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简单心理（ID：janelee1231），作者：江湖边，编辑：kuma，头图来自：《脱口秀大会》第四季

《脱口秀大会》第四季有场比赛，主题是“没关系，我们都有‘病’”。脱离好不好笑的层面，这是一场很有公共卫生意义的秀。你知道，单口喜剧在消除心理病耻感的作用上，可能比我们这些吭哧吭哧写科普的人强一点（强多了）。

在那场比赛中，Rock讲了抑郁，徐志胜说自己色盲，晓卉讲了容貌焦虑……但“一看就知道不正常”的人，是小佳。小佳，出生时大脑缺氧，落下神经系统疾病，说话有些口齿不清。在台上走动时，也能看出肢体语言和多数人不同。他说：我们都有病，只是我的比较明显。

虽然负面经历是大多单口喜剧人的创作缪斯，但小佳甚至把“被霸凌”的经历都编成了段子：

“我童年遇过很多校园霸凌，每次下课走廊里一排同学，只要我走过去，他们就开始笑跟起哄。现在想想就觉得好幸福啊，它比脱口秀简单多了。”

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是不能开玩笑的”。

和这个行当的许多前辈一样，他把脱口秀当作“通往自我和解之路”。他试图让观众感受到自己对痛苦的释怀，发生一些共振。最好，还能够笑出来。在这份工作中，他不再仅仅被视为标签中的“缺陷者/残疾人”。他有了多重的、立体的身份。一个有可能超越标签意义的、收获正向刺激的身份。

因为在脱口秀舞台，“不好笑，才是一个人最大的缺陷”。

“褒义夸奖”，也可能是一种伤害

小佳调侃自己：“脱口秀演员分成三种类型的选手。文本型的、表演型的，还有我这种感动中国型的”。他站上舞台，常常被表扬“励志、正能量”。没说几句，观众眼圈红了。好多人给他私信：小佳，你好棒，好坚强。给我好好活下去！

这些夸奖听起来是关心，但也一次次强调了身体的缺陷。

还有人怀疑，话都说不利索，也能讲脱口秀？

李诞在一份工作手册中认为，作为表演者，“最重要的是风格”。“你可以表演强，也可以文本强，你可以害羞，甚至可以话都说不利索，只要形成了风格，就是一个好脱口秀演员。”

美国出了名的脱口秀演员 Drew Lynch 说话也不利索。

有几次在舞台上，Drew Lynch 刚好在最搞笑的地方结巴了几下，结果现场更炸了（真的，有空可以看看《我的Uber司机叫法克鱿》这场）

他小时候被垒球砸中，造成语言能力损伤。从事这行，自然会担心人们更在意自己的口吃，而不是表演。

对于这类演员，观众面临的是道德上的叩问：“开身体缺陷的玩笑，在伤口上撒盐，我能不能笑？”

关于开什么玩笑，在多大程度上进行自我暴露的问题上，这是一个选择。小佳触碰的是自己有勇气面对的部分。“所以，默认可以笑我”。他清楚，“当一个人没有做好蹦极的准备，怎么喊加油都是没用的。”

“脱口秀是自我的对峙，需要的是直面的勇气。处理不好，站在台上就变成抱怨和哀怜。”

精神分析学者弗洛伊德认为，喜剧演员讲笑话，是一种缓解焦虑的方法。它也有点像心理治疗：通过创造点什么，来获得一种“重新讲述故事”的权力感。这是一种“控制（我掌控了我的叙述）”和“失控（观众什么反应未知）”的微妙平衡。

但小佳告诉简单心理，私底下，他其实最不喜欢别人问身体方面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在听完回答后，紧接着会说一句：“你一定过得很不容易吧”。还有些上了年纪的人问他：“你这样，小时候爸妈没想过再生一个吗”？

“在他们的理解当中，一个人有身体残缺，就代表这个人的未来前途都是无望的。很多家长就是抱着这种想法，放弃了对自己孩子的培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观念。”

这是一种偏见，似乎暗示身体障碍的不可逾越。且或多或少反映了提问者对“缺陷”的强调、抵触和排斥，以及，对“人”的漠然。小佳说，“其实我过得特别好，甚至比问那些问题的人还要过得好。”

看到所谓“缺陷”之前，先看到这个“人”本身

小佳感谢他的第一个初中班主任，因为对方一视同仁。“她鼓励我，做错事情也照样批评。就是让我感觉，我是在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眼科医生陶勇接触盲人近二十年后，也有类似的体会：

“不仅仅是盲人，所有的小众群体——其他残疾人，患有某些疾病的人，如艾滋病患者、白血病患者、乙肝患者等——比起同情，他们更需要的是平等，这是一种对尊重的渴求。盲人不愿意大家把他们当作一个无用的、特殊的人去对待，他们同样可以自理，可以学习，可以为社会贡献价值。”

提到残疾/身体缺陷时，美国心理协会（APA）敦促人们“把人放在第一位”，并避免在语言中以有害方式提及残疾。

像“中风受害者”这样的说法并不是无害的，因为它暗示一个人软弱或被动。同样地，把残疾人放在神坛上（“身残志坚！真正的英雄！”）也不是好主意。无论是正面标签还是负面标签，这些所谓“不包容的语言”，本质上是在隔绝、推开、限制ta们，认为ta不是我们所属群体的一员。

图 / 《鱿鱼游戏》

它只关注一个人的某个方面，即“残疾”，而忽略了ta们的其他角色和属性（比如性格、教育、性取向、人格发展）。

所以，什么是“包容性语言（Inclusive language）”？

残奥会的一支宣传片，很好地传递了“平等对待”的重要：

虽然被奉在神坛上很好，怜悯也可以忍受，但我们并不“特别”……这不是真实的我们。只有当你把我们当成你们中的普通一员，才能打破分隔彼此的屏障——我们是地球上的15%，那可是10亿人呢！

如果你身边也存在这样的残疾人，可以这么对待ta（根据美国心理协会和澳大利亚残疾人协会网络出版的一份语言包容性指南综合）：

1）别假设ta们需要“一生受苦”

仅仅因为一个人经历了残疾，不意味着ta成为了受害者或是值得同情的人。避免使用任何具有负面含义或暗示残疾人正在受苦的词（比如“一生被限制在轮椅上”，请直接说“使用轮椅”）。

2）ta们也不是英雄

过度赞美也是一种歧视（比如，学游泳的残疾儿童被称为英雄，没有残疾的儿童被称为正常）。残疾人存在的价值不是“鼓舞人心”，不是每个人都期待被好奇，或是成为榜样。暗示ta在做日常活动时是超人，是种高人一等的行为。

英国 Channel 4 为里约残奥会制作宣传片名为《我们是超人》（上）。到了东京残奥会，打破刻板印象变成了《我们是凡人》（下）。

3）从关注人的“障碍”，转向关注环境的“无障碍”

认识到残疾人所面临的许多困难，其实是一种“环境不适配”所导致的障碍。比如：无法独自更换饮水机水桶，不是因为ta力气太小，而是水桶size不合适。

4）强调能力，而不是局限性

比如当你描述一个不适合外出的残疾人时，称呼ta为“一个在家工作的人”就好了，不必强调“只能在家工作”。

5）把人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残疾本身

残疾不该成为一个人的压倒性特征。所以，避免暗示该人作为一个整体是残疾或有缺陷的。不要用残疾来给人贴标签（比如病人），除非是需要使用它的情况。因为贴标签是一种物化行为，会导致人们主要从残疾的角度来看待人——残疾成为ta身份的基本方面，从而让ta的其他属性（个性、能力、兴趣等）在显性特征条件下处于次要地位（Dunn，2015）。

6）放轻松啦，别因为怕说错而什么也不说

也不必介意语义和政治正确而变得过度紧张。不确定的时候，问问ta们希望别人如何对待自己，或者倾听ta如何谈论自己。

弗吉尼亚大学社会心理学博士Dana S.Dunn认为，残疾是多样性的一种形式（Dunn&Hammer，2014）。以及，几乎每个人都会经历一些暂时的残疾（只要你活得够久）。

Dana Dunn 曾任APA心理残疾问题委员会（CDIP）成员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遇到功能挑战的可能性也在不断增加：

• 当人们经常进行的活动（如行走、阅读、说话）受到某种限制（或无法以惯常方式进行）时，就会出现残疾；

• 先天失明的人有残疾；

• 大脑右半球中风，左腿活动能力差的人也有残疾；

• 那些由于神经递质5-羟色胺水平失调而患有慢性抑郁症因而无法工作的人呢（或糖尿病、情绪障碍等“隐性残疾”）？那个人也可以说是有残疾。

因此，残疾应该被视为最终会影响到几乎所有人的东西。或者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在某个时刻、某个阶段成为“缺陷者”。

小佳还在采访中提到了“特别高兴的时刻”。有人对他说：没想到你还有这一面；你在台上的表演状态让我忘了你其他方面不足。“这代表着别人对我的看法更全面，更立体，而不是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我。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是批评，都会让我觉得ta把我当成是一个普通人”。小佳说。

他和所有脱口秀演员一样，需要面对精心设计的包袱掉在地上、整场冷掉的尴尬。不必同情，“这是所有人都会遇到的事”。

如果他的段子扑了个空，就让他像所有脱口秀演员那样扑空。如果他淘汰了，就让他像所有脱口秀演员那样去想想：自己的段子哪里出了问题。如果他赢得了荣誉，别对他说“你好励志”，或许你可以说：“你真好笑”。不用太小心翼翼。

对残障人士最大的尊重，就是认可“他们在本质上跟大多数人没什么不同”。

参考文献

APA：Guidelines for Nonhandicapping Language in APA Journals

Dunn, D. S., & Andrews, E. E. (2015). Person-first and identity-first language: Developing psychologists’ cultural competence using disability language. American Psychologist, 70(3), 255–264. DOI:10.1037/a0038636

Dana S. Dunn：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Disability

万能编辑部：逆袭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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