》记载，陆逊“遂部伍东三郡，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得精卒数万人”；而陆抗“前乞精兵三万……使臣所部足满八万”来看，光是私兵陆家就能动员出数万人。而这仅仅是陆氏陆逊一家的实力，陆凯等宗族分支全算上去更不得了。据粗略统计，东汉末年社会秩序崩溃后，江东各大士族靠着自身的庄园经济控制了当地近半数人口和土地。三家归晋后，司马家也只是灭掉孙氏政权，江东其他各大士族依然保留相当强大的势力和影响力。

而在当时的中国，“荫户”现象十分普遍，即各大士族所掌握的很多人口，并不在国家的统计之内。最典型的就是根据《晋书·地理志·总序》上的记载，公元280年西晋灭吴后，进行了一次人口统计，全国总共有2459840户、16163863人。

《资治通鉴·晋海西公太和三年》却记载道：“燕王公、贵戚多占民为荫户，国之户口，少于私家。” 李剑农在《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也论述道：“盖依附私家之部曲佃客，不列入国家编户者，当数倍已登记之户口也。”而此时“荫户”到底有多少人呢？根据历史学者葛剑雄在《中国人口史》中的推测，三国时期的“荫户”人口大约为1534万。如果这样计算可以知道，当时的中国各大士族所实际掌控的人口，已经将近天下半数。而汝南袁氏、颍川荀氏、弘农杨氏等大型士族，更拥有可以撼动政权的能力。

均田令，创立三长制

这种士族和庄园经济对社会的消极影响也很大，除了削弱了中央集权，易形成军阀割据外，其最大、最致命的问题是这种体制的不稳定。一个朝代往往需要众多大士族门阀的支持才能上位，这样的结果是一旦皇权衰弱，就会造成众多拥有雄厚实力的大士族们为了追求权力集体造反，进而导致天下再乱。

东晋初年，就是“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来源/纪录片《中国》截图

同时，激烈的土地兼并造成了大量自耕农和小地主的破产，这些偏偏是国家赋税的重要税源。随着时间推移，必然会造成国家的财政困难。由此产生的流民问题也让国家头痛，从东汉到南北朝，大批出现的破产流民都是令人头痛的问题。

太和九年（485），北魏孝文帝颁布均田令，废除宗主督护制，创立三长制。这些政策对庄园经济和士族门阀造成了沉重一击。由于中国北方长期战乱、人民流离失所、户口迁徙、田地大量荒芜、国家赋税收入受到严重影响。为保证国家赋税来源，北魏政府必须把掌握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农民向政府交纳租税，并承担一定的徭役和兵役。均田制推出的这个历史背景是人少地多，所以中央政府必须跟地方坞堡抢夺人口，把被坞堡控制的人口解放出来。

三长制既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又有利于打击地方豪强势力。这些政策的推行，跟北魏掌握了强大的军事实力密不可分，传统士族难以与之匹敌。经过多次战乱打击，传统士族实力早已大不如前，均田制才可以实行下去。均田制实行后，随着士族可控制人口越来越少，传统的庄园经济也越来越难以维持。最终在隋唐时期，庄园经济及其依附其上的士族阶层，也走到了历史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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