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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23 07:49
抑郁现实主义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神经现实(ID:neureality),作者:Julie Reshe,翻译:陈小树


抑郁的滋味,我依然记得。那是种惊慌的心境,似乎永远不会到头。光是想到要醒来,我都会害怕。由于担忧明日,未来蒙上了阴霾,积极乐观不知为何物。我的内心动荡不安,不时莫名感到反胃,会突然感到外物攫住了我的心灵。我不认识这个陌生的自己,我想知道曾经开朗的那个我去了哪里。


我的抑郁因情伤而起,但究其原因,不只是分手的冲击,而是发现那个你曾相信、曾深爱之人,那个最亲密、并承诺永不分别的人,已经变了。变成了对你的痛苦漠不关心的一个陌路人。我发现这个亲爱的人不过是幻像而已。过往变得毫无意义,未来则不复存在。于是这个世界本身,便不再可信。


在那些沮丧的日子里,我发现他人对我的态度同以前大不一样。这个社会对抑郁的容忍度并不太高,我身边的人分成了两类。一类想把我修好,鼓励我振作起来,叫我去寻求心理咨询师的帮助。另一些则像躲避病菌一样对我避之不及。


事后去看,他们有这般反应,我能够理解:毕竟,那会儿我愤世嫉俗,怀疑一切,心态悲观,甚至懒得礼貌待人。


— Leonardo Santamaria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对他人的真实苦难,我能了解得更深了。在我的低谷里,我看到了这个世界的暗面,从前我一无所知。那扇通向现实的窗户打开,瘆人的景色映了进来,我便不再能够忽略痛苦和妄想。我的经历并不独特,但某种意义上,这段经历的意义得到了拔高,因为我除了是一个惨淡分手的普通人,还是一名哲学家。


作为哲学家,我知道看似明显的道理,远非永恒真理,获得真理要求严格的明辨与分析。因此,根据经验,我倾向于怀疑下面这种看法:即积极情绪等同于健康,而消极情绪等同于扭曲。有没有这种可能,在那些低落的日子里,我终于看见了世界的本来模样?


当你戴上“积极”的有色眼镜


在我沉沦之前,我的博士导师有个观点一直让我困惑。这位斯洛文尼亚科学和艺术学院的哲学家,名叫阿伦卡·祖潘西奇。在他看来,我们习以为常的追求幸福的奋斗,构成了一种压迫性的意识形态。为这个世界增添幸福的愿望,到底可能有什么错,有什么压迫可言?


三省吾身之后,我开始同意她了。环顾四周,我们的目标是:让自己和他人都保持永久幸福。过度宣传幸福所伴随的,则是那些与幸福相对之物蒙上污名。包括抑郁,焦虑,悲伤或失望。我们称这些情感折磨为同正常的背离,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一种需要治疗的病症 。悲伤的声音过不了内心的审查,因为这是种病。


美国心理学会将抑郁症定义为“一种常见而严重的疾病,会对人的感觉,思维方式和行为产生负面影响”。光是“抑郁症”三个字就使患者感到羞耻,也意味着抑郁需要被治愈。很难说上述态度是治疗师和医疗机构主动采纳的,还是主流文化影响下的结果。无论何者,现今多数疗法都以将负面情绪悉数清除为目的。





各类消除负面念头的方法中,最有名的要数认知行为疗法,缩写为CBT,最初被设计作为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治疗手段。它基于精神疾病认知模型,由美国精神病学家亚伦·贝克在六十年代末发表[1]。贝克假设了抑郁是由消极的思维方式引起,后者被称为“致郁性思维”。抑郁之时,我们倾向觉得自己无药可救,注定失败,无人喜欢,缺少资格,无甚价值,应受怪罪,被人拒之千里。


负能量的世界观,你肯定也听过不少,“我长的难看,一无所长”,“没有人珍视我”,“我不抱希望,因为情况永远不会改变”,“事情只会变得越来越糟!”贝克认为,受到沮丧的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被扭曲,变得没帮助。CBT从业人员接受的训练,旨在发现并纠正扭曲的思想,引导我们向着快乐的终点跑步前进。


那个时候,在我那些被我远离的朋友的影响下,我去了见了一名CBT治疗师。如您所见,我并未完全康复,仍然觉得自己充满“致郁”思想。我对该疗法的感受经历了变化,先是渴望信任自己,也信任治疗师的处理,后来我对这种渴望感到生气。我觉得,他好像在有意说着那些我想听的话,就像面对一个需要安慰的孩童,讲着愉悦的睡前故事,以远离周遭的严酷现实。


GEORGE MUSSER


“致郁”思想无甚愉快,甚至难以忍受,但未必意味着它们呈现的现实遭到了扭曲。有没有这种可能:现实确实一塌糊涂,而当我们陷入抑郁,那些粉饰太平的错觉,就被我们丢在了一旁?


反过来,会不会积极的思考反而是一种对现实带有偏见的理解?如果当我低落时,我能从中学到一堂教训,而我又无法以更低的成本去学到它,那又如何?当不切实际的幻想退潮,现实那些冷峻的岩石露出水面,我焦虑的源头会不会正是后者?要是在我们沮丧之时,能更准确地感知现实,又怎么讲?如果我对幸福的需求,和对缓解抑郁的心理治疗的需求,都建立在同一种幻像之上,该怎么办?有没有可能,所谓的黄金治疗准则,只是给人慰藉的伪科学?


什么是“积极错觉”


人的日常思维有许多偏差和曲解,这点为现代心理学所承认。但是一般会将这些偏差置于积极性的框架内来理解。简言之,主流意见认为,只要不干扰到积极的心绪,那些平常的错觉就是健康的


“积极错觉”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八十年代一篇心理学论文[2],作者为南方卫理公会大学的雪莱·泰勒,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乔纳森·布朗。积极错觉是常见的认知偏见,它基于那些不切实际的有利想法,关于自己或者他人,关于身边处境和周围世界。积极错觉的类型包括不切实际的乐观,虚幻的优越感,自以为事情尽在掌握。


这种优越感使我们高估了自己相对于他人的能力和素质。一份又一份研究表明这种错觉相当盛行[3]。大约75%至80%的人认为自己在几乎方方面面都高于平均水平,无论是智商,学业能力,工作表现,还是对偏见的觉察力,浪漫关系中的幸福感。但是,无情的数学告诉我们这绝非事实,所谓“平均”就意味着,绝不可能每个人都高于平均。


James Lipnickas


今天的积极主义趋势可以追溯到昨日的宗教,后者曾为大众提供生活的指导和灵魂的救赎,为世界描绘了美好图景,提供了完满结局。在世俗世界,心理学填补了宗教消退所留下的空白,得以为人们提供解释,提供生活会更好的希望。替代了宗教的心理学,仍然完整保存了基督教传统的诸多特点。情感顾问或者咨询师扮演的角色,要求我们定期见面的规定,像极了牧师主持礼拜,听取忏悔。


无论咨询师或牧师,他们都具备权威,宣称您出了什么问题,并告诉您如何解决。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认为心理治疗起源于牧师之职,教会提供指引和关爱的首要目的,便是达到个人救赎。


当代丹麦学者,安德斯·德雷比·索伦森(Anders Dræby Sørensen)指出[4],我们欲摆脱痛苦和焦虑,并最终找到幸福的这种现代愿望,至少部分源于从世俗苦难中解脱,上到天堂的宗教观念。在世俗世界里,救赎已成为我们凡人生活的主线任务。天堂不再是一个脱俗的高处,而是关于追求彻底的,完全的幸福。我们这个时代正致力于把人间建设为天堂。


与宗教及其所呼应的心理治疗相比,哲学显得如同异端邪说。病得最重的患者要数德国哲学家亚瑟·叔本华(1788-1860),他认为痛苦无可避免[5],并且是你我存在的关键要素[6],并以此观点闻名。在他看来,存在并无意义或目的,漫无目的的奋斗推动着生活向前,而这种努力永远无法带来充实和满足。


他颠覆了我们积极向上的世界观:我们生存的默认状态不是那偶尔被痛苦打断的幸福。相反,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刻骨之痛,一种无尽的哀悼。叔本华声称,它永远不会变得更好:“今天很糟,明天会更糟……”叔本华认为,拥有意识让人类处境更加艰难,因为有意识的生物对痛苦的感受更加剧烈,并能够反思自身存在的荒谬性。


“定会有人告诉我……我的哲学毫无慰藉可言——因为我实话实说。人们宁愿求心安,相信主的一切安排都是好的,”他在《论世界的苦难》一文中写道。“那么去找祭司好了,别来烦我们哲学家。”



另一位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也没有提供太多慰藉。他称焦虑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状态之一,并区分了真实的生活形式和非真的生活形式。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非真的生活状态,淹没于琐事,烦恼与担忧。我们对徒劳无功和存在意义的疑问,被日常的喧嚣所盖过。


我们去上班,带孩子,处理人际关系,打扫房间,上床睡觉,然后明日再做一遍。我们周围的这个世界似乎合理,甚至很有意义。但是,真实的生活只有在焦虑中会浮现。然后,我们开始具有自我意识,得以开始自由思考,拒绝社会加诸于我们的由大家共用的幻象。在海德格尔看来,焦虑代表着一种适当的的哲学情绪。


挪威思想家彼得·韦塞尔·扎普夫(Peter Wessel Zapffe,1899-1990)在哲学悲观主义的方向上走得更远。他说,人类意识不幸发展过度,导致了存在主义焦虑*。扎普夫在他1933年的论文《最后的弥赛亚》[7]中将人的意识称为“一个生物悖论,一种荒谬可憎之物,一个不幸特质的过度放大”。人类发展出的这一需求已经无法满足,因为自然本身并无意义。他认为,为了生存,人类必须抑制这种破坏性的意识过剩。这是“社会适应的前提,也是获得所谓'健康正常的生活'所包括的各种东西的前提”。


扎普夫提出了人类发展出来的四种普遍防御机制:


  • 隔离(isolation),压制造成纷扰的思想,克制破坏性的感情;

  • 锚定 (anchoring),构建更高的意义和目标。集体锚定的例子有:“上帝,教会,国家,道德,命运,人民,未来”。抛下心锚为我们提供了心理上的安稳。其缺点在于,当我们看穿其中幻像时,必将感到绝望。

  • 分心(distraction),将我们的思想和精力集中在某个想法,专心于某件事,以防止心灵对自我进行反思。

  • 升华(sublimination),让消极的冲动转化为积极的行动。例如,跳出自己的存在主义悲剧,并将我们所觉察转变为哲学,文学和艺术。


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和哲学家们一样,反对宗教信仰。并且声称其意义在于满足内心婴儿期的情感需求。据传他曾对同事桑多·费伦茨表示,“神经病人是群乱民,他们仅有的优点是为我们提供经济支持,让我们从他们的案例中学习;精神分析作为疗法,可能分文不值。”


— Daniel Liévano


弗洛伊德对心理治疗不抱乐观,因此不愿承诺病人能收获幸福。在1895年的《歇斯底里症研究》中,他许诺精神分析可以将歇斯底里的痛苦转化为“常见的不幸”。弗洛伊德的目标是帮助患者接受并反思生活,我们那充满苦难的生活。不是什么缥缈高处的,而是这尘世间的生活。


抑郁现实主义


尽管心理学理论转而拥抱了积极性,依然有一个分支关注悲观主义的哲学传统,弗洛伊德本人就是支持者之一。就称之为“抑郁现实主义”好了,这个词的提议者是美国心理学家劳伦·阿罗伊和林·伊冯娜·艾布拉姆森。他们1979年发表了一篇论文,副标题为《伤心多一点,更明智一些?》*。他们认为,从抑郁之人的眼里看去,现实总是更加清楚透明。


*校对注:这篇文章在后来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后来研究人员的复制尝试有的成功有的失败。2007年的一篇文章重新研究探讨了这一系列的实验,他们认为1979年这篇论文找到的效果其实与理性无关,而是可以归结为抑郁者更容易说不,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探索:http://suo.im/6ogAiv


宾州坦普尔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这两位研究者,通过测量控制错觉来检验他们的假说。在面谈了一帮本科生之后,他们将学生分为抑郁组和非抑郁组。实验中,每个学生可以选择按下按钮,或者不按,同时收到以下两种结果之一:绿灯亮起或不亮。实验设置为各位被试提供了对按钮亮灯不同程度的控制,从毫无关联到每按必亮。


完成测试后,他们被要求分析他们对结果施加的控制程度,即因他们的按钮动作而打开绿灯的次数比例。事实证明,悲伤的那些学生更理智,对自身所施加的控制程度,他们能判断得更准确。作者得出的结论是,沮丧的学生不容易有虚假的操控感,因而表现得更加实事求是。另一方面,非抑郁组的学生高估了他们的控制程度,由此在自欺欺人当中提升了自尊心。


 “抑郁出现实”的假说仍然存在争议,因为它向CBT的根基提出了质疑,后者认为抑郁者的思想偏见更多,因此必须加以治疗才能回归现实。但是后续的研究支持了我们的假说。例如,澳大利亚社会心理学家约瑟夫·福加斯(Joseph Forgas)及其同事指出,悲伤增强了明辨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它可以帮助人们减少判断时的偏见,提高注意力,增强毅力,往往会让思维方式更倾向于怀疑,并留心到更多细节。


反过来,积极的情绪会带来不那么花力气和不那么系统的思维方式。快乐的人更倾向于接受刻板印象,并相信简单的陈词滥调。他们更多地“随波逐流”,并且更容易由于偏见在社交中做出误判。



另有学者研究了抑郁症的进化优势。例如弗吉尼亚联邦大学的保罗·安德鲁斯和弗吉尼亚大学的J·安德森·汤姆森,对于视抑郁症为失调和生物学功能障碍的医学观点,他们提出了质疑[8],并认为那是进化带来的适应。其作用在于发展分析性的思维机制,并协助完成复杂的内心工作。沉郁的反思可以帮助我们专心处理眼前难题。


发烧会令人一时慌张,但它本质上并非坏事。与之相似,抑郁会导致身心功能的受损,从而影响生活的方方面面,工作、人脉、以及性生活。然而,发烧虽然不愉快,但并不是身体出故障的结果。相反,它是对抗感染的重要机制。发烧引起的损害是正在御敌的人体系统权衡利弊下的适应性结果。同样,沉郁的反思乃解决问题之道,它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推动对问题的分析[9]


在08年出版的著作《Daseinsanalysis》中[10](大意:对人之为人的研究),爱丽丝·霍尔热·昆兹(Alice Holzhey-Kunz)这个以存在主义为导向的当代瑞士精神分析学者,将目光投向海德格尔对生活形式所作的区分:真实活法和非真活法。她声称精神上的痛苦其实是幻灭的征兆,体现了我们与存在之现实作的对抗。从这个意义上说,抑郁与其说是失调,不如说是人类存在之虚无性的大爆发。在这种语境下,那个或可称为“不真实的活法”的较为欢乐的版本,就很难称之为病症,因为它通过日常工作,通过强调共性带来的遗忘,对抗着我们对自身存在的敏锐觉察。


直面真实


尽管分手带来的抑郁并没有上升到存在主义危机,它依然是我此生中对我的观念影响最深远的经验。它以不可逆转的方式改变了我的生命,在我心上扎了深深一刀。今天的我比从前更悲伤,也更自闭了。


啊,如果这就是破除幻想的代价,得以不受限地认清现实的代价,那该怎么办呢?我们可能正是在往那个方向前进。有研究表明,存在主义焦虑和精神困扰的发展势头,正在世界范围内上升,尤其在现代西方国家。也许我们追逐幸福,正是因为幸福不再抓得住?


我们深陷的恶性循环只会伤我们更深。这个循环便是对幸福无止境的追求,和达到理想状态的不可能。一条可能的出路是接受我们那更清晰透彻的意识水平。当我们到达忧郁的心灵深处,会发现浮于表面的幸福,相当程度上,不是真正活着。心理健康,积极心理学和CBT之类的主流心理疗法,都要求我们保持沉默,屈服于自己的幻想,直到我们死掉。


— Supriya Bhonsle


最后,亲爱的读者,我必须对您说的是,我猜当您阅读本文时,您肯定心里默念着“对对,但是……”(“对,生活凄楚,但也有很多美好事物”)。这个“但是”是对吓人想法和负面见解的自动反应。这个“但是”说明了我们积极的心防机制已经启动。在撰写本文时,以及生活的多数时间,我都遭遇着重重困境。离开了这种保护性的心态,我们恐怕没法活到现在,可能早已自寻解脱。


我个人的小建议是去主动探索幻灭,走出积极性的荫护,从而体验生活的另一片疆域,不要等到你认定此生无望。下次,在您灌下酒精,或是求助于亲朋好友,心理咨询师,求助于那些帮助确认人生价值的做法时,请记住,几乎所有建构的意义——工作、体育、向耶稣敞开内心——本质上是虚幻的。要想避免依赖错觉逃避生活,则需尽力探索幻灭之境,这样对于赤裸裸的现实,坚硬确切的生活,你就有了更强的耐受力。如果成功的话,您将摆脱虚假的积极和束缚的锁链。


当然,我们或许最终也无法解放自己,摆脱不了痛苦,也无法抛却幻像。生活是地狱,似乎没什么天堂在等着我们。而这样的生活,本身就是解放之路。毕竟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失去。


参考文献:

[1] https://www.upenn.edu/pennpress/book/14502.html

[2] https://psycnet.apa.org/record/1988-16903-001

[3]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14792779343000040

[4] https://tidsskrift.dk/sygdomogsamfund/article/view/4153

[5] https://aeon.co/videos/the-intellectual-legacy-of-philosophys-greatest-pessimist-life-is-suffering-art-is-supreme

[6] https://aeon.co/ideas/how-schopenhauers-thought-can-illuminate-a-midlife-crisis

[7] https://philosophynow.org/issues/45/The_Last_Messiah

[8]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734449/

[9] https://aeon.co/essays/cheerfulness-cannot-be-compulsory-whatever-the-t-shirts-say

[10] https://www.karnacbooks.com/product/daseinsanalysis/37795/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神经现实(ID:neureality),作者:Julie Reshe,翻译:陈小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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