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街头理发师的小江湖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生活方式研究院 （ID：neweeklylifestyle），作者：杜倩，版式：KKW，运营：ZDY，监制：罗屿，原文标题：《街头理发江湖》，头图来源：IC photo

春日傍晚，暮霭逐渐笼罩住整个城市。

正值晚高峰，道路车水马龙，喇叭声短而急促。北京三环内某小区门口，买菜回家的老人正缓慢地从兜里掏出手机扫码，一个刚放学的男孩连帽子都来不及脱，便骑上自行车冲出小区，他身后跟着一路小跑的母亲。

小区外50米处，一群老年人正坐在水泥墩上聊天。在他们身旁，姚桂芬穿着深色牛仔套装，脸被白色鸭舌帽和棉布口罩裹得十分严实。她右手拿着电推子，左手拿着尖尾梳，双手上下翻飞，不到10分钟时间，一位男士的利落平头就剪好了。

随后，姚桂芬从腰间工具包里掏出一块已经开口的海绵，扫了扫男士面部和脖颈处的碎发，将围布一抖，男士随即起身。

只见那张粉红塑料椅中间已微微发白，因使用过久而有些倾斜的椅背上，深红的“理发”二字十分显眼。

网红理发店的客户，多为年轻人

在这个繁华城市中，高档理发店如棋盘般密布，它们凭借优质服务，让追求品质生活的年轻人蜂拥而至；而环境简陋的街边理发小摊，也有不少像姚桂芬这样的理发师傅，他们凭熟稔的理发手艺，仅靠几个简单的工具，亦可从早忙到晚。

“谁家没有个孩儿呢，无论如何不能牵扯孩子”

客人走后，姚桂芬在水泥墩上坐下。她来自吉林长春，1954年出生，如今已近70岁。操着一口纯正东北话的她，管剪头发叫“绞头”。

“我这辈子就会这一门手艺。”姚桂芬说，别看如今的理发师以男性为主，从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初期，理发师却是一直以女性居多。

1962年喜剧电影《女理发师》截图

姚桂芬23岁入行，在一个叫“阮梦”的培训机构学理发，“理发、裁剪都是那个时代的热门技术”，学成后的姚桂芬和丈夫在农村老家开了一家理发店，一干就是40年。

5年前，姚桂芬到北京走亲戚，她寻思着顺带找点活儿干，由于年龄太大没找到，于是和老伴儿合计，不如在北京重操旧业。老伴儿患有糖尿病，前些年又做了心脏搭桥手术，每月药费要1000多元，对他们而言是笔不小的开销。

于是，姚桂芬带着她的工具——一个消毒的喷壶，大、小推子各一把，平、牙剪子各一把，一把刮刀、一张围布，来到了街边。

冬天冷，人少，姚桂芬一般“朝九晚六”，夏天她会到晚上8点天完全黑下才回家。偶尔，她也会耷拉着眼皮跟周围人抱怨：“我也60多岁了，穿得溜光水滑出去溜达不好吗？冬天手都冻裂了，夏天捂得浑身都是痱子。”

但大部分时间她是乐观的。

靠着这门老手艺，月收入三四千元，这让姚桂芬很满足。

街边理发，有时就像一场引人注目的行为艺术表演。姚桂芬从不露怯，也从不问人家想要什么发型，她就认一点——“根据头型来，给人家剪好看。”说话间她掸了掸挂在鸭舌帽上的碎发。

姚桂芬琢磨，老年人之所以爱找自己理发，可能是年轻人喜欢潮流发型，老年人则拒绝花里胡哨；另外，老年人大多腿脚不好，不喜欢跑远，在她这剪完提脚就回家了；再者，理发店太贵，想到子女们有车贷、房贷，老人总想给孩子省点钱。

姚桂芬的想法不无道理。《中国生活美容行业发展报告2020》提到，与2018年相比，2020年的美发客单价提高了2.9%，女性平均137元/单，男性平均95元/单。作为最寻常的消费，理发却悄然变得“奢侈”起来。

如今，理发店的高昂价格让许多人望而却步。

“谁家没有个孩儿呢。”姚桂芬的女儿远嫁到杭州，在她看来，哪怕生活并不富裕，但“无论如何也不能牵扯孩子。”她摩擦着两个手指，喃喃地说着自己的想法。

大家都熟悉了，这点光还借不上？

两年前，姚桂芬租住的小区楼下开了一家高档理发店，不过她的小摊仍是一如既往地热闹。尤其是周六日，周边的水泥墩或长椅上，都坐满了老人，“大家聊聊哪儿菜便宜了，中午、晚上吃啥，唠唠家长里短。”

姚桂芬的理发摊，似乎连接起了一个熟人社会，甚至完成了某种社交属性。高档理发店里，周到的服务背后是人际关系的疏离，工作人员的亲切、客气、礼貌往往仅存续于人们理发的那段时间，走出店门，大家依旧陌生。而街边理发摊，只要你走进过它，即可获得长时间的情感服务周期。

人心也是江湖。摆摊这些年，姚桂芬感受到不少人情冷暖。她觉得，有人是真的记挂她；有人是出于礼貌，偶尔路过会问一句“吃了吗？”；也有人每次夸完她的手艺，就想顺带谋点小便利。

不过，无论怎样，姚桂芬都热情大方地照单全收。

街边理发摊，本质上是老年人社交场域。

姚桂芬没歇一会儿，一个骑着三轮车的阿姨，忽然在马路边对着她大喊：“快过来，我给你带了个好东西。”姚桂芬边答应，边轻快地翻过栅栏走过去。阿姨说：“早上就给你装上了。”说完，把一个布包裹递给了姚桂芬。

姚桂芬刚跨过栅栏往回走，一个穿着黑色中山装的中年男士，举着手机朝着小摊走来，边走边尴尬地说：“刚刚忘给你钱了，你咋也不说呢？我给你发10块钱红包哦。”姚桂芬大方回答：“这有个啥，我都不知道你没给钱哩。”

天都黑了，姚桂芬还在等活儿。

一位中年大哥在两米外就举起右手，半弯着腰朝她打招呼：“有点凉吧？咋还不回啊？”“待着呗，我穿得多。”大哥笑道：“那就行，我买点卤菜去。”

2021年印度喜剧电影《命运理发师》截图

大哥前脚刚走，留着“桃心头”发型、穿着深蓝色工作服、脚踩小皮鞋的邢师傅走过来就问：“大姐，有火没有？”姚桂芬笑道：“我哪有，我不抽烟。”邢师傅不依不饶：“那你得预备一个啊。”说罢，他找一个站在旁边预订酸奶的小伙子借了打火机。

借完，邢师傅一屁股坐在理发椅上问姚桂芬：“你知道我中午吃的啥？就在那微波炉烤了一个馒头，剥了两瓣蒜。”姚桂芬看了他一眼，说：“我中午还没吃饭呢，不饿，我都没回去。”邢师傅提高了音调：“没吃饭啊？”姚桂芬说：“我一天就两顿饭。”这并没有堵住邢师傅的嘴：“昨天吃红烧肉，今天吃大蒜就馒头，你说我难受不难受？”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邢师傅始终滔滔不绝，“明天刮大风吗”“我们公司这个月接了3000万元订单”“刚买了变形金刚”都是他津津乐道的话题。

邢师傅是山西人，在北京某知名糕点公司当了十几年工人，身材瘦削。两年前，公司开始实行轮班制，他就到家附近的超市做兼职，每天负责装卸橘子。

邢师傅40多岁，称姚桂芬“大姐”。他说自己一直在这理发，毛寸、偏分都剪过。他山西口音有点重，说自己“还剪过‘飞头’”。姚桂芬翻译，是“分头”。

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就是桃心发型的忠实爱好者。

目前这个桃心发型是三天前刚在这里剪的，他十分满意，言语中毫不掩饰对姚桂芬的夸赞：“不能说路边摊剪的就不好，也有高手剪得非常好。比如大姐就是深藏不露啊。”

他拿出手机翻出姚桂芬给他剪的各类发型照片，还顺带翻出一张自己年轻时的照片，由于拍摄时间过早，像素明显不高——那时候的他留着中分长发，有点像摇滚青年。他站在池塘边，旁边的黑人小伙伸出大拇指，邢师傅则把双手搭在小伙肩膀上。

邢师傅马上要去卸车了。他嚷嚷着要在这里办年卡，不然姚桂芬总是不要他钱。姚桂芬反倒有点不好意思，她低着头说：“大家都熟悉了，这点光还借不上？”

2019年5月14日，南京，大报恩寺附近的一家街头理发摊。(图/高菲)

“要不是出门太久着急回家，我还想再剪一次”

姚桂芬来北京后，几乎只在周边三公里的范围内活动。她的理发人群中，其实也有少部分的年轻人——他们如同穿越者，在北京这座城市中来去匆匆，或奔着医疗资源而来，或因为职业选择而离开。

姚桂芬回忆，自己来北京的第二年，疫情还没发生，理发的价格还是7块钱。小区里住了7个年轻小伙，她管他们叫“小孩儿”。无论是穿衬衣还是穿T恤，他们总是统一着装，就连剪头发，都得两三个人一起来。他们快速排队剪完，之后一哄而散，去超市买菜做饭。姚桂芬觉得疑惑，心想：“这是干啥的呢？不会是传销吧？”

不过，小伙们从来没有拖欠过姚桂芬的理发钱，还主动帮姚桂芬注册了微信。那天，其中一个小伙剪完头发没零钱，于是跟她说：“阿姨，我帮你办个微信，下次我好扫码付款。”

一年后，这群小伙突然消失了，姚桂芬忍不住有点想这群“小孩儿”。大概半年前，其中一个小伙回来了，姚桂芬认出他，赶忙拉住他问：“咋好久没见到你们？”小伙有些惊讶，说道：“公司黄了，我们不在这儿上班，搬走了。”

《剃头匠》海报

去年有个二十五六岁的小伙，也让姚桂芬印象深刻。他从外地来北京看病，在这个小区里租房，每次出小区或者从医院回来，总会盯着姚桂芬的理发摊看一会儿。

姚桂芬猜，小伙可能担心她手艺不好，另外，也可能既想省钱，又怕被别人看到自己在路边摊理发没面子，“让人笑话。”

但最终，小伙还是被高档理发店的价格劝退了。一天，他终于坐在姚桂芬的剪发椅上。最初，他显得浑身不自在，甚至如坐针毡。剪完了，他拿起镜子一看，还挺满意：“这剪完舒服多了，比理发店剪的还舒服。”

不久之后小伙准备离开北京，临走时来和姚桂芬告别，他说自己出门太久着急回家，“其实我还想找您再剪一次头发。”

姚桂芬见过太多这样的“人来人往”。她指着远处说：“原来对面那个公园，可多像我这样的理发师了。不过，随着城市治理，这一片就剩我了。”

姚桂芬明白，无证经营的街边理发摊终将在城市消失，自己有一天也会离开这里。不过，“能动就先干着，我们这一辈人习惯跟着变化走。”

“毕竟，能靠自己的双手活着，已经比很多人幸运了。”姚桂芬一边收拾工具箱，一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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