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温柔的李安拍了一部残酷的战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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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主题是导演李安以及他最新的电影作品《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据说这一次他来到台湾，接受了大多数媒体的采访，光是在北部地区的就有 26 家媒体，我采访他的时候，他马上就要搭乘高铁到台南了。

这部影片的剧本是制片人交给李安的，并不是像过去的《断背山》或者是《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剧本，都由他自己找的。这个剧本改编自本·方丹在 2004 年之后出版的一本非常有名的反伊拉克战争小说《半场无战事》。

李安对人性有特殊的解释，影片中有些台词保留了原作者的语句，有一些则是他自己加的，比如「我是一个军人，而不是英雄」，他用了一个不完全政治化的角度，来描述伊拉克的这场战事。

他在这部电影里，拆穿了美国社会对士兵的 icon（崇拜情结）。过去美国把战士放在一个非常神圣的地位，在几乎所有的美国电影里，都在不断重复这一点，哪怕在反越战的《越战启示录》中。

但是，李安揭开了这个概念，让战事回到真实的状况，美国派出什么人去打伊拉克战争？那些都是美国最穷的、最底层的人，或是犯了罪，作为交换，不得不去从军的人，这次的主角比利·林恩就是如此，最后他选择再回到战场只有一个理由，袍泽之爱。

李安作为一位非常有名的导演，在美国受尽了追捧，也获得过奥斯卡金像奖等等，我就特别提到：会不会担心拍了这部影片而得罪了美国人？

另外，尽管李安本身非常温柔，但他拍电影时要求严格是出了名的，这次，他让他的儿子李淳出演了一名士兵，我就问他：如果你的儿子因为你的训练，完全理解了这场战争，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回答你的儿子？

我们来看看「李安式」的答案。

◇ 文茜：您每一次拍电影，都会挑选一个自己觉得很特别的作品，比如《断背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那你这次为什么会选择本·方丹的小说？

◆ 李安：在拍完《少年派》以后，我就去研究了 3D 技术的深度、速率、光度等，其实我对科技没有兴趣，因为我是拍电影的人，所以视觉是我的信仰，当信仰发生变化的时候是很难受的，这跟士兵去打仗没有什么差别。

在这以后的一年里，我本想拍一个拳击的影片，但钱筹不足，很挫败，正好在这个时候，电影公司给我看了这本书，在看到大概 2/3 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可以拍。它打动我的地方在于「半场秀」「战士」「交火」，如果我能够把这几个元素放在一起的话，就会是一本很有意思的电影，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残酷经历，对比太强了。

▲ 这场大秀，是对这些士兵的精神折磨

现在美国的职业军人都是在「好铁不打钉」的这种情况下，因为奇奇怪怪的原因去参战。所以这个阶层的人跟社会其实是脱节的，士兵成为大家的情感寄托，大家把他们看做英雄，感谢他们，举办大秀，但这对士兵其实是精神上的折磨。

尤其对一个年轻男孩的成长而言，经历了逐渐丧失的纯真、对真相的认知、来自社会的讽刺等。他被逼迫长大，其实跟我现在做电影很像，都是一种成长的经历，所以这个故事很打动我。

还有一点，如果我不是用新技术做的话，根本不会拍这本电影，因为它都是内在的描写，是一个男孩的思绪跟他的观察，不太容易拍成电影。

我并不觉得技术跟艺术是分开的，而是表里相应的。在我的想象中，电影超过 60 格以后应该会有基本的改变，就是有了代入感，观众可以走进书中的世界，我可以比较主观地去表达观众跟电影的关系。

◇ 文茜：因为原小说就是对伊拉克战争的明确批判，虽然现在在战事 13 年之后，这样的批判变成了主流，但在 2004 年少有批判。但就我所知，你从来不准备用一个固定的角度来看事情，所以这本电影其实没有像小说那么批判，为什么？

◆ 李安：我觉得不太值得批判，这其实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就像气候暖化已经成形了，所以我尽量不这样做。就像以前我在拍《冰风暴》的时候，原小说的作者是很愤怒的，因为这就是他父母的事情，我跟他父母没仇，所以不需要那么愤恨。

本·方丹是美国人，他对美国的愤怒，是我没有的，所以我尽量专注这个男孩成长的心路历程，在一天里他观察到的、回忆的东西，到了那天结束的时候，他对命运有了一种什么样的了解。我尽量在人性上保持中立，用一种同情心来观察他，那些对人性、社会的讽刺的东西，其实已经在那边了。

▲ 李安会站在相对客观的角度讲述事情丨《冰风暴》

◇ 文茜：作为对美国足够了解的第三世界的人，我们都知道伊拉克战争美国派出去打仗的就是基层的黑人、穷困的白人，他们或是需要薪水，或是犯了罪，不得不去打仗，可是军人这个概念，在美国被高度美化成爱国主义的代名词。

◆ 李安：其实战士就是执行任务，我觉得这跟你做访问、我做电影是很像的，自己在做的时候是非常的专注的，没有外界的各种道德批判。很多的军人跟我说，真的军人就是不管对错，该执行什么就是什么，因为在书里，正好有个人是佛教徒，我就顺势把宿命论加了进去。

▲ 影片中的老兵施洛姆，用宗教观念教比利看待战争

◇ 文茜：我认为你选的这个男主角是这本电影最成功的部分，听说这是一个完全没有演过电影的人，为什么你会这么大胆，一眼就看上了他？是因为你用了这个新技术去诠释男主角的那种心理吗？

◆ 李安：其实我在挑他的时候，这个技术还没有研发出来。我觉得他不只是一个在演戏方面很有天分的年轻人，他基本的气质就是很诚恳、很有灵气的，这很难形容，但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是很好的一个代言人，其实我觉得跟他有心灵相通的地方。我们拍到这么细的时候，从他皮肤的气色就感觉有所感应，这跟我们眼睛观察一个人一样。

▲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皮肤也是

◇ 文茜：人们不知道为什么在电影中，比利听着美国国歌掉眼泪，这让每个人都有了不同的想象，那个眼泪是他自己流的，还是你希望他流的？

◆ 李安：不是我教的，他是真能哭，有时候他为了要演眼睛红肿的样子，就先在准备的时候哭红眼，他就是一个这么敬业的年轻人。

你觉得好像可以感受到电影里他的感受，虽然不可名状。我导演的时候，已经不算是教戏了，只是把他可能在想的东西告诉他，让他自己去想，我们就用摄影机盯着他，准备收获。

▲ 比利在国歌声中留下了眼泪

◇ 文茜：小说里没有的一幕，就是他们得到了一个情报，在一个人的家里搜出了一些手榴弹和手枪，其实这些不足以作为逮捕的理由，而且他们告诉那个人的家人「只要被逮捕就不会回来」，这是你加进去的？

◆ 李安：对，因为我研究得比原作者多，为了这个电影，我跟很多参战的退伍军人谈过，也观察过他们的一言一行。这就是那些人的亲身经历，而且还是相对比较温和的，实际发生的比那个要严重很多。这既不是士兵的错，也不是那些人的错，可是这样的事情就是会发生。

我还特地去了约旦访问伊拉克难民，其实去搜屋的人，跟被搜屋的人都在同一个场面，你会真的替他们两个都难过，会恨那些政客，为什么他们布下了这么迷乱的局面，不把人命当一回事。

我真的很同情他们，他们真的很不幸，而且那种不幸是几百年积累而来的，你会觉得这个世界真的需要我们过去了解一下，这些是书里没有的，因为他们美国人没有被占领过，对此不太有感受，而我是从第三世界来的人，角度不同，对这些会比美国人稍微敏感一点的。

▲ 独裁和战争，伊拉克地区的人们真的很不幸

◇ 文茜：比利的姐姐凯瑟琳在小说里的比重很大，因为她原来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线里最成功的人，直到她的车祸连累到弟弟，因此她对这个体制开始有了反省跟强烈的批判。凯瑟琳用非常多的语言攻击比利，结果他只用了一句话「这不公平」，就把她所有的话都击溃了，为什么？

◆ 李安：这真的不公平，很多军人家庭都有这个问题，我想这也是很多军人的心声。军人是一种天职，一种很奇特的存在，而不是政治性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用兵的时候要非常小心，我们应该就事论事，要尊重军人，所以我觉得「不公平」，这也不是小说里的，而是我讲的。

「我是一个军人，而不是英雄」，也是我有感而发写的台词。有时候你在做一件事情，会有一种宿命的感觉，你不能用政治议题、个人意见去左右它，否则就是不公平的。

▲ 士兵们为国家赶赴战场，并不是为了成为英雄

我们都希望被尊重，我相信军人也是，可是在我的研究里面，军人最受不了的一句话就是「Thank You for Your Service」（谢谢你的服务）。因为在人家感谢他们的时候，他们听起来就会有一种「你去做，我不必去」的距离感，所以在大家褒扬他们的时候，是他们最难受的时候。

比利的姐姐是反面教材，在埋怨他，他从战场回来，她说你们被人家吐痰，被说是杀小孩的凶手，我觉得这个军人真的像「Ganesha」（伽内什，印度的智慧与财富之神）一样，不只是军人，我觉得很多行业都有一个很纯粹、很中立、应该被尊重的东西在里面，可是太多人把它简化了，尤其在政治上面，因为简化了才有力量。

不管是宗教还是别的人为活动，都会把单纯的东西复杂化，也会把没办法解释复杂的现象单纯化，尤其是政治人物，你看选举就知道，所以这对世界、对自然、对上帝、对天职都是很不尊重的。

▲ 李安在拍《少年派》时接触到了印度象神伽内什

◇ 文茜：有一次，我走在布鲁克林还是曼哈顿的路上，有个人问我从哪里来，我说台湾，他就说「你来自李安的故乡！你知道李安吗？他是我的英雄」，当你变成一个社会的英雄，美国人已经开始因为你的到来而感到光荣。

人难免会被虚名所累，你之前得了那么多奖，这次却敢于尝试用 3D、4K、每秒 120 帧的技术，可是了解的人并不多，在题材上也不完全反对伊拉克战争，又拆穿了军人的神话，事实上这次的影评已经呈现出来，不像过去你拍的电影那样，一面倒地都说好了，为什么你不需要取悦这群人，不怕得罪他们吗？

◆ 李安：对，有很多影评都带刺，我不想看也不敢看。因为我还要工作，看了会很扰乱心思，我的感官其实跟影片里的军人一样是打开的，很容易受伤，所以我只是从人家的话里得到一点大概的印象，基本上是封闭起来的，像「PTSD」（创伤后压力症候群）那样。

▲ 舞台上突然四射的烟花，也会让士兵吓到跳脚

因为我是在冷战时期的台湾长大的，对美国的认识都是从电影、电视里来的，非常理想、漂亮，当我进去以后，才发现它是经过自我美化的，就像我们的小说、戏剧、电影一样。有时候我觉得这种想像是重要的，像我们对老家、台湾人对日本人的想象，都有这种浪漫化的一厢情愿的投射。

我们现在发现其实美国也不是完美的，它的立国精神是非常好的，是一群人在祖国不能被认同的情况下站出来，重新创造的一个理想国度，它确实是需要那种高标准的。

这就是我喜欢美国的地方，可是我觉得有时候美国人也没有想像的那么好，所以客观来讲，很需要我来做这样的事情，其他的干扰就承受一下吧，跟这个比起来的话，人还是要有一些理想跟客观的。

▲ 民主、自由、平等，就是美国精神

◇ 文茜：电影中，比利被推上战场，恐惧死亡，然后被迫参加那个秀，可是即使是《越战启示录》，也没有把军人如此平凡化，从来没有一本美国的电影，把美国的军人用手术刀一般，切得这么犀利——虽然我向来不觉得你是个犀利的人，但小说本身是很犀利的。

其实你对美国文化做了一个很大的挑战，而且还是在总统大选年，甚至是在大选投票之后 3 天就上映了。

◆ 李安：我在拍的时候不知道啊，本来那个小说讽刺的是达拉斯牛仔队的拥有人杰瑞·琼斯，我还要故意拍得不一样，不然还要被人家告，可是渐渐地我们发现，「呦，怎么越来越像特朗普的所作所为」，这是不在计划中的。

▲ 特朗普在 11 月 8 日的总统大选中胜出

◇ 文茜：如果这个片子很不幸的，票房没有《少年派》那么高，尤其是失掉了美国那么大的市场，您会觉得难过吗？我乱讲的，希望您不要介意。

◆ 李安：不会，我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尤其是用这个规格拍，虽然很苦，但我已经有一种幸福感了，因为我居然被准许做这样的事情，同业都说，「你们怎么得到许可的」，48 格都没有人做，而我们不但做了 120 格的，还是 4K 的。别人想都还没想过的事情，我们已经自己研发做了。

还有这本书的题材，我能够亲手碰到它，我觉得已经很幸运了，如果有票房，大家能够对我有些善意的回馈，当然是很安慰的，如果不是的话，就逆来顺受吧，我挺甘愿的，但票房是谁都没有办法估计的。

▲ 新电影所采用的技术大大超越了《少年派》

◇ 文茜：你拍电影的时候不会想着票房吗？没有试着讨好观众吗？

◆ 李安：从来没有想过，不管你有多成功，没有人会知道票房的，知道的话就没有人会赔钱了。

◇ 文茜：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突然想到了鲍勃·迪伦，大家非常期待他弹吉他，结果他去唱歌，唱了 3 首就被嘘了，可是他的目的是不断地突破自我，我可以同样这样看你的这部影片吗？

◆ 李安：真的很难讲，我还不到鲍勃·迪伦的那个地步，我也不是他。他本身已经不只代表他个人了，而是代表一个品牌，不能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就像一个法师不能乱做试验那样，很多人靠这种精神力量而活，他那样做对他的追随者是很粗暴的一件事情。

▲ 鲍勃·迪伦是一名歌手，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 文茜：我要请教一个很直接很粗鲁的问题，如果李淳因为这本电影，不想做演员了，而是要去约旦、伊拉克，不一定是打仗，只是做无国界医生，你还会保持现在的态度吗？还是会跟他说这是政客的棋局，不要牵涉进去，像比利的姐姐一样阻止他吗？

◆ 李安：这句话真的是插到我心里了，唉，我希望不要遇到这种情形，希望你不要提醒我。他光是要做演员，我都有那种心情了，更不要说做军人了，这是很纠结的，家人都是要保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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