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纪录片导演：在一个不确定的年代里保持愉快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第一导演（ID：diyidy），采访、撰文：法兰西胶片，受访者：陈传兴，原标题：《独家| 和这位68岁台湾学者导演一起直视这个分裂无解的世界》，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有人会很好奇，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当导演）是个苦活。我自己心里面也有很多构想，很多剧本，但我知道现在不太可能去完成那些苦活。拍《掬水月在手》已经非常辛苦了，辛苦到你不想再这样了。”

前些天，活字文化和前员工的劳务纠纷在文青圈里闹得沸沸扬扬，一度把《掬水月在手》这本书的豆瓣评分拉低到3.9。

好在这股怨愤没有影响到电影《掬水月在手》，不公平的事，肯定要通过法律来解决，但电影的分内事，还是得赶紧说说。

和导演陈传兴老先生聊年岁更长的诗词大家叶嘉莹老先生，已经是数周前的事情，当时陈导做的采访有很多，对于叶嘉莹老先生的粉丝，电影幕后已足够丰满。

而我私下的愿望却是，在通过聊叶嘉莹先生，我们可以打个回弯，回过头来，触探一下当下台湾电影行业里“非职业导演”陈传兴老爷子的所思所想。

我最想知道，陈传兴导演自己的表达性在哪里，对现世与现实的看法。

导演陈传兴

结果聊到这个分裂的世界，一发不可收拾。

“（受疫情影响）全世界经济层面上会有大量的纾困政策，其实就是把未来的钱拿到现在用了，饮鸩止渴。这里面有很多令人两难的困境，变成一种悖论了。你要接受这个，你不接受你会更惨，可你一旦接受这个，那会有另外一种困境出现。

不光是制度上和基础建设上的，同时还有人跟人之间的伦理上的问题，人跟人之间开始有了社会距离，人与人之间信任感的稀薄化。还有媒体中的伪新闻的大量扩张，这之间显露的是一种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各种灰色、黑色的邪恶的乱流。

当大家在讲疫情打破了全球化的状态，其实刚好相反，它造成了另外一种全球化，一种负面的全球化，是一种全球化的阴影的扩散。”

听起来，无解而绝望啊。

这就需要《掬水月在手》这部电影来救世了。

“叶先生一世多艰，在近百年的波折、苦难、挑战、困厄的时候，她脑海里不时地飘过这三个大问题，都要做一些抉择。我想这也是你们当下每天都会面对的，我能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能够有什么希望？这也是从当下从一种道德责任，一种对未来的期望。”

本篇采访8000字，读起来需要花点时间，但我想，它极其有益。

一、点状生活

就一瞬间，只要做得到核心，就能看到叶先生日常的一面

法兰西胶片：您为这部电影先后对叶嘉莹先生做了17次采访，预想中是这么多的工作量吗？

陈传兴：原本预想再多一点，鉴于叶先生的年龄，还有她的血压问题，再加上我们从台湾到天津南开的路程，有经费考量，各种因素吧，最后就变成17次。但量已经够大了，足以涵盖这部电影。

我每次访问都会先准备各种提纲，叶先生说可以了，你们过来，我们就从台湾把团队带到天津，所以这17次不是即兴的，都有蛮详细的过程。

法兰西胶片：叶先生为什么忌讳呈现自己的生活？她经历了这么多风雨，按理说心态会更释然啊。

陈传兴：也不能说忌讳，简单讲，就好像她写《红蕖留梦》一样，她唯一认可的口述传记。其实很简单，就好像我们每个人被拍照的时候，会有摄影机意识或相机意识。每个人觉得自己会被记录下来了，多多少少有一种不自在。

对于叶先生来说，那么高龄，又那么德高望重，她不希望被记录下来的东西造成别人对她的误解。她绝不是故作矜持或做作，绝对不是这样。

你也知道媒体在最近这几年，会有很多很怪的报道出来，对于一个年近百岁的学术大家来说，她会有一些不安，因为她不知道拍摄的角度是什么样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她一直在工作，一直在整理自己的学术论文，每次采访她都说我们占了她太多时间。在这些因素下，她才会排斥。

叶嘉莹，1924年7月出生，号迦陵，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现为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博士生导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

法兰西胶片：但我们仍看到她几个生活画面，比如她总觉得眼前有一根头发，还有风扇在吹她，她说不要再吹了。

陈传兴：还有吃饭。

法兰西胶片：嗯，她在那热饼，所以这些镜头是叶先生允许呈现的？

陈传兴：对。这完全跟叶先生不太一样了，环绕着自己一整天的生活，各种点点滴滴，这是两种不一样的呈现。

法兰西胶片：我就在想，既然有这些镜头，为什么不能顺着再多放一点点进去，篇幅更长些？

陈传兴：这些生活的东西，有鉴于跟整个影片的叙事无关，所以就没用上。但是我觉得用点状的，或者一种跳跃式的小片段，就一瞬间，只要做得到核心，我们是可以看到叶先生日常生活里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面，我想也就可以了。

其实她的生活很规律，就像康德那样的人，每天作息非常固定。她是住南开大学里的宿舍，每天固定时间起来，就开始念书写东西，吃饭，最大的娱乐就是看电视新闻，有没有在看剧我不晓得，然后就午休，能不出门就不出门。

她非常克己以俭。

法兰西胶片：她平常情绪会有一些起伏吗？

陈传兴：偶尔会有一些起伏，血压的问题，或者有时谈到一些过往，让她有一种情感上的波动，比如谈到父亲在加拿大突然脑中风、过世，她在大雪中去叫车，叫不到，最后是另外一位老师来找她；包括她的大女儿过世，这些蛮让她情绪高低起伏的。

还有她谈到1974年回祖国，她那种情感起伏是她写出了《祖国行》的长诗，电影里也有出现。还有她在牙医那里，医生治疗她的牙，她却在想诗句，你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她的情绪上的波动。

法兰西胶片：叶先生，还有包括您自身，怎么看待死亡？

陈传兴：叶先生我不敢讲，这涉及到她个人，我不便多讲，也没有资格替她发言。

我自己对死亡有非常高的兴趣，我做的很多事情都围绕着死亡在打转，包括我的摄影展，里面有一大部分是拍丧葬的坟场。

墓园妇人，陈传兴摄影作品

死亡是我自己的哲学课题，很正常，就像海德格尔他们一样，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我们要如何面对这种终尽。中国《礼记》丧礼也都是处理死亡的问题，孔老夫子也一直被问及，庄子会开骷髅的玩笑，这都是死亡。

在魏晋南北朝那种动荡不安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最大的娱乐是什么？喝到醉醺醺，把衣服脱光，唱挽歌，挽歌就是哀歌，为死者哀悼的歌。这是他们最大的娱乐。因为生命随时都会消失，挽歌可以用来抚慰心灵。

二、真·爱国主义

血缘上的情感多于在政治上的考量

法兰西胶片：刚才咱们说1974年叶先生回国这一段，电影里并没有做更详尽的社会描写，而从现实情况来说，叶先生回大陆后被台湾封杀，这反而在某个层面让电影产生主旋律的感觉。但这个所谓的主旋律，和叶先生回国的情感，并不是一件事，不知道您怎么看？

陈传兴：我知道你的意思。那时候她当然不知道整个10年风波，可是我们能看到她1949年离开中国后，跟她1974年再回到的中国之间的巨大的变化，对她来讲是一个翻天覆地的进步，所以她会写下那么长的《祖国情》，以及会谈《艳阳天》，那是血缘上的情感多于在政治上的考量。

确实跟现在的主旋律不太一样，她纯粹是自己情感上面的，很深层很深层的东西。所以她才会看到亮亮的灯，想到长安大街，就开始哭了。一回到北京，她就想去找顾随老师，然后才发现顾随老师已经往世很久了。

这讲起来，有很多悲痛。但她还是一样的，她觉得这情感没办法抗拒，一种在历史上产生的每个人的命运，你一定要去承受，一定要去面对的，这个真的是不简单。

法兰西胶片：其实她这个才是爱国主义对不对？

陈传兴：我们用狭义的爱国情绪来说，就国家的定义来讲，这是一种祖国的血缘文化，简单讲就是故国情怀。所以我在很多访问里一直强调，整部电影其实是一个返乡之旅，回自己的故乡去追寻，她不断地在做这种回乡的努力。

导演陈传兴签售著作

三、面对分裂的世界

你要接受，你不接受你会更惨，可你一旦接受，那会有另外的困境出现

法兰西胶片：刚才说到叶先生每天都看电视新闻，如果只看电视新闻的话，我想知道，她对当前的环境，能触达到多少？

陈传兴：我知道你问这个问题的意思。叶先生对这些是很清楚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她在南京的时候，觉得上海国民政府贪污腐败，写下了一些批评当时社会上的，1945年到1949年之间比较不堪的国民政府的东西。

那个时候，她还带着年轻热血的情绪，到台湾以后，经过种种白色恐怖的激荡，再到她自己生命里面的家庭变故，所有的这些，她都要扛过来。之后，她其实可能就把很多的对于外在的东西，用一种婉转的情绪，烙在自己心里面，再去思考。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我最近常提到的就是康德，海德格尔在整理康德的形而上学，就是《纯粹理性批判》那本书，他反复强调康德的三个大问题：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我们能够做什么？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做什么？第三个问题是，我们希望做什么？我们能有什么希望？

叶先生一世多艰，在近百年的波折、苦难、挑战、困厄的时候，她脑海里不时地飘过这三个大问题，都要做一些抉择。

我想这也是你们当下每天都会面对的，我能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能够有什么希望？这也是从当下从一种道德责任，一种对未来的期望。

《掬水月在手》让我们看到所谓“弱德之美”后的一个很大的意义——如何去寻求自由的最大的可能性。

就好像唐朝的绝句、律诗，格律那么严谨，而所用的字词又那么少，可是它达到了最高度的美学上的最大的超越性，那是诗人个人生命的一种超越，也就是一种最高自由的表现，而不为这个格律所限制。反倒因为格律，成为自由产生的原动力。

我想我应该回答你的问题了吧。

陈传兴

法兰西胶片：那就意味着时时刻刻做平衡，做智慧上的抗争，做情绪下的理性，这是无涯之为。

陈传兴：当然，这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但这三个问题不只是一个哲学的问题哦，更重要的是实践，你怎么在生活里寻找，回到实践理性的可能，这当然是一件很痛苦很纠结很不容易的事。

法兰西胶片：我常常觉得无解。

陈传兴：在当下的环境来讲的确是一种很大的困惑，在面对一种历史时刻的时候，反反复复会出现这样的事，德国魏玛时期也是一样，汉娜·阿伦特讲的“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她去听艾希曼审判的时候，自己回过头来思考，觉得康德讲的“极端的恶”是否是不够的，不足以去解析。

我觉得the banality of evil还少了一个东西，它后面还隐藏着某些恐惧跟妥协。汉娜·阿伦特没有再继续往下走，这也是让我困惑的地方，因为我对她做这方面的东西一直很熟悉，很多人也都在问和你一样的问题。

法兰西胶片：而且不光是我们生活的地方，整个世界都在不断分裂。

陈传兴：嗯，现在这个世界正经历很极端的大的变局，我们看到非常疯狂的极右派，极端不理性，特朗普，菲律宾，普京，等等，各国都是，其实已经是普遍世界现象了。

法兰西胶片：明明从常识来看是荒谬的，蠢笨的，反智的，现在这些竟然都变成了标准。

陈传兴：我觉得还不是一个标准，标准我觉得只是一个表象而已。它下面有更深层的很多推动，造成这种表象是一种不可阻挡的逆流。

就像我们面对当下的疫情一样，现在很多人开始思考，疫情带来的影响到底有多巨大，它会改变多少人类的历史命运，这个才让人觉得更深层的不安，而不仅是疫情所带来的对于生命的威胁，对于整个瘟疫造成普遍人类跟自然的灭绝的这种经验性的生命个体，而是一种更长远的破坏、改变、极端主义。

现在有很多人开始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没有人能知道它到底会怎么样。

法兰西胶片：是的，如果说这件事最初的起点，也就是官僚或体制的弊端，可到现在，反而又是体制将灾难控制住了，那这其中的人类，到底在信奉什么啊？

陈传兴：对，你讲的也是一种有归纳的有趣的问题，如果只是说中国大陆的话，你刚才用“官僚”这个词，但我一般是用“国家管理”。现在全世界都观察到一个现象，因为这一次的疫情，全世界各个国家他们的国家权力开始大量扩张。

以前这种公共卫生，应该是国家跟整个社会之间彼此互动来做的，可是因为这次疫情来得非常急猛，原本社会的公共卫生的机制、政策和公共舆论全部束手无策，这时候，国家势必要进来挽救生命，或做出一个适当对应的策略。无形之中，在公共卫生这个层面上，国家的权力机制就变成扩张了，变成“大国家”。

在西方的民主制度里面，他们也看到了这一点，可是又不得不接受。不止在公共卫生，甚至在经济层面上会有大量的纾困政策，其实就是把未来的钱拿到现在用了，饮鸩止渴。

大家都知道，这个造成以后很大很大的不良后果，这是没办法的。这里面有很多令人两难的困境，变成一种悖论了。你要接受这个，你不接受你会更惨，可你一旦接受这个，那会有另外一种困境出现。

这是一个全世界全人类所面对的巨大的挑战，而且不光是制度上和基础建设上的，同时还有人跟人之间的伦理上的问题，人跟人之间开始有了社会距离，人与人之间信任感的稀薄化。还有媒体中的伪新闻的大量扩张，这之间显露的是一种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各种灰色、黑色的邪恶的乱流。

当大家在讲疫情打破了全球化的状态，其实刚好相反，它造成了另外一种全球化，一种负面的全球化，是一种全球化的阴影的扩散。

我基本上是想详尽地补充一下你刚才提到的疑惑，你多少能感受得到后面的后果，巨大的冲击。

法兰西胶片：您知道吗？《掬水月在手》的某种情绪，就好像能和今年这些波折产生一种微妙的联系。

陈传兴：对，就是扣在一起，好像对当下有一种提问，提问之后，又自言自语，说出了某一种可能。很奇怪，自己有时候想想也会起鸡皮疙瘩。

四、收官

叶先生差点“毁”了这部电影，她其实是做出了牺牲

法兰西胶片：最后《掬水月在手》做完样片的时候，叶先生还提了什么意见吗？

陈传兴：提了很多，哪些地方可以，哪些地方不可以。我们至少给她看过3到4次的样片，有几次不是只在电视荧幕上看，在天津，我们租一个放映间，电影院里的那种小厅，用4K放给叶先生看。

最令人震撼的是，她看完说，不错不错，结果第二天，她提出一个要求，让所有人都差点没吓得直接晕倒——她说，把她在电影里面出现的所有画面全部拿掉。

法兰西胶片：妈呀。

陈传兴：我当时好像五雷轰顶一样的，这怎么得了！最后通过好多人的沟通才解决，这是一个最刺激最吓人的经验。

法兰西胶片：您事后分析，她当时为什么突然有这种想法？

陈传兴：其实多少是我刚才和你提到的，当你第一次看到别人拍你，你第一次面对自己，听到别人录你的音，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种很不自在的感觉。对于叶先生这么重要的学术大家，这种不自在，当然会产生一种更让人怀疑的，我是不是要把我自己都觉得不自在的这种形象给观众看到，这是可以理解的。

法兰西胶片：最后叶先生怎么克服的呢？

陈传兴：通过不断沟通，我们都已经投入这么长时间，这么庞大的资金和努力，照叶先生这样的意思下去，这个片子就被毁掉了。

这也是叶先生非常好的一点，她当然没有用这样的字眼，她等于说，好吧，那就牺牲一下，接受了。大概是这样的，照顾后辈的一种考量。

法兰西胶片：您觉得《掬水月在手》对叶先生有没有疗愈功能？

陈传兴：叶先生已经对人世间的所有的求生欲或占有欲，全看淡了。

你看，她裸捐自己一生的几千万的财富给学校，但她不希望我们提这事，导致我们只能用字幕稍微点一下。她比较关心的是诗词以及诗词的吟诵可不可以源源不绝地流传下去，就像她在电影里讲的，如果好的东西没有传递下去，她就对不起前人。她是这样子想的。

反而电影上映后，我自己倒是非常欣喜。

因为整部电影很悠缓，又有那么多的空镜，我嘴巴不讲，但是我在团队面前我就装，我说，没问题一定会有人看，其实我心里是打退堂鼓的。但经过路演，我发现这个努力真的有回报，完全出乎我意料的，国内观众的水平蛮高的。

法兰西胶片：哪怕只有1%的观众会接受，但这1%的观众应该是调动出来了。

陈传兴：确实是，我们是一个小小涟漪，这个涟漪一直在扩散，我没想到我们不仅撑过一个礼拜，还继续大步向前迈进。但我这儿就有一点不太好意思，我们是不是占据太多媒体曝光量了？

五、迷影杂谈

从法国回台湾就是为了拍电影，但电影是苦活，辛苦到你不想再这样了

法兰西胶片：我很好奇，您现在自己生活中看电影还多吗？您还会看什么样的电影呢？

陈传兴：这个我可以回答你，电影其实是我的第二生命，我每天晚上一定要看一部电影。在奈飞之前，我每天都要看碟片，没有停过。

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白天写东西、念书，不是已经很累？但是对我来讲，看电影是我另一个补充能量、修养休息的一个方式。

这个当然归因于我在法国那10年生活，我在那看了将近1万部电影，那是我快乐的10年。那时候法国的电视台每个礼拜都会放艺术电影，因为是国家电视台，没有广告，你可以把它播放的影片录下来，所以我还带回1500部电影的VHA磁带回台湾。

法兰西胶片：1500盘磁带？这得装多少箱啊？

陈传兴：那种船的货柜，我装满了半个货柜。我没有家具，只有书跟这个VHA磁带，书也有几万本，你可以想像，一个小型博物馆了。

法兰西胶片：您对看片有选择吗？做纪录片的话会不会多看一些纪录电影？

陈传兴：都不一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养虎为患》那套纪录剧集，非常好的纪录片了。还有一部《纽约时报》制作的记录电影叫《父，子，兵》，是讲一个阿富汗的美国的退伍军人跟他们一家的故事，导演耗费十几年的时间慢慢地记录一家子，看得你眼泪绝对掉下来。

《父，子，兵》剧照

像《西部世界》《我的天才女友》《权力的游戏》这些我也看。我在法国我看电影我不是只看艺术电影，我是一直在鼓吹美国B级片，我看得津津有味，因为里面可以产生出非常多的电影创作上的可能性。

法兰西胶片：其实今年还有一部纪录片，涉及到文学与近现代史，就是贾樟柯那部。

陈传兴：我知道那部电影，叫《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吕梁文学季的时候就在那里拍。

我一直没机会看到，因为它世界首映在平遥，我也知道平遥刚出现很大的动荡，就不去细说了，这是另外一种“你的无奈”。

法兰西胶片：这次平遥我去了，我一直在那。

陈传兴：是吗？

法兰西胶片：对，大家都很震惊，我就……

陈传兴：你都哑口无言吧。

法兰西胶片：今后电影文化该怎么推动呢？完全是一大堆问号。

陈传兴：你对波兰电影熟吗？

法兰西胶片：您就说哪部片子吧？

陈传兴：波兰还在华沙公约的时候，在整个瓦解之前，像安杰伊·瓦伊达的电影，最早成名作《钻石与灰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类似于这样的电影，或者那时候东欧的一些新电影，捷克、匈牙利等等。比较晚的就是基斯洛夫斯基，他属于瓦伊达的后辈，拍了《十诫》，我建议你可以看一下《十诫》，然后你来回想一下，或许可以给出一些答案。

《十诫》剧照

我最近接触到俄国电影，我一直以为国内拍这些战争片是受好莱坞的影响，用好莱坞的技术，像《八佰》，但我看了俄国最近的战争片之后我才发觉错了，其实从苏维埃一直到今天，俄国战争片是一个最主流的类型，国内还继承了这种社会主义的所谓苦难国家、苦难民族的基调。

有一些年轻的俄罗斯导演他们拍的艺术电影都太伟大了，会有新的基耶斯洛夫斯基出来，不是不可能的，拍《利维坦》的安德烈·萨金塞夫，这些我都有在看。

还有我现在爱死贝拉·塔尔了，最后的大师。

贝拉·塔尔，匈牙利导演、编剧

法兰西胶片：吃土豆吃了10分钟（《都灵之马》）。

陈传兴：对，贝拉·塔尔的助理导演都能拍出《索尔之子》那么伟大的电影。

法兰西胶片：我完全感受到您对电影的狂热，最后我想问，您会把自己当成一个职业导演来看吗？您跟台湾电影圈还有密切交流吗？

陈传兴：最紧密的互动就是制作了六部《他们在岛屿写作》那段时期，那时候跟那些导演都有非常紧密的互动，我们每个月都会开会。

基本上我不是一个职业导演，我那时候想拍电影，我也跟侯孝贤、杨德昌都认识，但不是很熟的朋友。刚开始我们有一阵子想要合作，拍我自己的一个电影，他们来做制片，后来没有形成。

我也在中影跟小野（台湾作家、编剧，小说代表作《蛹之生》，编剧代表作《恐怖分子》）合写了一个本子，要导一部片子，后来也错过了。之后我就跟电影渐行渐远，变成一个在学校教书的老师。

所以有人会很好奇，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法兰西胶片：您希望导演这个工作在您身上是一个可持续性的工作吗？

陈传兴：你看我到法国念书就为了想拍电影，回台湾也是想做导演，结果没那样的机缘，就只能看电影。我现在年纪也大了，也完成了我自己的所谓“诗的三部曲”，觉得愿望也算是完成了。

至于以后是不是有可能再拍，说真的，我自己也说不出来。因为拍摄电影你也知道，剧本或者形式上美学上的表达，对我来讲不是问题，反倒是那些资本、团队，这是会耗掉人太多的精神。

法兰西胶片：导演是个社交体力活啊。

陈传兴：是个苦活。我自己心里面也有很多的构想，很多的剧本，但我知道现在去完成那些苦活其实不太可能。拍《掬水月在手》已经非常辛苦了，辛苦到你不想再这样了。不是说拍摄的过程苦，而是在团队的组合、构成，还有寻找资金去克服这些困难，那真的很辛苦很辛苦，一个环节一个环节。

有时候我都会想说我现在已经年龄一把了，我是不是应该要省下时间做我自己的研究，写我自己的书。因为我身体也不是非常好，也出了一些情况。

法兰西胶片：明白。

陈传兴：谢谢你，你问得很专业。

法兰西胶片：谢谢，一晃跟您聊了90分钟。

陈传兴：对，我也很开心，你问的都很切题，不是问那些肤浅或者套路的东西，非常厉害。

法兰西胶片：谢谢您，您多保重身体。

陈传兴：也感谢你，你也要在一个不确定的年代里保持愉快。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第一导演（ID：diyidy），采访、撰文：法兰西胶片，受访者：陈传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