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掉我们生活的，是外卖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李子的人间博物馆 （ID：museumofus），作者：李子李子短信

大家好，（似乎）很久没有更新了。忙是其次，根本上说，大概是没有什么重要的表达需要如此郑重其事的推送吧。过去大半年，我的确是在做一个比较大的project，而且即将面世——本文最后我会预告一下这件事情。

而这件事情的伏笔，是一直以来，沉在所有的自己关于技术的时事、争论和思考之下的，关于生活本身的命题。过去几年，经历了大流行和不景气，世界范围内的冲突和暗流汹涌，迷茫的当下，到底是什么在支撑着我们的生活？

“我宁愿多花一点时间做饭，也尽量避免点外卖。”

去年早些时候，我在豆瓣上写过这么一条广播。我并不是什么有名的豆红，但这条广播，却激起了相当多的讨论和转发。其实我也没有太多斟酌，只是记录下自己的一些思考碎片——我是一个经常下厨的人。即使是人在美国、整个疫情的一年多间，我也只叫过两次外卖。博士五年，不得不吃外带的次数，一只手数得出来。当时，我是这么说的：

“除了健康和钱（的考虑）以外，我对“方便”一直保留着警惕。很多时候人们总是觉得自动化是好事，劳力外包是好事，一键是好事；然而在当下，自动化的经济逻辑过于强大，导致这些方便的、快捷的、唾手可得的东西，是对人需求的过度刺激，以及对人的能力和感官的剥夺以制造收益。……

……你叫外卖省下的那点时间，不过也是在短视频网站上花掉，你以为自己需要放松，得到的仅仅是麻痹。这种空洞和失落，不是“方便”可以弥补的。

……这些时候，对“方便”的适度摒弃，去买菜，去做饭，甚至把外卖变成自提去楼下走一圈，感受一些自我支配感……在风雨飘摇的当下，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无独有偶，技术哲学家王小伟也有这样的论断，“经常叫外卖的两口子是容易散伙的”，这个是哲学家王小伟的一个看起来让人仿佛有点意外的论断。前一阵，他接受《人物》杂志的访谈，谈到了他基于技术哲学对日常生活的一些思考。其实在那之前，他就在《信睿周刊》上连载过一系列专栏，上过“一席”，并且出过一本书，叫《日常的深处》，“用日常对抗焦虑”。

他的视角和眼光很独到，用技术哲学的视角，去观察人和事物之间的互动与联系。他怀念过去生活当中的“烟火气”。人们通过做饭，和各种各样的食材、厨具“打交道”，和自己的喜好以及需求相互动，这种活动，对于一个人的生活、甚至是一个家庭的生活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当下，基于技术的、“过于便利”的生活，切断了人们与食物之间更加本质的联系，食物对于人们只存在口味和营养的价值。

他在书中也谈到了其它的物，去呼吁人们停下快节奏的追逐，去行走，去断舍离，去打破手机和社媒的镣铐，去回归“低科技”，去感受生活和“物”本身。

但是，《人物》公众号的推送下，以及我那条豆瓣的广播下，最常见的、也是让我一度无法去回答、辩驳的，是这样的一种声音——“何不食肉糜”。

“忙完一天的工作，回到家之后，累得什么都不想干；老公自顾自打游戏，娃还追着屁股后面跑，你除了点外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或许可以辩解说，我的做法只是我自己的，我并没有一定要让你去下厨，下厨确实是一个提高“生活感”的办法，但提高生活感还有很多别的办法……等等。然而，我无法忽略的是那样的一种景象，和那样的一种劳累、毫无办法的感受，它主宰着许多人的生活，而技术哲学或许能高屋建瓴，却没办法扎根落地。

我也是一个受技术哲学影响的人。我的博士论文评审组成员之一是技术哲学家Robert Rosenberger，他的合作者Peter-Paul Verbeek是荷兰技术哲学圈的领军人物。而王小伟出身荷兰乌德勒支大学，学术上自然也多有借鉴和熏陶。

人的行动和对社会的感受，是通过技术和物的互动所“调节”（mediate）的。而技术也并不是价值中立的，当下的技术，正如另一名技术哲学家Albert Borgmann所警告的那样，制造了一种“设备范式”（device paradigm），将人们的所作所为，化作可以简化的、可以量化的机械操作。

这也是资本主义以及更大的政治力量所乐见的——如果一切都可以量化，那么一切都可以被定价、被购买、被交易，或者被管理。而我们自己对生活的感知，也变得极其模糊、浅薄了，人在技术的“呵护”下，把判断和操作都下放给了机器，从而蒙蔽了获取信息、探究身心的过程。

如果一定要说的话，那就是刷遍了外卖网站，已经能够猜中嘴里的味道，却提不起任何精神去下单的空虚吧。

但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看，是人们失去掌控的生活，被驱动技术进步的经济和权力逻辑支配。这种逻辑，并不仅限于某一个技术、某一个行为，而是浸透在我们对日常的理解之中，通过一种清晰的、单一的目的性，消解着我们原本应该丰富的生活和自我，让我们越陷越深。外卖，只是其中一环而已。

我在博士论文的访谈中，有一个曾经工作非常努力的受访者，是这么描写她的困境的。“每天只想着工作，觉得工作进步了、挣钱了，就能解决一切事情。但高强度的工作却带来了压力，压力之下暴饮暴食，为了健康又需要花钱去找私教、心理咨询，每天太累只能花钱打车、点外卖，花太多钱又只能寄望于挣更多……于是形成了恶性循环。“

但是如何去打破这样的恶性循环呢？在那个时间里，在那个情景里，下厨是没用的。后来，她选择了辞职。

那条豆瓣广播之后，我一直在思考，应该怎么去更好地解答这个问题。我不能让每个人都去辞职——虽然每个人都躺平、过低欲望的生活，确实有可能是一个非暴力不合作的解决方式。

技术哲学关怀的，是人与物之间的联系，大部分时候将人抽象为一个有自由意志的行动者——但在西欧、荷兰这样的哲学发迹之处，对于“人”的想象，或许与我们有所距离。

那我应该去怎么想象一个与社会、与技术交互的“人”呢？她/他与下厨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样的呢？我慢慢开始挖掘我的学科的另外一面——社会学。社会学关怀的，是人的社会处境。处境是丰富的，矛盾的，摩擦的，亦能撬开过去真实的人和记忆。

我想起了我的母亲。九十年代、世纪初左右的她，是职业妇女，厂子的技术骨干，曾经一度忙到脚不沾地，偶尔还得去生产线值夜班。我时常在幼儿园眼巴巴的等她下班，最后一个才来接我。我记得我妈匆匆把我拎回家，在楼下快收摊的菜贩子那儿买上一把小白菜、两斤土豆、一块五花肉。我记得简陋的厨房，铺上报纸的灶台，裸露的水管上挂着刀叉菜板，洗手台下的坛子总是可以摸出泡菜。

我记得年幼的我跟在她屁股后面，好奇地翻弄柜子里的酱料和干辣椒，摆锅弄铲，也抱怨为什么总是番茄炒蛋或者土豆丝。老实说，我妈做饭的硬水平不行，没有什么惊天大作，我甚至记得她分不清老抽和生抽，把菜炒得黑乎乎的。但回头看，我依然珍视我们娘俩挤在狭窄的厨房里，在我爸因为应酬和加班缺席的时候，打开冰箱“随便整点儿”的时日。

这种“随便整点儿”的精神，伴随着我一直到了大学毕业、漂泊英伦、又一路辗转美国。在英国，超市总会把当日的临期食品堆在冷柜一角，而每次我都在那儿动脑筋，捡到便宜自行发挥，久了也就熟能生巧。青椒没有了，豆角也行；牛肉换成其他肉，味道也差不离。想要辣的，就加点儿郫县豆瓣酱；想要甜口的，炒点儿甜面酱；加点孜然，那就是烧烤味。

处于那个境遇下的我妈和我，都不是为了所谓的“自我”而在下厨。我感到的，是一种微小的对抗，一种生活的支柱。在我妈那个年代，即使有全日制的学校，即使有住在附近的老人，她依然在对抗着这个社会赋予她的双重角色。而跟在她身后耳濡目染的我，也学会了那种匆匆忙忙、修修补补的度日技巧。那种技能，又伴随着我的动荡和漂泊，成为了一个孤独年代的异乡人守护生活秩序的、最后的堡垒。

与其说是“下厨赋予生活意义”，不如说是“打开冰箱炒冰箱”的技能，横贯了我与母亲相同却又不同的生活境遇。

技术总是想象着一个直线能通达的目的，但生活却是一个模糊的、枝节蔓生的、交错复杂的整体。下厨像是帮我们去缝合生活里那些微小的裂缝，让它更圆融、更整洁一些。它们不可量化、也不值得每日的书写和记录，更不具有资本市场的价值。人们因此而忽视那些言传身授的经验，忽略它们在我们的社会境遇中，在每个人的困境中扮演的角色。

我开始思考，有如下厨这样的技能，在当下的重要性，不是所谓的充实自我、找到意义，是在某个人的具体境遇里，去赋予他/她去进行微小对抗、行动的能力。

这种技能和联结，也不是一个人独有的，它体现的，不仅仅是单个的个体与环境、与世界的关系，还有某个年代下、某个人群的共同记忆。

我的攀友是出生在美国的菲律宾裔。他对于下厨的记忆，是大盘的炒粉（Pancit Canton）和论桶装的酱油炖鸡（Chicken Adobo）。这并不来自于他的父母——父母均是医护，根本无暇照顾他——而是他的阿姨，每次主厨都做出硕大的分量，时常呼朋唤友，亦“支援”亲戚朋友家的小孩。而我的表妹记忆中的家常菜，则是楼下的“沈奶奶”。每天放学后，老邻居的小客厅成为了附近好几户小孩做作业的地方，而他们的父母还挤在地铁里、堵在高架上。

我也曾听过，在过去两三年的“非常时期”，人们在各种技术平台举步维艰的时候，楼下的小卖部、快递点和小商贩，变成了整个社区守望相助的中心……

这些联结、这些共同的记忆，当下也一定存在于生活的某个角落。或许，比起一个人下厨，找到这些技能和联结，并珍视它们，或许更加重要。

我作为一个个体，多少是幸运的。有了母亲那一代的对抗，我有了更多的自由去选择自己的道路，去绕开大环境的枷锁。我也可以选择不去追求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和圆满，可以更好地照顾自己，去给自己下厨的时间，去享受下厨的快乐；去抛开负担，享受在街上行走的瞬间和当下，去亲近自然。

但我觉得，我必须要去认识另一个个体、另一个群体当下的境遇，去体恤那些不得不进行的对抗，去理解那些在对抗中赋予个体意义和能动性的力量。有的时候是下厨，有的时候是别的——拒绝一个工作的应酬，写出自己小说的第一个字，学会0.3门新的语言，或者请年假跨了两千公里去见一个好友。人们终究可以从物质上，从联结上，从创造力上，去给生活找一个锚点，去给自己的社群寻找一个空间。甚至是，意识到个体的选择，也囿于结构性的困境中。不去苛责，不去指摘，而是认识到我们之间共同的境遇，形成对抗的同盟。

至于你要问我，究竟怎么办——我知道每个人，都无时无刻不在寻找一个答案。但我给不出答案。作为一个学者，我能做的，是去揭示那些境遇，去分析它的来源，或者去讲点儿故事，让它在每个人的心中植下一个引子。

或许哪天，在一间厨房，一个地铁车厢，或者一段至深的交谈中，每个人都会有找到自己的答案的瞬间。

关于如何用我的视角，去从生活出发，阐释我们和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个事情，我想了很久了，也终于有了系统去做的机会。我希望从生活的技能和“重建”出发，去尽可能地解答人们在当下的一些困惑，提出一些可能的方向，也为有兴趣研究的同学们指个路。

从这周中开始，我会在“看理想”App上，连载一个30讲的音频节目。节目的物料还在最后制作中，等上线了，我一并推送给大家。

感谢大家支持！我们周中见！

（PS：本文配图均是Frankfurt Kitchen的复原图，是上世纪30年代一名女设计师的设想，我觉得很有生活气！有兴趣的人可以去了解。）

李子Elise Li Zheng

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

医学人文与伦理系

博士后研究员

科技社会学博士

联系我：elise9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