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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青年志Youthology,原文标题:《曹斐:去田野,不要生活在二手信息的海洋里》,头图由艺术家、维他命艺术空间及 Sprüth Magers提供。
过去几周,我们不断从身边年轻朋友口中听到曹斐的名字。
“我陪朋友二刷了她的展。”
“为什么曹斐在十几年前的作品,恰好切中了我们今天的处境?”
“想跟她探讨,她是怎么看待过去、今天和未来的。她看到的未来是什么样的?”
曹斐,是中国最杰出的当代艺术家之一。她的作品记录了全球化浪潮下中国社会的时代变迁,同时又充满了情感丰富的个人化表达。作为多年的朋友,我们认真看了曹斐在北京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中期回顾展“时代舞台”。这个展览本身作为一件作品,帮助我们更深的理解了她在作品中一以贯之的,对时代情绪的敏感捕捉,对个体的关切,对身份和角色的反思和重构。
看完展览后,我们去到曹斐工作室,和她聊了聊,作为艺术家,她的发问和探寻,她如何保持创造的热情,如何不断敏感地提前捕捉到未来的时代情绪。
Zafka和Lisa在曹斐工作室
漫游式观展
“观众进来会先懵一下,然后去探索。田野是你自己找出来的。”
对于这次的展览,我其实没有很强的策略心态。很多回顾展会有明确的出入口,按照时间线去划分展区,讲述艺术家在每个阶段的创作,并以此进行阐释;又或是梳理出一条线性的知识谱系,观众在里面走完一圈,就被动习得了一套知识。
但我觉得这样会让人失去好奇感。因此我构建了这样一个空间:有花园,有茶铺,还有大排档的椅子,就像城市、工厂车间或者社区的一角。它是一个可以连接人与人的聚落,人们会被吸引进来,在这里停留、散落和闲逛。
“曹斐:时代舞台”的展览现场 ©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开幕当天,我藏在人群中观察,发现无论是媒体,还是普通观众,刚开始都聚集在被中庭环绕的花园里,然后就发懵了,不知该去哪。就像被丢进了森林,失去了焦点,这时你不得不调动敏锐的感官去探索,找一个地方待着,和每个作品遭遇。
所以小孩会觉得好玩,因为它像一个迷宫;年轻人也会被像 hiphop 这样的音乐吸引过去,带着好奇开始探索。我看到一个评论写道:“每个房间就是一个盲盒。掀开一个帘就是一个世界,里面可能是《不安之岛》,也可能是《La Town》。”每一个世界都叙述着一个故事。如果用传统的导览方式“教”给你,也就失去了这种充满未知的漫游感。
类似《三元里》呈现出的漫游感,是需要观众自己去寻找和探索不同的议题的,而不是像老师带着一群学生去做田野调查,然后大家就一头扎进了田野。我觉得田野是你自己找出来的。某种意义上,整个展览也是在呈现我这二十年来创作的田野。
新冠疫情的特殊时期也在“时代舞台”之中显现——作品《不安之岛》记录了曹斐在2020年因为疫情爆发与家人困于新加坡公寓之中的隔离经历。©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作品如同我情感的抽屉
“整个系统就在要求我们收敛情感,但我对此感到厌倦。”
在创作《谁的乌托邦》前,工厂对于我们来说是未知的。我是带着问卷去的,还让工人跳舞,他们对此也有所回馈。我被卷入到了这样一种互动中——不仅是身体性的介入,也是情感性的介入。这让我无法做一个纯粹的观察者。
从传统意义上的纪录片法则来说,这么做绝对是在干预现场:你怎么能让他们跳舞呢?按理说,我不应该出声,不能在现场起作用,就算他们当中有人摔倒了也不应该去扶。
不同媒介的介入方式有所不同。比如画风景的时候,风景在那边,创作者和田野之间保持着一段距离,而风景到了纸上又是另外一番光景。对于研究者来说,他们的很多工作其实是要求去情感化的,最终的成果可能是一个理论化的研究报告。
在当代艺术中你也能看到许多去情感化的东西,整个系统就在要求我们收敛情感。尤其当代艺术的背后有像哲学这样的理论系统在支撑着,其实是在将人的情感往后拉。它有意强调一种留白的美学,与表达对象保持着距离。我对这些东西感到厌倦,并且尽可能要求自己不去这样做。
曹斐,《谁的乌托邦》(静帧),2006,5:4彩色有声单频影像,20分20秒。图片由艺术家、维他命艺术空间及 Sprüth Magers提供。
在创作影像的时候,情感会随着画面一起流动,并感染荧幕外的每个观众。我觉得也恰恰是因为我自己的性格,有很丰富的感知,所以才能汲取对象反馈给我的情感。
所以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个和我毫无关系、彻底抽象的东西。恰恰因为在创作过程中它和我发生了情感,如果要经常面对自己的作品,其实是很残忍的。
比如我拍的《父亲》。有次,在央美跟一群新年级的学生放映,我突然就想放这部片子,也许是因为我很久没见他,又或者太久没去处理父女间的情感,我想通过这次放映来重温那种关系。看到片尾的时候,我没想到自己当着所有学生的面就哗哗地哭了。影片结束后也没有人敢把灯打开,直到我安安静静地哭完,我们才继续上课。
对于我来说,每一个作品都是我情感的一个 inventory(抽屉)。因为当时有那样的情感,我做了那个作品,把情感折叠起来,放到作品里。作品结束了,我的情感被很好的收到inventory里,我就被释放了,又有了前行的力量。
科幻长片《新星》放映于一片沙滩场景之上。整个项目多层次地展现了社区的前世今生和不定的未来,融合现实、历史与科幻,刻画出个人乃至集体的时空遭际。摄影:Stefen Chow。©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把二手信息的海洋中谈何创作?
“把自己困在白盒子里,做一些抽象的东西。我不反对,但是觉得乏味。”
那种松弛和丰富的情感,可能来自于天性,也和时代环境、父母的教育有关。我是1978年生人,也就是改革开放那一年。那时父母已经40多岁了,可对于他们来说,新的人生才刚刚起步,因为所有新的、开放的东西都涌了进来。而在今天,你很难想象一个人到了40岁,人生才开始发力。
我的童年是在松散自由的氛围中度过的,父母们都忙着吸收新鲜事物,也没有太多时间管我。我的母亲是一个艺术老师,那时她经常带学生去广东渔村画画,在她年轻上山下乡时,认识了很多渔民。他们刚认识的时候,这些渔民还是出海打鱼的少男少女,后来很多都结了婚、生了小孩。但还是和过去一样,我母亲和她的学生分散着住在渔民家里。我们一家有时候也过去玩耍,他们要来广州治病的时候,也会住我们家。
我觉得我对个体的关切是来自某种传承。我母亲并不是在渔村画完画、教完课就拜拜了,而是建立了一种跨越两代人、胜似亲人的关系,特别有趣。
曹斐,《亚洲一号》(静帧),2018,单频录像,63分20秒。图片由艺术家、维他命艺术空间及 Sprüth Magers提供。
在今天,对于90后、00后这样的互联网一代来说,可能很难建立这样的联结。互联网让人们丧失了对日常的关注与关切,也在逐渐消磨我们对具体的人的感知。我们对人的感知来自于语言、图像、视频等一系列被编辑过的二手信息。现在很多小孩爱看的都是三维的动画,没有真人,每个人的行为已经被抹平到由电脑程序建构的一个个动作里。
导演和表演,都需要对真实生活有所体察。最近我让一个学生演保安,他怎么演都不像,并不是说他不用功,他是一个学霸,但他只能演他想象中的保安。包括我之前去造访了很多欧美高校的 studio,非常失望。我说为什么学校给你们这么好的条件,你们就天天呆在这个3x3平方米的白盒子里,做一些很抽象的东西。他们会把一个针放在桌子椅子上拍张照,然后问我觉得这个摄影怎么样?
我不反对这样,但太多这样的陈例会让艺术创作的角度越来越窄,窄到无法迈出去田野的那一步,只能呆在舒适区。这种舒适既包括上一代所营造的生活,也包括信息的丰富带来的选择。我们沉溺在信息的海洋中,在创造的时候咀嚼同样的信息,最后再吐出你自己消化后的信息,它不就是一个闭环吗?
所以说创造力的匮乏与丰盈,和人们的生存处境有非常强的关系。我其实给不出一个答案,只能鼓励我的学生去田野。因为我的研究生非常少,一年就两三个,然后我就扔他们去田野,而他们也有行动力。比如一个学生对龙虾学院感兴趣,TA就去研究龙虾经济;也有人对鞍钢感兴趣,TA就扎进鞍山,去了解鞍钢的历史。
去田野是一个洗涤的过程,也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如果丧失了去田野的能力,也就失去了接待陌生人的能力,无法去处理陌生世界的时空。
曹斐,《霾》(静帧),2013,16:9彩色有声高清单频影像,51分46秒。图片由艺术家、维他命艺术空间及 Sprüth Magers提供。影片以北京的雾霾为起点,取景于她所居住的社区,将荒诞的丧尸景观投射于日常生活的背景之上,构建出一部重叠于中国现实的魔幻情景剧。
历史本就包含着未来
“红霞影剧院,就像一个洞,我要进入到这个时空里去探险,要卷入到过去。然而我关心的问题就在当下,创作中又指涉未来。为什么要去讨论一个虚无的未来呢?”
创作自然也会涉及历史。虽然我不是历史学家,但是我有历史感。要相信历史,因为历史就是一个拉开,包括了过去现在未来。有了历史感,我们就不会困于一时一地一物,恐惧于某时某地某刻,对很多问题就会释然。
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你会在历史中体验到当下的可能性。红霞影剧院,就像一个洞,我要进入到这个时空里去探险,要卷入到过去。然而我关心的问题就是在当下,创作中又指涉未来。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历史的迂回与重复。有了历史的参照,才会觉得今天的奇妙。同时,所揣测的某种未来,有可能就是过去。
人类的发展史并不一定是线性、正向的文明发展累加,它可能会倒退,也可能会毁灭。虽然人们已经在预测什么时候可以去火星了,但可能一场战争就会把大家带回农业时代,就像亚特兰蒂斯文明一样,被埋藏在海底。很多的未来在过去,在化石里。
所以,为什么要去讨论一个虚无的未来呢?
曹斐围绕北京东北四环外的红霞影剧院及周边社区展开了广泛调查,了解到背后的苏联援建历史、中国早期电子科技发展史和整个社区的兴衰起落。©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