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能会经历怎样的2023？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峰瑞资本（ID：freesvc），对话嘉宾：李翔（《详谈》丛书主理人，得到App总编辑）、李丰（峰瑞资本创始合伙人），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注：本文出自李翔和李丰在“高能量”播客的一次宏观漫谈对话。录制于2023年1月中。那时，艰难的2022年刚刚画上句号，站在2023年的起跑线上，有人心怀期待，也有人抱有忧虑。人们盼望着正常生活的回归，却发现要与一段漫长颠簸带来的眩晕和不适诀别，并不容易。分享给你这场直接实在的对话，希望带来一种看问题的角度。

毕竟任凭风浪无常，重要的在于找到让内心平稳的锚，也就是对宏观经济脉络和框架的理性认知。有意思的是，大半个月前他们聊到的有些话题，近期得到了一些数据的验证，也与过去一周资本市场的重要新闻有所呼应。

在两个多小时的漫谈里，他们谈到了如何观察宏观经济政策的延续性，怎么看待“反垄断”，2023年经济政策的走向可能会如何，经济复苏的可能路径有哪些，如何制定多赢政策或策略，以及，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心态看待新一年。

一、疫情放开过程中，几乎没有国家像中国一样经历了如此“深V”

李翔：丰叔上次提到，当前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借贷和商品购买需求的下降。最近大家感受也很直接。一方面，政策层面有一系列的动作在努力提振各界对经济的信心，但另一方面大家对2023年经济发展的预期也存在分歧。比如，在外贸承压的背景下，内需消费会非常重要。可放开后消费会反弹到什么程度，疫情会不会出现反复，大家是有疑虑的。

李丰：是的，就像你说的，2023年依然有很多不确定性。一个值得观察的时点是春节，今年老百姓怎么过年，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开年的局面。（注：根据文旅部数据，2023年春节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3.08亿人次，已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88.6%；实现国内旅游收入3758.43亿元，已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73.1%。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也显示，2023年春节假期，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2%，其中，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10%和13.5% ）

资本市场在过去的四周（12月最后三周和1月第一周）的表现也很值得观察。政策转向前，大家对“放开”后的经济表现是充满期待的。然而，12月的第二三周，股市出现了明显的下挫，这是因为虽然放开了，但是各个城市很快陷入“疫情海啸”，街上的人流和车流都明显减少，人们发现当前经济情况似乎更差了。

虽然全球许多国家都是被动放开的，但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使得如此大规模的人口在很短时间内迅速达峰。这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也难免造成了心理冲击。那两周的资本市场，就反映了这种市场的担忧情绪。但接下来，从圣诞节开始，在率先被疫情放开席卷的北京，商业消费开始反弹。12月最后几天和1月的第一周，接触性消费行业的复苏速度同样超出了市场预期。所以，在12月的最后一周以及1月的第一周，随着相关政策的陆续出台，资本市场又开始出现较大规模的上涨。

我们内部做了一些研究，将中国的情况和其他国家做对比，你会发现在放开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线下消费行业和资本市场上经历了如此的“深V”，在一个月内很快地掉下去，又很快地恢复。

二、2023，亟待解决的三大问题

李翔：你觉得2023年中国经济会有什么新的变化？

李丰：2023 年本身是好是坏，有很多变量。我们当下能做的是回到宏观，试着去预判政策会有哪些动作。

宏观经济可以说是最大的、可以确定的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虽然看起来不会百分百、立刻作用到我们的衣食住行上，但作为重要、相对较长期的变量，最后一定会反馈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具体到我的工作早期投资，通常投完一间企业要陪伴七八年甚至更长时间，这个企业才会成功或者说做到上市公司规模。有这么长的周期要走，影响一个企业最大的因素除了创业者自身之外，最主要的就是在这五到十甚至十五年中，宏观上最大的变量及驱动力是什么。

过去两三年，我们可能会发现，身边的人在谈话中、在社交媒体上，都会聊到宏观。不过，在研究宏观的时候，比较难的事情是，你要努力跳出你所被情绪影响的那部分，从自己当前的立场或观点中抽离出来，然后尽量把相对长期的这些（政策）点给连起来，不管是横向的，还是纵向的。这对我是非常受益的事情。

回到刚说的“政策会有哪些动作”的问题，则需要先回答另一个问题：政策制定者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哪些？

首要是就业，尤其是年轻人就业问题。2022年11月份，16～24岁劳动力城镇调查失业率为17.1%，10月为17.9%。2023届全国高校毕业生预计达到1158万人，同比增加82万人。年轻人是社会重要的表达者，大多数年轻人背后都有两个及以上的家庭（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如果年轻人没有工作，会影响到更广泛的人群对经济和政策本身的信心。

其次是内外贸经济增长问题。换句话来讲，到底什么能够使得经济恢复并保持增长。

第三是经济增长结构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要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新一波刺激要怎么释放才能使未来若干年的增长结构更合理，更能提高个人、企业以及整个供应链的附加值。

总的来看，主要是三大方向：就业、经济增长规模、经济增长结构。这三个方向虽然有一点重要性上的差别，但基本上是差不多量级的。所以，从道理上，在推出政策时，使这三个方向中不只一个能同时能受益的，会被优先推出。当然，这背后还有一个基础命题就是共同富裕。

当前，社会层面对“共同富裕”有不同的解读。我们在理解政策时，不能只把它放在当前来看，而应该在更长的时间轴上加以观察和校验。要理解“共同富裕”，我们可以把它提出的过程归纳为三句话：第一句话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第二句话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第三句话就是“共同富裕”。

换句话说，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让较多人富起来，再到让大部分人都富起来。

三、经济复苏，主要看“一基三柱”

李丰：说完政策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我们再来思考政策可能会如何刺激，经济会如何恢复。

我们可以把整个经济盘子想象成一栋楼房。先看地基。对当前的中国经济而言，房地产无疑要被划为地基的范畴。地基要结构稳固，还要有一定的厚度。地基稳固了，要保证向上搭建的楼层能更高更大，就要考虑房屋的支柱。主要的支柱有三根：金融、基础设施、行业附加值。

金融是支撑经济结构的必须，同时还起到连通、调节和改变的作用。（注：依据证监会2月1日发布的通知，2023年2月1日，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正式启动。同一天，证监会就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主要制度规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资本市场在开年迎来的利好消息）

基础设施则让经济结构足够稳固和高效。基础设施有硬的和软的，既包括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这样的传统基础设施，也包括5G互联网、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数字化基础设施。传统和数字化基础设施是保证产业链条高速运转的基础，也决定着楼房最终能建多稳、多高、多大。

此外，当经济重回正常增长的轨道，就需要提高行业附加值，让行业各环节能实现更好的增值。随着行业附加值的增加，我们才能在全球贸易体系和产业链分工当中扮演更主动和更合理的角色。

再往上的大梁是什么？是内需。中国的内需是够大的，即便在当下内需不振的情况下，中国的内需几乎与全球第一的美国旗鼓相当。

总体来说，各行各业的发展能为大楼添砖添瓦，但这些都是横向的，各有其发展特征。要搭建砖瓦，地基务必稳固深厚，三根柱子要齐头并进。而具体到“砖瓦”，各行各业要获得发展，机会在于“新需求锻炼出来的新供给和新结构”。

我们通过提升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锻造了新供给，新需求进一步拉动新供给的升级和竞争，也就创造了一些新的结构性机会。

新需求、新供给和新结构这三件事一旦连起来，会非常厉害。2022年的新能源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更多关于新能源汽车的分析，欢迎点击链接阅读《一场关于2022和2023的对话》）

四、“反垄断”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市场主体多元化

李翔：两会后，大的政策方向应该会基本确定吧？

李丰：应该是。最近已经出了一些政策了，包括对部分行业的政策也有所松动。其实在2022年中，在和一些互联网平台公司的高管交流时，我就说平台经济会被“放出来”。

李翔：当时你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李丰：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可以稍微延展下，看看中国平台经济的特点。

中国的平台型互联网公司和美国同行在商业模式上有对标，但商业发展路径有明显差别。在美国，各行各业是在线下逐步实现了充分市场化—充分竞争—充分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才开始有互联网。互联网更多的是作为线下成熟行业的效率工具，是用作信息传递和信息媒介的手段。我们能看到美国最大的互联网平台大多是纯信息传递为主，做供需信息的匹配，人效更高，比如谷歌、脸书和微软。

而在中国，很多行业在尚未完成充分竞争、充分的社会化分工前，就进入了互联网时代。随后，基于数据化的新基础设施平台，供需两端不断发展，才开始出现新的社会分工，进而效率迭代。平台型互联网企业几乎是和它对应的线下产业同时发展并开启产业竞争的。

以阿里为例。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在1999年下放了外贸自主权，做外贸生意不需要再经过外贸出口公司配额和审批，开始赋予私营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自营进出口权。这里插一句，2022年底，国家宣布取消外贸企业备案登记制度，进一步为国内市场主体开展外贸业务扫清了资质上的障碍。

阿里巴巴发展早期，恰逢国内产能迅速提升，需要寻找更多出口渠道。2000年中国加入了WTO。淘宝创立于2003年。淘宝的起家几乎和线下实体零售行业同步。2000年前后，中国商业房地产开始发展，国美和苏宁也在那几年迎来了黄金年代。

所以，发展到现在，淘宝不仅代表了零售业的数字化，还代表了零售业的发展本身。换句话来讲，淘宝已经成为行业的一部分甚至是很大一部分，深深地嵌入了产业之中，跟产业共生，而非行业发展完了以后的数字化迭代。

也正因为这些平台型企业是和行业共同发展出来的，数字化水平也较高，所以它们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比如淘宝催生了网店模特、在线客服以及线上店铺装修等新职业。再比如如果不是有外卖、专车或者电商，可能你购物或者去餐厅的频率，以及你的通勤方式都会有所改变。

李翔：这些平台企业在促就业方面的杠杆效应非常明显。

李丰：对，其实互联网平台企业一直在解决年轻人就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们可以稍微回溯下。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有效地将农村劳动力转变成了产业工人。以1992年邓小平第二次南方视察为契机，乡镇企业迎来了又一次的大发展机遇。城市开始推行经济体制改革，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人数急剧膨胀。

据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数据，1995年，乡镇企业的经济总量已上升到举足轻重的地位，增加值占到了全国GDP的1/4（25.3%）， 其中工业增加值占到全国工业增加值的近1/3（30.8%）。而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或者说新工人开始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

2012年前后，互联网平台企业开始崛起，大量新职业随之被创造出来，比如外卖小哥、快递小哥、专车司机等等。这些新职业对受教育程度要求不高，又因其所处行业在快速扩张，亟需大量的劳动力提供者，给许多人提供了在城市里就业和发展的机遇。

依据美团研究院2021年的一份调查报告，77%的骑手来自农村，且骑手的人员构成与农民工的产业流动路径趋于一致——从第二产业开始流向三产。不只是骑手，快递、商贸等服务行业也成为新工人人群就业的重要渠道。创造了就业的同时，新服务业的发展也产生了好的社会价值和附加值，提升了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后的社会承接能力。

说回“嵌入产业”这件事。我们拿蚂蚁金服为例。美国的许多金融创新企业都没有去改变消费者信用评分和清算机制。因为美国金融的各链条经过充分竞争，已经很完善了。这些金融创新公司只是在一个比较完善的产业链基础上提供新的信息供需匹配方式。而蚂蚁金服则不同，除了撮合供需信息，它们还推出了单独的清结算机制，也就是消费者跟蚂蚁清算，蚂蚁再用批量形态跟银行做清算。蚂蚁成了底层清结算方。同时，前端消费者的信用评分也是蚂蚁自己做的。所以，蚂蚁不是信息平台，而是金融产业方。

当企业的社会和产业影响力大到一定程度，就可能碰到“反垄断”的线。不过，需要注意，“反垄断”并不只是针对互联网平台。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整体上是在“国退民进”，从完全的公有制向市场经济过渡。不过，在互联网行业出现前，中国最典型的发展行业是制造业、流通业、服务业。在逐渐开放完成市场化的过程中，一来这些行业没有垄断性质，二来它们暂时没发展到垄断水平。

所以，那个阶段，因为经济结构的问题，反垄断的板子主要都打在国企身上。比如1980年代起，中国电信业经历了多轮拆分和改革重组的浪潮。某种程度上，华为、腾讯这两家知名企业的发展机遇，就发生在电信改革重组、多元化竞争的大背景下。

电网、金融、航空、能源等行业也同样经历了所谓反垄断和多元化发展。通常第一步是政企分开，企业独立经营、独立核算，拆分提升效率；第二步是资本结构多元化；再往下是多元化的经济主体。

所以说，“反垄断”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一直都是市场主体多元化。但是那个阶段，除了国企领导，大部分人应该都不疼。

而进入互联网时代，因为互联网行业具有马太效应，更易形成正向垄断循环，市场主体不是在多元化，而是在少元化，而且这些主体还介入了产业的经营规则制定。所以近几年，反垄断的板子开始打在了民企身上，尤其是互联网平台上。

五、政策推出的时点、力度和方式是否合理，当下往往难以评价

李翔：我国首部《反垄断法》是在2007年通过2008年施行的。

李丰：在此之前，国企的“反垄断”，无论是政企分开还是国企分拆，只用行政命令就能直接解决问题。

李翔：大家更容易把这些措施理解为国企改革改制的一部分。

李丰：是的。所以，我2022年年中推断说，平台企业会被“放出来”，也是因为“反垄断”并不意味着全面否定企业的价值，其本质在于实现多元化经营，形成良性的市场竞争机制。比如之前电商或外卖行业确实都出现过“二选一”的问题。

那么进入2023年，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苗头。近期，江苏、山东、陕西、河南、湖南等地都出台了相关政策，支持平台经济发展。

为什么？

因为互联网平台既代表了产业效率的提高，同时还创造了大量的新的就业岗位，尤其是年轻人的就业岗位，无论是专车司机、外卖小哥、淘宝店主、店铺装修、旺旺客服，还是直播主播等等。

发展平台经济，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提升经济增长价值，正好是我们最开始说的，对就业、经济增长规模、经济增长结构都有利的行业。所以我一直倾向于认为，在解决了多元化竞争态势后，平台经济一定是会迎来政策支持。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把最近的政策变动理解为“180度转弯”。每一个当期政策推出的时点、力度和方式是不是最合理的，当下是很难评价的。要过很久以后回头看，评价才相对准确。我们在理解宏观经济政策时，一个难点在于区分哪些是为了解决当期的棘手问题，哪些是延续性政策，作为长期规划的一部分。很关键的是你能摒弃周围嘈杂的舆论，能相对抽离地、客观中性地试着站在政策制定者的角度去思考。

企业的创始人或主要决策者，也需要去做企业本身的战略与决策，某种意义上，这跟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是类似的。有时公司战略是为了解决过去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也有一部分战略是面向未来的，也就是中长期希望公司能去到的地方。

岁月静好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努力规划一条发展路线，里面包含中长周期的规划和战略。但是，当突然受到了内外部的巨大冲击时，这条相对平稳的线就会出现剧烈波动。

如果我们把国家看成一家公司。过去四年，中国这家公司遇到了挺多挑战。2018年3月，中美贸易战爆发。2019年全年，贸易战之外，又叠加中美科技战。2020年，我们有大半年在解决突如其来的疫情对国民健康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影响。2021年，疫情依然波动起伏。2022年，年初俄乌冲突，此外全年我们需要解决疫情和经济的平衡以及经济企稳的问题。

所以说，从2018年下半年到2022年底中国放开疫情，除了2021年有段时间，几乎每年都至少有一件事情大到必须在当年调整足够多的政策才能应对。所以过去四年间的大多数时点，我们的政策空间看起来都不太大。

李翔：因为要解决更为重要且紧急的事情。

李丰：是的。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这个问题，也就更能理解政策的变化和调整。如果回看，你会发现过去几年经济政策的变化较为频繁，有时政策调整发生在一个季度内，有时政策变化的周期更短，变化的方向也不同。

六、什么是解读宏观政策的合理脉络？

李翔：是的，唯独2021年有段时间还是存有一些政策空间的。

李丰：大概是在一季度末。相较于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那个阶段我国经济的宏观数据表现是比较好的。

现在放开了，2023年往前看，我们在回顾宏观经济相关政策的连续性时，大概需要捡回2018年上半年的线头，摒除中间这段时间的波动和干扰，来看政策的连续性。其实2018年时，面向内需出台了非常多的政策，比如“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这些事情都有过相关的铺垫，不过由于一些横空出现的问题，中间这几年没有做大规模的刺激。

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们把政策压力较小、政策空间较大的时点推出的政策连起来，才是解读宏观政策的一条比较合理的线。当然，这条线也分成两股，一股是明线，延续改革开放，另一股是暗线，为了解决过去三十年来经济高速发展背后的社会成本和代价，也就是我们说的“拔出萝卜带出泥”。

我想说的是，很多时候大家容易带着情绪去看待某些政策，然而有很多政策其实是为了解决一个连续线条上的遗留问题，是为了解决另一部分群体的困扰，我们可能因为并不身处其中，因而忽视了这些问题的客观存在。

我国的人口结构和年龄结构在变化，经济发展结构也在变化。这些问题如果积攒太久，很可能变成解决不了的问题，阻碍持续增长。所以在它们还没有板结之前，就需要找到一条合适的解决路径，既能够帮助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又能以时间换空间。

七、发展末端物流和供销社背后

李翔：2023年的政策空间呢？

李丰：我是偏乐观的。疫情对政策空间的影响已经很小了。当前来看，对政策空间影响比较大的会是一些外部因素，比如中美关系、局部冲突等等。假如外部又出现一些大的突发事件，就有可能再度挤压政策空间，让长期政策变得不连贯。

李翔：之前你把经济盘子比作房子时，提到了三大支柱，金融、基础设施、行业附加值。我们在基建方面还会有很大的空间么？

李丰：好问题。我觉得当前基建的空间在末端物流。末端物流是指乡镇县及以下的基础设施，除了铁路公路桥梁等传统基建，也包括数字化基础设施。根据《全国供销合作社“十四五”公共型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专项规划》，“十四五”期间我国将建成600个县域产地农产品冷链物流中心，每个中心带动多个田头保鲜仓，形成县乡村三级冷链物流服务网络。

这件事能解决很多问题。

• 首先，它多少也跟疫情相关，不管是疫苗还是其他公共卫生医疗用品，这些生物制品都需要低温保存。越下沉的县乡，疫情的防控和救治难度越大，冷链下不去是一个重要原因。

• 其次，这里面也涉及到了引发很大关注的“供销社”。供销社体系其实一直存在，现在重提，题中之义是要振兴县域经济，解决城乡收入差别，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让大部分人富起来。

农民的收入主要来自农产品。农产品有两个问题：一是向下卖农资，也就是化肥、农药、种子等等，涉及成本问题；一个是向上销售，涉及收入问题。农产品的特点在于地域性和季节性，我们经常看到新闻上说哪里的农民收获了很多蔬菜和水果，如果不能在多长时间内卖完，一年就白干了。

供销社的主要作用在于两个：一个是，它要保证农资卖下去的过程中，各环节的加价率不能过高。二来，它还要负责往上收农产品，农民种完了，供销社来收购。因为销售渠道有限或者不畅，以及物资调配往往存在信息差，部分农民售卖不掉的农副产品可以由供销社收购，然后存放在就地冷链库，再做产销对接，从而解决农民收入问题。

此外，这些基层冷链也有利于提高基层消费便捷度，提振内需。过去，因为没有完善的冷链，很多东南亚来的水果在乡镇售卖的价格比城市还高，冷链的建立对于乡镇消费升级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家在基础设施上的投入，也能调动更多的社会企业参与进去。

所以总体来看，县域冷链建设既有利于公共卫生资源下沉，也有益于促进下沉市场消费升级。随着数字化手段的赋能，还能提高整个产业链的效率。

李翔：说到这里，我很好奇，随着服务业数字化程度越来越高，会出现集中化趋势么？

李丰：服务业“线上化”后，肯定不会像线下那么分散了，但是也很难做到单一垄断。因为市场对服务的要求和标准各不相同。金融业属于服务业里数字化程度比较高的，我们来看看金融业。在金融市场，中高净值人群、中等收入人群、贷款资质不足群体的需求千差万别，很难有一个产品或公司能满足所有群体的需求。此外，服务行业数字化程度再高，信任的建立也需要人际交互。

八、接纳情绪“惯性”，走出情绪“惯性”

李翔：最后还是回到对2023年的展望。无论是我自己还是身边的朋友，大家普遍觉得新一年总归不会更差了，但依然会被不确定性的忧虑笼罩。

李丰：这种“惯性”很正常。当你刚刚从很差的状况走出来时，你是不敢对未来抱有太高预期的，就像你从很好的状况走出来，也不易抱有太差预期。就像我开始说的，2023 年本身是好是坏，有很多大的变量，我们唯有尽可能做好预判，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反应空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峰瑞资本（ID：freesvc），对话嘉宾：李翔、李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