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教师的画册与“白桦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乐与永续（ID：liveheritage），作者：郭净，责任编辑：谷其木，供图：郭净，排版：小牦牛，原文标题：《郭净｜去远方：白桦林》，头图：《白桦林》（ [俄]库茵芝，1881年，现收藏于莫斯科特列恰柯夫美术馆），来源：乐与永续

“那些被剪贴的画页，曾经在课堂上挂起来，对学生展示过。历史，经过一个个老师的裁剪和拼贴，才成为学生们记忆深刻的知识，把后辈的眼光，引伸向遥远的天地交接处。而老师的生命，却反复被撕烂了又粘起来，最后扯成碎片，消失在时间的深渊里了。

对我而言，这本书描绘的不再是风景，而是被风景吞噬的人生。”

其实在年轻的时候，我是个很宅的人。记得大学期间谈恋爱未果，人家撂了一句话：“你今后就是个书斋里抱着一只老猫的老爷爷。”她说得没错，那些年我知道的田野，不过是上中学时劳动的黄土坡农场，现在离主城区仅半小时车程。至于少数民族的印象，仅停留在大学听课笔记和古代青铜器的图像里。这不能只归咎于自己的孤陋寡闻。那个时代的封闭，遮盖了人们的视野和周围的风景，我自然没有例外。

我高中就读于昆明第八中学，因为偶然的机缘，在毕业前进云南省航模队培训，培训结束后被体委管辖的电子设备厂招工，分配到钣金车间，陪伴着冲床、剪板机和台钻干了五年体力活儿。

钣金车间工友合影，笔者在后排左起第三 1975年

和同时进厂的七个年轻伙伴相比，我身体瘦弱，手又笨得不行。一天工作下来，别人还能保持仪容整洁，我却满身油污，一幅邋里邋遢的模样。业余时间，伙伴们踢足球，玩遥控飞机，拉小提琴，组装晶体管收音机，我只有羡慕加旁观的份儿。

这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责任，本人承担一半，另一半，要怪罪父亲的遗传。他打小就是个公子哥儿，只管念书，不做家务。年轻时到延安参加革命，一切都要自力更生，他缝一双袜子，脚后跟连缀不起来，只好缝个直筒筒套在脚上，被马列学院的同学郭小川笑话。

饭桌上他经常说自己会蒸馒头，原因是文革期间被贬去伙食团，当了几天大师傅的助手，可全家人从来没吃过他做的饭菜，更别提馒头包子了。尽管如此，每次吃包子下稀饭的时候，父亲都要讲起，早年他去广州念中学，因为习惯性把包子说成“包子”，而被同学耻笑。记住了，老爸郑重地提醒道，广东话只能说包，不能说包子，包哪里有儿子呢！

幸亏当了五年钣金工，我才没有沦落到父亲的地步，至少会接灯线，会修自家的单车，也会给家人做顿过得去的晚餐。而我真心喜欢动手的事，还是写写画画，甚至画画应该排第一。文革后期，人们厌倦了无休止的派战和口号，社会上悄然兴起一股学习的热潮。

记得有天晚上跟朋友去参加地下绘画活动，要上到市中心百货大楼的顶层。一进门，只见偌大的办公室挤着几十号人，静悄悄地围着一个中年男子画素描。外面的乌托邦已然千疮百孔，满目凋敝。就是那些白天两眼茫然，动不动就要打群架发泄一下的青年男女，晚上却躲在这里一板正经地学习绘画。现在回想起昔日的场面，内心还会微微悸动。

在那个已经从亢奋转为压抑和惶惑的时期，普通人不再醉心政治。沉默的绘画、读书和诗歌写作成了当然的选择。没有人奢望成为艺术家，因为艺术家都进了牛棚。学习艺术的人们，也没大学可考，不过是借一根烛火，让眼前有点光亮而已。

在工厂画黑板报 1976年

画画的青工 速写 1976年

那天参加绘画活动的经历，让我少年时的梦想惊醒，随后便邀约伙伴，在厂里组织了一个绘画小组。白天工作干完了，就把工友当模特儿练速写。

6点下班，我们三四个人各骑一张单车，赶到大观河和滇池边画落日风景。画箱是自制的，油画纸也是自制的。反正工厂有的是原材料，把香蕉水、油漆倒进罐子，放几把粉笔灰搅拌成糊状，用喷枪喷到白纸上就行。

能找到的参考资料，只有宣传画和俄罗斯的油画。画册买不起，就到处搜罗画片，细心地粘在小学生练习本上。那些画片不过卡片大小，还没有照片清晰，但也让我们几个学徒工知道了光影、构图和明暗对比是怎么回事，内心还多了几个比领袖更值得崇拜的偶像，如列宾、希什金、列维坦、苏里科夫、库因芝等等。

在工厂这群伙伴中，我算画得比较好的。可拿到社会上的朋友圈里，根本不入流。原因是，我在起步阶段无人引导，不好好打基础就随性乱来，一会儿水彩，一会儿水粉，一会儿油画，以至于国画、连环画、剪纸都玩了个遍，毫无定性儿。

要说小有成就的，还要算粉笔画。我在中学和工厂一直负责黑板报，每个星期都要出一期，黑板便成了练手的地方。我经常把所有版面搞成连环图，什么围海造田、越南人民抗击美帝、珍宝岛战斗英雄、车间里的好人好事等等，连文字带图画一手包办。甚至发明了用粉笔和木炭在黑板上做出油画效果的方法。现在回想，不走正道，也是一种随性快乐的活法呢。

西山脚下的蔬菜地 油写生 1977年

女工赵普华 水彩 1977年

这样疯狂地玩了几年，便有了搞美术的念头。1977年恢复大学招生的消息，给所有自学青年打开了一扇希望之窗。我们三百多人的小厂，就有40多人报考。

那时，我根本不知道全国有570万人报名，录取比例只有29:1，贸然在工友的鼓动下报名，信手把第一和第二志愿都填成和美术有关的专业。当然，比较周围的牛人，对自己的斤两还是有点普气，不敢去蹭美院，便打个擦边球，报了杭州丝绸学院和武大考古系。结果却令人沮丧，全厂20多个中榜考生，唯有我的录取通知书姗姗来迟。

根本不是什么丝绸，亦非考古，而是云南师范学院史地系。后来听说，我们班有多名同学分数远在录取线之上，可因为政审不过关，档案被扔在一边无人理睬。史地系的李寿老师去招生，仔细看了这些材料，觉得可惜，便统统收到师院。我考分不高，政审也差点出问题，因为父亲还戴着反动权威和叛徒的帽子。招生办要调查家庭背景。老爷子从下放的村子赶回来，气急败坏地跑去警告单位的人事干部，说你要是整了我儿子，我绝不善罢甘休。倘若没有父亲的一番折腾，没有李老师的善意，我恐怕也跟大学无缘了。

到史地系报到的头几天，见了同学，也见了担任各科教学的先生。其中，一个叫金维和的中年老师令人印象深刻。他领着一群刚结识的学生到家里，给大家看他收藏的历史图册。金老师讲的是商周史，每次上课，他都会带来一叠图片，用绳子连成一串，挂在讲台左侧，有关甲骨文，妇好墓，有关青铜兵器和饕餮纹样。如今想来，这不就是投影教学的1.0版嘛。

据说金老师曾在北京某杂志社工作，不知为何被发配回云南。他并非上古史研究的大家，也没有发表过有分量的论文或专著。他的语调缺乏抑扬顿挫，还带着浓重的腾冲口音。但那声音很有辨识度，竟能和图像相呼应，产生一种奇特的效果，恍惚间，朦胧的历史画面竟活了起来，一帧一帧地徐徐潜入学生脑袋，留下鲜明的印记。

1982年1月史地系毕业合影（局部），前排左起第二位是金老师，四排右起第二位是笔者

大学期间，我们时常去金老师家玩。他得知我喜欢美术，便视为知己，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厚重的精装书给我看。哦，是一本画册，Czechoslovakia（捷克斯洛伐克）出版的，书名叫Russian Painting of The 18th-19th Centuries（《18到19世纪俄罗斯绘画》）。以现在的标准衡量，书的印刷质量不算好，可对于当时见识浅薄，只能通过小画片揣摩作品意境和技巧的我，已足够惊喜。这是金老师最珍惜的高档画册，我时不时就要登门拜访，以细细品读为乐。

有一次翻到书的最后一页，发现里面贴着一张发票，白底红字，说明此书购于北京王府井外文书店，日期是1959年3月19日，售价20元整。彼时金老师正年轻，大概刚大学毕业，这本英文画册要花去他一个多月的工资。

自从看了金老师的画册，我如同中了毒瘾，也有了逛外文书店的癖好。看上某本画册，也会偶尔买回家。大学我是带薪读的，每月工资和金老师年轻时相仿，而书价已涨了许多，只要买一本画册，大半年的积蓄就没了。

画册的发票

转眼大学毕业，政策是带工资的学生哪里来哪里去，如果自谋出路，师范生只能去中学教书。母亲带着我挨着学校询问，找了个把星期，只有地质中学要人。正待办手续，一位原定留校的同学打算回成都工作，替补的机会落到我头上，我稀里糊涂地成了云南师范学院史地系的教师。

刚毕业的日子，同宿舍的学友走光了。假期间我留守学生宿舍，一人占据了四张高低床。上岗之前，闲来无事，我每天洗洗衣服，读读书。一天，金老师找来了。他坐下，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画片，说道：我喜欢美术，可惜不会画，你能不能临摹这幅，作为师生一场的纪念？

我一看，就知道这画片出自那本俄罗斯画册。画很熟悉，是库因芝（Kuinzhi,Arkhip Ivanovich,1844-1905）在1879年完成的，名字叫“白桦林”（A Birch Wood）。

库因芝出生在克里米亚，祖上有希腊血统。他很有艺术天分，只在26岁时进学院短暂学了一段时间，大体算是自学成才。这一时期，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围绕在克拉姆斯科依（Kramskoy, Ivan Nikolayevich,1837~1887）周围的一群青年画家。1874年30岁时，他第一次参加巡回画派（the Travelling Exhibitions）的展览，以其独特的风景画而受到关注。他的油画多为横幅，构图非常简单，常用三分之一处的地平线分隔天空和荒原，视野辽阔，远及天边。画面中了无人迹，因此格调异常沉静，如果拿中国的诗歌比较，最接近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意境。

固然，苍茫空寂是同时代俄罗斯风景画家的共同情调，可库因芝却能独辟蹊径，从时代氛围中跳脱出来，自成一格。在同辈人中，列维坦（Levitan, Isaak Ilyich,1861~1900）的作品大气深沉，希什金（Shishkin, Ivan Ivanovich,1831~1898）的绘画明朗浑厚，库因芝却与之不同，他的风景画虽显寂静，却不寂寥，原因是，他非常善于捕捉光线的瞬息变化，如《月夜下的乌克兰》和《暴雨后》两幅油画，都是在大片的暗调子中突出一簇亮色，于宁静中隐藏着动态。

《白桦林》亦如此，依靠前景和远景浓重的树影，衬托出阳光照耀下明艳的草地、树干和水潭。全图没有一个运动物体，仅用光，就描绘了一幅寓动于静的画面。画中借明暗对比形成的戏剧张力，可以长久吸引住观者的视线，诱导他们驻足品味。有这样的特质，库因芝才胆敢一再举办单幅画的展览，获得轰动效应。

《月夜下的乌克兰》 库因芝 1876年

《暴雨后》 库因芝 1879年

乍一看，临摹《白桦林》并非难事，可笔一落下去，才知道“小锅是铁打的”。这幅油画的难点不在吸引眼球的受光部分，而在树丛、树干、草地和水潭的阴影。这些暗调子占了三分之二以上的面积，画不好，便会出现两种情况：或者暗部暗得漆黑一片，或者把暗部画脏了，显得斑驳杂乱，无法统一在一个和谐的影调之中。

尽管如此，临摹的过程仍然愉快得不得了，因为我没有专业画家的压力，与金老师，就如同辈的友人一般。十来天的时间，我化身云游的浪子，安坐在俄罗斯广袤的丛林里，试图参透光影幻化的秘密。

画作完成，金老师表示满意。我自知这习作足够粗陋，精神上却获得充分满足。但这份满足却未能持久。俄罗斯风景画所表现的“壮阔”，和我狭隘的现实处境反差甚大。这反差造成的冲突，持续地在内心酝酿着。

1982年留校不久，我被派到“特困山区工作队”，在楚雄彝族自治州的武定县教师培训班教书，结识了一批彝族、苗族、傣族的乡村老师。一年结业后，我跟另一位培训老师到大山里徒步旅行，沿途拜访学生的村子，一直走到金沙江河谷。1985年，我在读硕士期间，开始调查昆明附近的大花苗。1993年冬天，又报名援藏，到西藏做田野调查。走得越远，看到的越多，内在的情绪逐渐得以释放。

多年里，我在昆明附近的山区、西藏、云南的迪庆、四川的理塘和青海的三江源拍了很多照片。透过镜头，我发现，阳光在青藏高原塑造的景色，与库因芝的油画何其相似。苍茫雄浑的原野，耀眼的光影对比，长久地洗刷着云游者的心灵。在《雪山之书》中，我曾描述自己的感受：

“我喜欢窗外的一种风景：一个男人或女人坐着，面对雪山和峡谷，不用说什么，不用想什么，就呆呆地看和听，和当地人习惯的那样。这种习惯如同树和石头的习惯，对环境不做选择，只去适应，适应了又学会欣赏，甚至仅止于观看。”

借用“临渊而立”的典故，凝视风景，必被风景所吞没。描画风景的过程，也是一个被风景逐渐吞噬的过程。随着观察和描绘的深入，观者的骨头会渐渐变成岩石，肌肤变成草原和旷野，头发变成树林，直至丢魂落魄，疯癫失常。19世纪俄罗斯的油画，乃至小说、音乐和诗歌，都具有这样的特质。当时的俄罗斯画家，与法国印象派画家很不相同，那差异不仅是技法上的，更是精神上的。

从列维坦、列宾、克拉姆斯科依、苏日柯夫和库因芝等人的人物画和风景画中，能感受到一种“舍身”的氛围。比较而言，同时代的法国画家多秉持“六经注我”的态度，把周围的事物和景观都变成自我精神外化的象征，他们追逐闪烁的光线，跳跃的色块，将之当作艺术实验的元素，玩弄于股掌。而俄罗斯画家没有这种轻松玩耍的趣味，其志向不在实验，而在舍身于自然和社会的实践。他们的修行，仿佛是在坚持不懈地凝视外在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最后将自身与风景合一而完成的。

甘孜草原上的孩子 1996年

转眼到了2017年，适逢77届毕业四十周年。10月间，当年的北京知青游恒学长从美国回来省亲，专程绕道昆明，拜会师友。那天，她约了杨晓辉和我去看望金老师。云南师范学院早就改名为云南师范大学，可老教师住的院子却无甚变化。

金老师住三楼，按了门铃进去，屋子里的景况让我暗暗吃惊。老两口，两室一厅已足够，但其拥挤的程度超乎想象。小小一间书房，除了简单的书柜外，横七竖八的木架一直搭到顶棚，灰尘扑扑的图书层层叠叠堆砌在上面，摇摇欲坠，恍若微缩版的九龙城寨。客厅则似中药铺，茶几上，柜子上，窗台上，纸盒子占据了每一处空隙，每个盒子的外面都写着药名。

金老师一边招呼我们落座，一边解释道，他多年前得了膀胱癌，动了手术以后，病情控制住了，但一到夜里就小便失禁，只得到处求医，收集药草。似乎见我们有些沉闷，他转向我，指着沙发靠着的墙壁说：你瞧，那是什么？我举头一看，在我们上方，就挂着那幅《白桦林》的临摹画。

我们在金老师家的合影

完成这幅画以后，我不停地忙这忙那，没时间去金老师家玩，也没见过它是怎么收藏的。今天看到它挂起来的样子，仿佛在一堆相册里，偶然瞥见自己童年时的照片，那感受，唯有罗兰.巴特的“此曾在”可以准确描述：

此刻，曾经，存在。

我们聊了一阵，要离开了。金老师说等一等，进了书房，片刻，又出来，抱歉地对我说：唉，本想送你那本画册，可惜一下子找不到了。我生怕他翻书被砸伤，连忙回应说不用不用。金老师又转向游恒，手里递出一张钞票：这里有一张五元美钞，我留着没用，就算送你的礼物吧。游恒接过那张薄纸，一时说不出话来。

晃眼过了一年多，某天，我走在路上，忽然接到金老师的电话，他话音有些含混，但意思听明白了，说到社科院历史所送我东西，没见到人，留在所务秘书那儿，让我去取。我到所里一看，金老师送的礼物，正是那本《18~19世纪俄罗斯绘画》。

拿到这本精装书，怎么感觉样子挺奇怪，于是细细查看：灰色的封皮边缘剪得并不整齐，用透明胶带粘在精装硬壳上。列宾那幅披红绶带的官员画像似乎经过剪裁，又贴到封面上去，还贴得有点歪。封皮和书脊上的书名好像也是粘贴的，而且字体打印粗糙，似乎出自一台老式的打字机。封底，也是一幅剪贴上去的画，是库因芝的《月夜下的乌克兰》。翻到内页，找到那幅《白桦林》，依然是用透明胶带粘上去的，粘得很仔细，不注意还看不出来。

印象中，我看这本画册的时候，还没有剪贴的痕迹。在我们离校后，这本书经历过什么，这本书的主人又经历过什么，我竟然一无所知。但我可以想象，金老师收藏的许多画册，都经过剪剪贴贴的命运。那些被剪贴的画页，曾经在课堂上挂起来，对学生展示过。历史，经过一个个老师的裁剪和拼贴，才成为学生们记忆深刻的知识，把后辈的眼光，引伸向遥远的天地交接处。而老师的生命，却反复被撕烂了又粘起来，最后扯成碎片，消失在时间的深渊里了。

对我而言，这本书描绘的不再是风景，而是被风景吞噬的人生。

画册的封面和封底

重新贴进画册里的《白桦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乐与永续（ID：liveheritage），作者：郭净【云南大学民族史博士，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1998年开始拍摄民族志纪录片，后参与乡村影像的实践，参与创办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对中国西部山地文化做过深入研究。亦致力于中国影视人类学学术史的整理工作。代表作有《雪山之书》（著作），纪录片《卡瓦格博传奇》（合拍）等。】、责任编辑：谷其木，供图：郭净，排版：小牦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