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拍纪录片的20年：你们还相信纪录片的真实吗？

人生都是苦难的，我们干吗要假装永远活在蜜罐里？所有人都知道糖是一种对身体没有任何好处的食物，但我们仍然嗜糖。偶尔有人叫你吃点青菜，吃点苦瓜，你会抱怨说，你就不应该拿这样的东西给我吃。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席（ID：yixiclub），讲者：周浩（纪录片导演），策划：瓜西西、小北，剪辑：大凯，原文标题：《人生本来就是短短的这么几十年，固守自己的观点是很不值得的一件事情 | 周浩》，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用影像讲故事的人

2022.01.09 北京

大家好，我叫周浩，是一个纪录片导演。

人生有很多事情是说不清楚的，当发生一个事情以后，我们都喜欢去找因果。电影《哪吒》里有一句特别时髦的话，叫“我命由我不由天”。活到50岁后，你会觉得有时候命好像还是得认。

我报考大学的时候选的是机械制造专业，这个专业我谈不上喜欢，但它几乎是我唯一的选择，因为我是一个红绿色弱。红绿色弱意味着什么呢？红花通常是普通人看起来最炫目的，但在我的世界里，黄色的花比红花更引人注目。

这让我意识到，因为起点不一样，同一个事物在不同人眼中是不一样的状态。大家都说“红色是最醒目的”是真理，但它对我来说就不成立。那我也是人，我的感受不重要吗？

如果当年能选择一个好专业的话，也许我后来不会改行两次。毕业以后，我先是做了九年的记者，后来又改行拍纪录片。

纪录片是什么，它能起什么作用呢？我一直觉得纪录片是一种媒介，它是人和人之间沟通的一种方式。

我们喜欢一个导演，实际上是喜欢这个导演看世界的方法。每次去参加电影节，能获奖当然是一件非常嘚瑟的事情，但更兴奋的是在那里能看见不同人对世界的不同解读。

通过他们的片子，我们会发现原来世界还可以这么被解读，好像拓展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这也让我觉得，人生本来就是短短的这么几十年，固守自己的观点是很不值得的一件事情。

我从2001 年开始做纪录片，到现在已经做了11 部长片了。我可能是中国导演里拍摄题材最宽泛，拍摄的行业和人物跨度最大的一位。

▲周浩部分纪录片作品

所以给别人一种感觉，好像我什么题材都能拍，什么人物都能拍。我拍过级别很高的官员，拍过毒贩，拍过工人、农民、警察、医生、学生，真是蛮多的了。其实你们看到的只是我的成片，没有成片的远远多于这11部，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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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先跟大家讲讲我和龙哥的故事，大概是2004年左右，拍完我的第一部片子《厚街》，我正在四处寻找下一部片子的题材。我生活在广州，当时在《广州日报》头版下面的通栏里看到一条小通讯，说在广州火车站的某个烂尾楼里聚集着一群吸毒的人。

出于记者的好奇，我拿着摄像机进入了那个烂尾楼。去了以后，看见很多触目惊心的场景。其实在进入这种环境的时候，他们对你是非常提防的。但如果你去了一次，去了两次，仍然没把警察带来，他们对你的防备也就放下了。

在这里面我就看见一个衣冠楚楚的、跟我年纪相仿的中年男人，后来我才了解到他是在里面贩毒，以贩养吸。他在那栋烂尾楼里算是一个比较有脸面的人，他就是龙哥。因为我并没有给他带来危险，他又是一个喜欢交流的人，我们就开始慢慢聊天，甚至还去喝过两次酒。

我当时告诉朋友们说我在拍一个关于吸毒的片子时，他们并没有感到特别新奇，觉得那能有什么呢？吸毒人的状态大家都了解，这能拍出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来？

当时我也没有抱太大的期待，只是有这么一件事儿，定期我就会去看一看。其实每次都是他主动找我，到今年我们认识已经18 年了，我们俩仍然还在延续这样的关系，只有他能找到我，我找不到他。他电话经常换，但是这20年来我是没换过手机号的，所以他找我很容易。

龙哥其实是个很要面子的人，每次会装成没事的样子问我要点小钱，我也会给他，所以这个片子的英文名叫Using，利用。我想拍一部片子，他需要一点小钱，偶尔也需要一个人聊天，这就是我跟他早期的关系，我就靠着这种关系一直拍了下去。

▲纪录片《龙哥》

有时候他会消失半年，突然间给我打电话，见面的时候我就会把摄像机带过去。我跟他在这种交往中间开始了这部片子的演绎。一开始我想拍的是一个毒贩的人生故事，最后我不得不进入这部影片，这是我们两个男人互相角力的过程。

《龙哥》这部片子里有一个经典的片段就是龙哥吞刀片。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问我你是不是有一个朋友叫阿龙。我说是的。然后对方说，他现在正在派出所，你过来捞他。

当时我在广州的居住地离派出所大概有80 公里，我打车赶到那里的时候，龙哥已经回家了。我又赶到他家，一进门就看见他在床上打滚。我说，怎么了？他说，刚从派出所被放出来，偷了点东西。

他偷了将近三万块钱，如果被定罪的话，可能会有十多年的牢狱之灾。他告诉我他在派出所吞了刀片，警察怕出事，就把他放走了。当天晚上我在他那儿待到很晚，我看见他吞了很多生韭菜，据他说，吃生韭菜可以把刀片缠出来。

第二天早上我又赶过去，他的状态比前一天要好一点，然后我们也是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在谈话的过程中，他突然开始吐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面对那个场景没有感到特别紧张，这个事情好像也就不了了之了。

一年以后，我跟他的女朋友阿俊谈到这件事，阿俊那时已经和他分手了。阿俊说，你不知道吗，他一直在骗你。我说，怎么了？阿俊说，那天你来之前他专门抽了一管血含在自己嘴里，你来的时候吐出来了。

我说我跟他谈话谈了半天，没看见有任何迹象，他也不可能一直含着一口血跟我交流啊。阿俊说，他是一个天才的演员，他这辈子不演戏可惜了。

▲图片来源《龙哥》

我断断续续拍了他三年。三年以后，他因为贩毒在丽江被逮捕，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来因为要慎用死刑，他就没有死成，改判了有期徒刑。他进监狱以后，他的入狱通知书是寄给我的。在看守所里面，我问他，你到底吞刀片没有？他迟疑了一下回答我说，吞了。

龙哥是在2006年底入狱的，最近一次联系我是今年元旦，他给我打电话，我问他你还有多久出来？他说还有四年。我问，出来后有什么打算吗？他说，我要回家，这辈子亏欠太多了，父母的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了，我再回去尽尽孝吧。

到今天为止我仍然在给他钱，因为我变成这个世界上唯一能给他钱的人，这个时候好像我就变成了他的某种希望一样。钱也不多，每年大概三四次，当初是200块，现在是600块。

那天他还跟我说，他回家的时候希望我能陪他一起。我说，你还想被拍呀？他说，都到这一步了。我和阿龙的纠缠，也许从拍纪录片开始就注定了将延续一生。

▲图片来源《龙哥》

前段时间还发生了一件非常奇特的事，我在微博上收到一条私信问我，阿龙是不是叫吕某某？我说，是，你认识他吗？他说，我们是一个号子的，他挺仗义的。

人生本来只有自己的一段，但当你遇到这样的故事，搭上这些人，如果你能承受的话，的确是“厚重”了起来。这种感觉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不应该这么说——但的确是有些“美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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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纪录片又发不了财，甚至还要贴钱，那我们这些人为什么还要一直拍？我觉得自己应该是在享受拍片子带来的那种“发现”的快乐，做片子的时候，最快乐的事就是你发现了那些连接。

2015 年，我一个朋友叫刘新宇，他在做《中国留守儿童白皮书》，请我去拍点小片子。我是从贵州出来的，我说那我就回贵州拍吧，他说没问题。

凭自己对当地地貌的了解，我随机地找到一个乡村中学。那个校长很热情地接待了我，给我推荐了一个初二的班级。他说，这个班大概有百分之六七十的孩子都是留守儿童，也许你能看到一些故事。

然后我就去教室里跟他们一起上课，开始了我的拍摄。大家知道中学生的学校生活其实是很乏味的，你也很难去发现什么故事。我就跟他们聊天，聊他们家庭的状态，但仍然没有找到特别兴奋的点。

正好赶上清明放假，我就决定跟其中的几个孩子回家，其中一个孩子叫梁忠彪，就是画面中这个孩子，我跟他回家的时候看见了这一幕。

▲《小彪和狗》片段

小彪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一年只回家一次。他还有一个哥哥，他跟奶奶不和，于是他就一个人住。小彪在乡里读中学，一周也只能回去一次，这就意味着这只小狗一周只能吃一顿饱饭。

你说父母爱不爱自己的孩子，肯定爱，但他们不得已要出去谋生。小彪也非常爱这只狗，但是他要上学。我突然好像找到了某种连接，小彪跟小狗的关系，就像父母跟他的关系。

在我们拍完后不久，这条狗就跑不在了。我跟梁忠彪现在偶尔还有联系，一个月前，我问他，你现在应该上大学了吧。他说，我在深圳上职业学院，已经二年级了，马上就要毕业了。

我又问他，你后来有没有再见到这条狗。他说，我相信有一天我们还会再相遇。他今年大概二十二岁，我没想到他能说出这样的话。这条狗给他留下的记忆太深刻了，一直陪伴着他。

经常有人问我，导演你的题材怎么来的。其实我们做片子，有时候题材来得特别惊心动魄，但有时候好像也就是一个微小的触动，就会让你去拍摄。

我在拍完《大同》以后，就在想下面该拍什么片子呢？拍完了市委书记，是否该拍省长？

▲纪录片《大同》

也是在这次拍留守儿童的过程中，我到了贵州的一个布依族寨子，也是去拍这个孩子，那个孩子，没有太多的惊喜。在拍摄的最后一天，我碰见了一个小姑娘。

当时我们其实是在拍别的女孩，这个女孩一直跟在我们后面，跑过来跟我说，你为什么不拍一拍我？

▲《长大》片段

这个小姑娘当年十二岁，现在已经十九岁了，她今年高考。她告诉我们说，这辈子不想嫁人，只想回到她的村子教书。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好吧，我来陪你长大吧。

于是从2015年开始，我一直跟拍了包括她在内的三个女孩的故事。就是这张照片上的三个女孩，最左边是罗晶，中间是韦秀业，靠近我的是韦小凤。韦小凤今年腊月二十三结婚，我也会赶到贵州普安去。

你们也许会觉得拍摄这样的题目很简单，只需要投入时间就行了。其实在这个片子里我受到了非常大的挫折，也许是我拍片子以来受到的最大的挑战。

就是中间这个女孩子，我已经拍了她六年时间了。她去年高考，我们去拍摄的时候，因为疫情进不了她的学校，只能拍她从学校出来，进入另外一个考场的过程。去之前我也给她打过电话，我说明天要拍你高考。其实她蛮紧张的，但她说，好，你来吧，反正你都拍了这么久了，但是要稍微离我远一点。

拍摄那天的时候我是站得很远，但摄影师和录音师离她很近，因为他们已经很熟了。从她一出校门开始，摄影师就拿着镜头贴着她拍，大概也就一两米的距离。应该是紧张吧，这个女孩突然之间大哭，最后一直哭到考场门口，让我几乎崩溃掉了。

我就告诉我们的团队说，我们撤吧，我不希望她在出考场的时候还看见我们。后来又跟她班主任说我们就走了，不再打扰她了。后来老师说她考完语文出来状态还比较轻松，但这还是让我特别内疚。

高考成绩出来后，她刚刚上二本线，被天津的一所学校录取了。但是她说天津太远，还是想读本地的大学，所以她今年又复读了。在她复读这半年里，我都不敢去打扰她。

其实我们两个在微信上已经达成和解了，但这种愧疚感产生的压力我觉得是非常大的。碰见毒贩，碰见官员，你好像可以泰然处之，碰见一个小姑娘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拍片子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风光，而且你们看见的都是我的成片，其实还有很多片子是没有成功的，而且到现在我也不敢保证这个片子一定能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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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的所有素材都来自真实世界，但其实每部影片都是导演自己的影片，你们所看到的故事都是导演重新构建出来的。

我有一部片子叫《棉花》，它是我所有成片里制作周期最长的，花了大概八年时间。《棉花》的创意是特别脑洞大开的，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棉花进口国，地球上最早种植棉花的地区是两河流域。

当时我就特别想在两河流域拍人种棉花，然后进口到中国纺纱织布，在泰国成衣，最后穿在一个美国人身上。最后因为各种原因限制，而且只有我自己，所以就变成了去拍新疆人种棉花，河南人去新疆摘棉花，在广东纺纱织布，最后做成牛仔裤的故事。

▲纪录片《棉花》

这是一个河南的妇女，她有三个孩子，她要去新疆摘棉花了。她走之前，跟三个孩子一起吃了一顿早饭，大家仔细听一下她说的是什么。

▲《棉花》片段

我做片子的时候都习惯自己做字幕，因为我觉得做字幕的时候，能够对内容有更多的理解，可以重新认识那些你以为已经很熟悉的段落。

这部片子已经制作完成11 年了，至今为止只有一个河南人告诉我说，导演，你的字幕错了。她跟孩子说的是，“放学骑自行车要小心，别走中间，别不照着路骑，骑自行车不照着路骑容易翻车。”

你们看被我写成了什么。

我觉得我是充满诚意来做一部片子的，但最后竟然会做出这么一种东西来，你可以想象人的主观意识多么强烈，想当然就给别人添加了字幕。

有时候我们对生活的解读是非常自我的，这个错误给了我非常深刻的教育，你们现在还相信纪录片的真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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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了这么多年纪录片，我一直觉得纪录片有一个比剧情片更好的优势。剧情片给人的感觉是前面有个舞台，演员在上面演戏，导演把演戏的过程拍下来，就成为一部电影。

但在纪录片里，观众或者摄像机和舞台之间的边界好像随时可能被打破。日本有一个很知名的前辈小川绅介说过，纪录片是由拍摄者与被拍摄者共同创造的世界。

我相信未来的电影一定是可以有多种选择的，每个观众都可以选择电影的结尾和电影的走向，会把这种互动性放进去。其实在纪录片的拍摄中，这种互动也一直在进行。

我今年有一部片子，大概几个月后会上院线，叫《孤注》，讲的是两个患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的故事。

▲纪录片《孤注》

大家知道，有PTSD的人通常是不愿意跟别人谈论自己的故事的。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两位愿意接受拍摄的对象，一位是青岛的心理咨询师，还有一位是台北的默剧演员。

这位默剧演员小时候遭受过性侵，青岛的心理咨询师在很小的时候目睹了父亲跳楼自杀。五年前，她和丈夫开车的时候，丈夫出车祸去世了，她就坐在副驾驶的位置。

▲《孤注》预告片

这个片子一开始是想去拍他们怎么活过来的故事，但我们每次去拍的时候，他们都知道我们是为什么而来的——因为他们有创伤，所以我们才会进入他们的生活。你在不经意间的举动或者你的进入本身就会让他们不断地闪回，不断地想到曾经的苦难。

虽然我从一开始就告诉自己，绝对不主动去问他们曾经发生的那些事情，他们在片子里所说的事情都是在对别人的表述中说出来的。但是只要我们一出现，问题就会出来。

那怎么办？这片子的英文名字叫All in，是德州扑克的一个术语，我都赌进去了，我没有后路了。

这个片子首映是在上海电影节，放映完以后我一个同样在做纪录片的朋友说，你压根就不应该拍这部片子。我说，怎么了？他说，这不就是在贩卖苦难吗？然后你还会得到某种社会的响应。 

我觉得他说的好像有道理，在这个片子里，我自己的感受也是非常矛盾的。这两个主角也对我有很多质疑，你为什么要拍这部片子？你到底要做什么？

▲图片来源《孤注》

说实话，这部片子到最后也没有提出任何解决方案。做完之后我的感觉是，面对这一切，我们无处可逃。我把这种行为理解为什么呢？就是陪伴吧。这两个被拍摄者真的非常不容易，我很感谢他们。

我们经常会讨论，好的纪录片拍摄对象和拍摄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的理解是一种共谋的关系。

他们是两位真正有勇气的人，他愿意把自己的苦难说出来，想为这个群体发声。他们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去迎接大家的挑战。

有时候我们真是愿意当睁眼瞎，假装没有这个事，当有人愿意把他们的苦难说出来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看的人还这么抵触呢？

人生都是苦难的，我们干吗要假装永远活在蜜罐里？所有人都知道糖是一种对身体没有任何好处的食物，但我们仍然嗜糖。偶尔有人叫你吃点青菜，吃点苦瓜，你会抱怨说，你就不应该拿这样的东西给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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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施一公教授在一个演讲里谈到，我们认识的世界不是客观的，我们所看见的、所能感受到的能量形式叠加起来也许还不到宇宙形态的4%，也就是说我们对96% 的宇宙形态是无知的，这是一个科学家对世界的判断。 

我就联想到我几年前做过的一个关于AI围棋的短片，叫《7%》。这片名是怎么来的呢？日本有一个棋圣叫藤泽秀行，他说过一句话，“棋道一百，我只知七。”藤泽秀行是那个年代最顶级的棋手，当你问他围棋是什么的时候，他说我大概只知道7%。

《7%》讲的是腾讯的一个围棋软件绝艺的故事，绝艺研发出来之后，把它放在中国最大的围棋网站野狐网上和专业棋手下棋，胜率是非常高的，可以连续20盘、30盘不败。随着它的胜率越来越高，人们渐渐意识到这可能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电脑。

诱使我做这个片子最重要的原因是做绝艺的这帮程序员没有一个人会下围棋，他们只用了半年时间就研发出了这个软件，而这个软件最后可以秒杀最职业的选手。像柯洁这样积分最高的棋手，聪明，有天赋，努力十多年以后能变成世界第一。但现在有另外一群人用半年的时间，就可以超过他。

我想再讲一个我的感悟。我参加过这么多电影节，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电影节是在挪威北部，这个城市叫特罗姆瑟，就是地图左上角那个圈。

我当时住在广州，到特罗姆瑟大概要转三次飞机，耗时将近24 小时。这个城市位于北纬69.2度，因为有大西洋暖流，那里的海边终年不结冰。我在那里见过我这辈子都非常难忘的极光，我当时觉得这就是天边的感觉，也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能去。

后来有一次我从美国坐飞机回国，飞机上有航行图，我突然发现我的飞机从特罗姆瑟不远处飞过。我以前以为中美之间的飞机是走太平洋的，实际上它是走北极。我当时看了一下地球仪，如果有一个航班从北京直飞特罗姆瑟，我估计就跟北京飞莫斯科差不多，六七个小时就可以到。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有时候我们以为经验帮助了我们，其实是经验害了我们。那些固有的认知阻碍了我们，让我们越走越窄，越来越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

再说回到龙哥吞刀片的事情，这个片子在早期放的时候，北京电影学院的崔卫平教授就质疑我说，你是一个记者出身的人，为什么不去探究一下龙哥到底有没有吞刀片？

我说崔老师，有一天龙哥出狱了，我把他带到你面前，你亲口问他，他亲口回答你以后，你觉得你就得到真相了吗？有时候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件事情，如果是刘谦吞了一个刀片，你会很紧张吗？

对我而言，我不觉得吞刀片这件事的真伪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我觉得通过这一件事情的来回，各种人的反应，龙哥的反应，阿俊的反应，让我对这个人更加了解了。

《龙哥》在放映的时候，我会经常问大家一个问题，龙哥是好人还是坏人？我几乎没碰见一个观众第一时间跳出来说龙哥是坏人。这个人又吸毒又贩毒还谎话满篇，在大家以前的认知里，他肯定是个大恶人。

但为什么看完片子之后你突然间语塞了，没法直面这个问题了？我觉得这就是你跟龙哥的交流开始了，尽管你以前从来没想过你会跟一个毒贩进行交流。我想从来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恶人，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好人，大家都是人，互相珍惜吧。

我们这些做故事的人，就喜欢讲这些事情。如果没有故事，所有发生了的事情都会四处飘散，彼此之间毫无差别。当我们把经历的事情进行梳理，某种意味深长的东西就会产生。我都不愿意说，某种意义就会产生，我觉得意义这个词好像都拔高了我对世界的认识。

当你看了片子以后，你会笑，会敬畏，会充满激情地去行动，会被激怒，会想去让什么东西改变，也许你还会骂我，但我想这都没有关系吧。

我们知道自己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就没有必要太多去排斥别人的观点。这个世界之所以有这么多分歧，就是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但我们哪来的自信认为自己是对的呢？

真理的对面永远有另外一个真理，只有当两个真理放在一起的时候，也许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才有可能离“客观”更近一点。所以我觉得，放下我们自己吧，放下我们那些固有的认识吧。

谢谢大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席（ID：yixiclub），讲者：周浩（纪录片导演），策划：瓜西西、小北，剪辑：大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