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师，困于评价体系中

本文来自：蔚青学者，原文标题：《高校教师与行政，“零和博弈”》，题图来源：AI生成

临近年终评审季，看似按部就班、井井有条的评审流程，实际上暗流涌动。

身为高校教师，在评审季这段时间里，几乎人人都免不了复杂情绪的反复翻涌，有期待、释然，也有痛苦、烦闷与不满。对高校教师来说，原本是总结成果、收获认可的时刻，却面临了太多不公平，更令人寒心的还有：就算明知不公，却无计可施，只能苦苦自我消化……

普通教师，在评价链条末端

在高校教师的评价环节，高校与教师之间往往形成了一种对立、提防关系。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评价”并非单纯的检验工作成果，而是核对KPI清单，看谁超额完成、又是谁没有完成。对大多数普通教师而言，随着考核标准水涨船高，这个环节变成“push”色彩更浓的“问责”环节。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

众所周知，整个评价链条，普通教师始终处于“被评价”的末端地位，而高校行政，对普通教师有直接评价权。高校行政管理者，更是在经费划拨、项目申请、入选各类人才计划等方面起决定性作用。

在笔者看来，对教师的评价，是高校行政与高校教师之间的“零和博弈”（zero-sum game，零和博弈的结果是一方获利而另一方损失，且一方的所得正是另一方的所失，整个社会的利益并不会因此而增加一分）。在“评价结果”与“资源分配”绑定的前提下，谁掌握了评价权，谁就掌握了对资源的分配权。

高校行政与普通教师之间的“零和博弈”，还有特殊性：不少院校的行政管理人员，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于一身。也就是说，既当裁判又当参赛者。一方决定另一方的利益，而被决定利益分配的一方没有话语权。这种机制将双方对立起来，矛盾、乱象频出，就不难理解。

打个比方来说：少部分做蛋糕的人决定分蛋糕的事，当蛋糕就那么大时，而身旁又无监督的人，分蛋糕的人便可以“名正言顺”为自己分“大块”蛋糕。并且期望拿到“小块”蛋糕的人要感谢馈赠并且“再接再厉”未来将蛋糕做大……实际上总是那些只拿了“小碎块”的人在做蛋糕，而他们太困、太累又太饿，根本无心无力将蛋糕做大了，甚至维持原状都难。周而复始，结局终将是：全员饿死。

论坛上青椒网友对“论文虚假繁荣，却没有实际贡献”的评价导向的质疑声

为什么出现“零和博弈”？

其一，一些院校科研资源有限。如今随博士、博士后扩招，高校教师的“人才蓄水池”规模又大大增加，僧多粥少，更多的人争夺有限的资源，竞争加剧。人才“供大于求”的背景，使得对人才评价的权力、对资源分配的权力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为争夺权力，高校内部，陷入“你死我活”的境地。

其二，过度行政化。说白了，高校行政的“工作成果”，正是来源于对普通教师的层层管理，行政管理要不断“push”教师们产出成果以“凸显业绩”。这也是教师评价常以论文、项目等量化指标为导向的原因，可量化，就方便“外行”比较，显得客观。

对于评价者来说，“数数量”也方便、易操作。一方面，高校行政以不符合科研人才发展规律的逻辑来处理教师评价问题，阻碍人才正常的发展；另一方面，高校教师处理行政事务挤占大量心力体力，身心俱疲。“去行政化”喊了多少年仍未有明显成效，除了牵扯众多既得利益者而阻力极大，还因其关乎整个体系的改革，根因在于文化生态。

其三，官僚主义之风侵蚀。十九届中央第七轮巡视向教育部党组和31所中管高校党委进行巡视反馈，其中50%以上高校被指“存在不同程度官僚主义问题”。

部分高校行政管理人员、担任行政职务的“双肩挑”教师，长期沉迷于对权力的追逐。学术初心扭曲，这些人早已习惯于长期以行政命令统领学术。一些人甚至“不学只术”，将拉关系、搞钻营的做派带入高校并从中获得名利。这样的风气下，一些教师也被带偏，甚至妥协服从于“权力游戏”的规则，变得浮躁，逐渐以“官位”为职业目标，与其坐冷板凳搞科研，不如拉关系抱大腿，实现名利双收。

教师，亟需相应话语权

高校教师，苦“权力滥用及垄断”久矣。不论教学还是科研，普通教师群体是高校里最大的“劳动者”群体，然而其大多数并不享有相应的话语权。

2024年6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话：

要完善科技奖励、收入分配、成果赋权等激励制度，让更多优秀人才得到合理回报、释放创新活力。

近年来，尽管评价标准在“破旧立新”（从“破五唯”转向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新评价体系），分类评价、多元评价改革也正在推进。然而评价结果与资源分配的“过度绑定”只要存在，高校行政与普通教师的尖锐矛盾就存在。

笔者想要特别呼吁的是，除了评价标准，还应在评审机制中增加高校教师的反馈与监督渠道、提高话语权。想要高校教师安心科研，激发教师们的创新力，产出更多创新成果以“做大蛋糕”。就得先保障教师们“分到的蛋糕够吃”，在此之前，需要保障教师们“分蛋糕的时候在场”且“对怎么分蛋糕说话有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